◎一、平均
关于民主的建立，惠特曼提出了两条法则（或者说两条原则），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一、平均法则；二、个人主义原则（或者说是个人至上原则，或者称之为个性原则）。
平均法则我们都非常了解。所有涉及平等和社会臻于完美的空泛议论无一不是建立在这条法则之上的。人权，人与人平等，人类社会的可完善性，所有这些动听的抽象概念过去都曾经一度极其激动人心，而这一切，却又都是建立在平均这样一个糟糕的小小的假使之上的。
什么是平均？正如我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动物。这纯粹是一种抽象。这样人类就会降低到一种数学上的单位的水平上。这样每一个人就只是一个个体，一个单独的个体。而这，也就是平均据以成立的前提。
让我们来就这样一个神秘的个体，就这样一个神秘的单位，就这样一种平均来进一步作考察，让我们来就其物质上的属性作考察。让我们把一个平均的人，把这样一个怪物放在桌子上，然后，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样的吧。这完全是一个怪物。他有两条腿，他有两只眼睛，他有一管鼻子——这一切，都确定无疑。他有一个胃和一具阳物。他是小小的一个生物体。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他是一个单位，他是一个本体。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呢？假使说他是一个器官，那他就应当有一个目的。这个问题尽管现在提得还为时过早，但将来却一定能够作出解答。他有一张嘴，他被造出来就是为了吃东西。他有一双足，他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行走。他有一具阳物，他被造出来就是为了再生产他那个物种。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可厌的小牲畜啊，他这个平均，这个单位，这个小矮人。但他总有目标。用来度量，他总有用处。而对一切平均来说，度量就是目的。平均并非作为一种典型为人所创造发明出来的。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确犯了可笑的错误。他的被创造发明出来是为了作为一种计量的标准。象一米、一克或一个英镑一样，他的被创造发明出来是为了作计量的标准的。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除此而外，他的存在没有旁的事情。他从来也不会想到受人尊重。我们啊，是一群多么可笑的、具有物神属性的野人啊。
我们用长一英寸的直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房子有多大。我们不会进而说这管尺子是象征统治地球和所有星辰的权杖或王节。但我们对这个小小的、被我们创造发明出来的计量标准，这种平均的人，这种一般的人却说得很多。我们愚弄我们自己已经愚弄得够可以的了。
现在让我们把人的形象那令人目眩的外表剥掉来看一看它究竟为何物，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想让它干些什么吧。它象一米或长一英尺的直尺一样是一个数学上的量，它纯粹是由人脑子任意作出的一种规定。对于这一点，让我们明确下来。
但人脑子作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自身的目的。情况假定如此，那么，人脑子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其目的仅仅在于在必要的时候将此一有生命的人与彼一有生命的人进行比较；这正象金钱一样，仅仅是用来将一只羊腿和一卷济慈的诗集作比较的、由人所发明出来的玩意。金钱本身什么也不是。金钱只不过是人类欲望的一种既具任意性又具固定性的计量标准。我们错就错在把计量标准当作计量的对象并进而把我们的欲望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之上。这种实利主义何等荒唐啊。
现在来谈谈平均的人自身吧。他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于是你，约翰，你穿的裤子（指现成的）就会码子大一些；而你，弗朗索瓦，我亲爱的，码子就会小一些。这位平均的人也有一张嘴和一具胃，他每天要吃掉两磅面包和一盎斯肉。于是你，弗里茨，你的食量是超过一般标准的；而你，亲爱的埃米莉，你可吃不掉你应得的份儿。这位平均的人也有一具阳物。于是所有你们诸君，弗朗索瓦、弗里茨、约翰和基阿科莫，到了平均年龄（让我们姑且说是二十五岁吧）就可能开始来生小孩。
可不知为何，象这样一位平均的人却很不令人感到满意。他被设计得有欠完美。原来为什么没有由我们搞得完美无缺，这可令人感到诧异。不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把问题弄得混淆不清。一个平均的人既然必须作为一个完美的典型身着华美的服装处于受人顶礼膜拜的地位，那么平均，象这样一种东西我们又怎样能科学地建立起来？快把他从宝座上拉下来吧。他哪里是一个理想的典型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标准的造物，标准的衣着和标准的靴鞋适于它穿，标准的面包适于其肠胃，标准灯适合于它的眼睛，而标准油公司①也是因此为了提炼一加仑一加仑的油而忙得不亦乐乎。他被纳入了《国家度量衡法令》的范畴。
①“标准灯”即俗称的“美孚灯”，“标准油公司”即“美孚油公司”。
尽快地使他臻于至美至善吧，这个平均的、合乎标准的、处于一般水平的人。他有这样高，这样宽，这样深；他的体重有这么多英磅。他吃下肚去的东西应当是这样多，他睡眠的时间应当是这样长，他的工作量应当是这样大，他玩耍、爱、动脑子想、跟人争吵应当有定量，他必须看这么多的报纸，他必须生下这么多的崽儿。某位先生，某位社会经济学的教授，你可得赶快，请赶快为我们制订出一套关于完美无缺的平均的方案并且让我们在下个星期三以前就到手。在当前的条件下，他啊，其需要真可谓非常亟切呢。
你心目中的一般水平的人就是这样一副模样，他好比是裁缝师傅剪裁服装用的样板。所有你的关于平等的理想和想象中的人样儿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可人是不平等的，除非基于某些具有任意性的断然假定和某些可笑的由人脑子构想出来的理想，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人都是不平等的。话虽是这么说，但是，在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中，所有的人都一无例外终归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管鼻子、一个胃和一个生殖器。不论面对什么与之相反的意见，我们对以上情况都会坚信不疑。从事物发展的正常情况来看，凡人定会感到饥渴，定会睡眠，定会欢笑，定会感到悲哀，定会堕入情网，定会强烈地想跟女人交欢和从她身上摆脱。这样一种平均的人只不过代表了人的生理上、功能上、物质性和社会性的一切欲望和需要。物质上的需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平均的人就是人类物质需要的楷模。
请不要把所有精神上的、性质神秘的各种需要包括进来。这种种需要与平均是丝毫关系也挂不上号的。在这些方面你无法求得平均。对于肠胃，对一个人来说是粱肉当然不会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毒药。说得对，对于人胃，平均律当然适用。凡属幼小的哺乳动物都得吃奶，这一无例外。然而，就自由的、出自天然的本性而言，一个人口中的粱肉的确是另一个人口中的毒剂。在这方面你不可能求得平均。除非你要给每一个人带来毒害，否则，你是不可能有什么平均的。
什么人人平等和人权，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叫嚷一劳永逸地平静下来。社会的含义是人跟人要生活在一起。人与人应当在一起生活。既然要生活在一起就需要某些标准，某些物质上的标准。在这里平均就有作用。在这里社会主义和现代民主就有作用。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都是以人的平等为基础，而人的平等也就是均等。只要平均所代表的是人类真正的基本的物质上的需求（我们不是一再强调指出过么？这里所说的是基本物质需要），这样的说法就是可以成立的。社会，或者说民主，或者说任何一种政治上的组织或社团，这些东西存在的依据并非为了哪个个人，这些东西存在的依据从来也不应该是为了哪个个人而仅仅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平均从而使人与人生活在一起具有可能性。这也就是说，这是为了使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单位，作为一个平均数按其所需在衣、食、住、工作、睡眠、婚配、游玩等等方面得到适当的条件。而一切超出一般需要的东西，那只好通通由他独自去解决。
对生存的物质手段进行适当的调节，这就是国家存在的依据，除此而外，它并没有进一步的目的。国家是一种死亡了的理想。民族是一种死亡了的理想。民主与社会主义都是死亡了的理想。这些东西无一不仅仅是为了给人提供最低物质需要而弄出来的人为装置。这等等事物只不过等于一家家大旅馆或大饭店，每一个旅客寄寓于斯只不过是为了好去做星星点点的例行公事（步态悠闲只不过会使人产生生活安闲的印象而已），也正因为可以做出这种贡献，一个个旅客才会在这里在食宿等等上得到满足。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这些泱泱大国除了象规模宏大的粮食委员会、住房委员会一样是为了物质上味口大致一致的芸芸众生而存在，实在是说不上有什么重大意义的。当然，在它们的身上，其他的意义仍然有，这无可置疑。毫无疑问，作为个人，十七世纪的一些法国人会感到他们自己在石雕上和凡尔赛宫光辉地得到了表现。但现在人类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失去了集体自我表现能力了。说得对，人类集体表现的伟大发展向来都只不过是朝向纯属个人表现变为可能的一种进程。层次最高的集体主义其真正目标在于发扬最纯粹的个人主义，在于发扬纯粹属于个人性质的自发精神。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犯下将手段当作目的的错误，于是，本来是作为集体群众代表的总统们就反过来被看成是理想存在而不是社会的主要机器部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把国家以至国际主义的概念进一步拔高。我们要干的事情是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理想的外衣完全剥去，我们要让人们看到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物质性质的人为装置，其作用只不过是替无数的人提供住房、粮食和交通工具。提供住房，提供食物，还有交通方式以及路上的交通规则正象一家大企业以至一家旅馆与旁人的经营方式有别一样，你大可凭你的高兴可能搞得跟别人不一样。但情况也只能仅仅如此。现在的人再也不会在政府形式上表现自己了，在严格的意义上，总统也者，其实只不过是人民的仆役头目。事情发展的进程必将如此：意义重大的集体行为最终必将仅仅是纯属个人性质行为的一种辅助。一家家企业的建筑物可能堂皇但并不神圣。皇帝一词令人听起来会感到如此可笑就在于此。皇帝只不过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康采恩的总头目。他的上帝是他手上掌握的最令人不堪忍受的那一部分股票。货真价实的企业彼此间可以争吵，可以竞争但不会诉诸战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不是理想中的企业。因为它们仅仅是讲求实际的、具有物质属性的企业。只有理想中的企业才会彼此间兵戎相见，才会基于崇高的正义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但是，一家企业一旦假冒是一家合乎理想的企业并照此行事，那么，这可真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