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难道仅仅是玩具?是属于意识领域的玩具?

那么人又是什么?人是不是永恒的有头脑的孩子?

人难道除了是一种有头脑的造物就什么也不是?人难道只知道把玩被称之为书本的、被印刷出来的玩具来取悦于自己?

情况也确是如此。即使是最伟大的伟人也会把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制造绝妙的漂亮玩具。比如《匹克威克外传》或者《塔上的两个人》这样的玩意儿就是这样的。

不过情况并不仅止于此。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冒险家。

人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有意识的冒险事业。

冒险是从哪里开始,冒险将在哪里结束,这谁也并不知道。不过情况反正是如此:回顾往事,那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瞻念未来,谁也瞥不见终结的影子。我们这些人类意识的以色列人①相当可悲,我们在混沌世界的一片荒漠里迷失了道路,我们傻笑,我们喋喋不休,我们安营扎寨。我们并不需要继续向前。

①此处的意思是“上帝的选民”。

说得好,那就让我们安营扎寨,然后再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情形吧。当情况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个摩西,他一定会制造一尾铜蛇①。这一来,我们就会重新启程了。

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冒险家。从远古的时代起直到遥远的未来,人对于人的道路一直在进行思索。从前的人惯于以木石的小小造型来反映他们的思想。以后,人用方尖碑、粘土板和莎草纸上的象形文字来反映他们的想法。现在的人是把思想放在书本里,听其在封面与封底之间存在着。

一本书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会在封面与封底之间被封闭的那样一种方式和状态。当人们必须在石块和方尖碑上记下他们思想的时候说谎相当困难。阳光实在太强烈了。但为时不久人们就可以在地窖里,在秘密的洞穴里,在神殿里进行他们的冒险活动,在这样一些地方人可以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人可以自己对自己制造谎言。一本书就是一个地下洞穴,这个洞穴有两口盖子。在洞穴里说谎话,这样的地方真是完美无缺的。

在人的漫长的、有意识的冒险历程中以上这种状况使我们陷于真正的、对于人来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人是说谎者。人是连对他们自己也会讲假话的说谎者。而且人只要曾经自己对自己说过一次谎那他就会不断地说谎,谎言犹如一星磷光体在他的鼻尖儿上,雾柱和火柱在等待着人遭殃。它们在一旁不则一声,它们在等待人把磷火①从他们的鼻尖儿上擦掉。但是,人如果习惯于谎言为时太久了他就会变得更加自信,他们会以为一定会看见光芒哟。

①摩西是《圣经》中率领被役为奴的希伯来人出埃及的领袖,可参看《旧约·出埃及记》。

人生就是一种永无休止的了向有意识境界迈进的冒险活动。在它前面的白昼为雾柱,夜晚为火柱,雾柱也好,火柱也好,所穿过的都是时间的茫茫的荒芜。它们在等待着人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说谎。然后走在人生前面的就是谎言了,正如在驴子的前面晃动着的是带有欺骗性的胡萝卜。

在人的意识中认识包含两个实体,一是人对自己讲的,一是人认识到的。人对自己讲的话会听起来令人高兴但都是谎言。至于人所认识到的事物,一般说,却首先总会令人感到相当痛苦的。

人是有思想的冒险者。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思想指的当然是有所发现。我们并不认为思想的含意是自己对自己讲一套老掉牙的事和作出虚假的推论,但这种推论却往往被误认为就是思想。思想是一种冒险活动,思想并不是一种骗局啊。我们所说的思想指的当然是人的整体性冒险活动而不仅仅是人的聪明才智所进行的冒险活动。但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人不那么喜欢康德和斯宾诺沙的理由。康德用他的头脑和心灵进行思维,他在思维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动用他的血液的。血液也能思维,尽管血液进行思维活动是在人体之内,尽管血液的思维进行得很隐蔽,而且是不灵活的。血液在欲求与嫌恶之间进行思维,血液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奇异的。我的头脑和心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与人都彼此相爱我们这个人类世界就应当完美无缺。我的血液得出的结论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的血液却会发现一切了不起的东西都有点令人作呕。我的血液会告诉我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这样一种事物。存在着的只有永无休止的向有意识境界迈进的冒险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一直在时代永远处于危险之谷的条件下进行的。

①“磷火”即通称的“鬼火”,有“虚幻的目标或希望”之意。

人会发现头脑和心灵只会把人引上错路。我们要是跟在我们的心灵的后面,我们的心灵就会说如果事事都完美无缺世界会非常美妙,要是我们唯我们的头脑是听,我们的头脑就会说,如果我们将我们身上难以对付的血液的存在这一可厌的现实加以消灭,我们就可以使一切事物都变得完美无缺。以上这两种情况表明:现在的我们已经可怕地走上歧途了。

我们象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样可悲地走上了歧途,我们的脾气很坏。我们说:我并不想给人找麻烦。命运应当把事情安排好才好啊。

可命运不会作出安排。人是有思想的冒险者,而且也只有在人经过思考所进行的冒险历程中,一条道路才会被重新寻找出来啊。

就以我们的文化为例。我们现在在发脾气,因为我们对我们创造的文化并不是真正喜欢的。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经过千年的时间创造出来,我们建造的文化大厦实在太大了,我们无力改建。我们恨我们的文化——情况毕竟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实在糟糕。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

得了吧,我们无事可干!我们恰似一群绷起脸的小孩,我们在生气,因为我们对我们现在正在玩的游戏不喜爱,我们玩这种游戏完全是奉命行事,我们玩这种游戏违反了我们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玩游戏的情况是既玩得十分糟糕,又绷着我们的脸蛋儿的。

我们玩游戏玩得很糟糕,所以我们的游戏越玩越坏。事情也越来越坏了。

那就听之任之,那就让事情越来越坏。至于身后之事,那谁又管得哟。

那就尽一切努力吧!一场洪水总预兆着会出现一位挪亚和一叶方舟。在远古时代的冒险活动中,他可是一位在远古时代从事冒险活动的人物。

只要你想一想,那你就会明白挪亚比洪水重要,与被洪水冲毁的世界相比,方舟也会重要得多了。

现在我们正在绷着我们的脸,我们正在等待着洪水,我们正在等待洪水将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的文化冲刷得不见踪影。那么好,那就让洪水来吧。然而,处在有准备状态的人总会有,他们将跟挪亚的方舟在一块儿的。

比如说,我们不妨这样来作想象:如果在欧洲发生一场可怕的冲突和一场可怕的流血事件,那么,经过冲突和流血,残存下来并获得新生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站起来了。

可我们这样设想就犯了错误。假使你来看一看那些在俄罗斯可怖时期逃避出来的人,你就不会看见有多少人获得了新生。那些人现在比过去更加担惊受怕,比过去更加麻木不仁。巨大的灾变并没有使他们重新具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与之相反,他们简直变得完全失去了勇气和自制力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一场巨大的灾变只会使我们越发丢掉我们本已失去的丈夫气概那这场灾变就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我们这些可怜虫已经陷入我们文化这样一口大陷阱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没有一件是好的了。

仅仅依靠灾变这对人类从来也不会带来助益。能够起助益作用的从来只是人的灵魂所潜藏的富于生命力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一星火花。如果说没有富于生命力的、具有冒险精神的火花,死亡和灾难就会跟明天的报纸一样,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了。

以罗马的覆亡为例。五、六、七三个世纪黑暗时代降临在罗马帝国头上的多少场灾难丝毫也没有改变罗马人。他们就象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依然故我,他们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他们只知道得乐且乐。但为时不久,匈奴人,哥特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以及其他的野蛮人终于把罗马人消灭。

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野蛮之风兴起,野蛮之风把欧洲整个笼罩起来了。

然而,谢天谢地,好在在历史上有乘方舟的挪亚以及由他所携带的许多动物。好在总产生过年轻的基督徒。好在当时有若干象把冒险行为载在里面漂浮并使之得以漂浮的一叶叶小方舟似的清静的、防护得很好的寺院。在意识伟大的冒险历程中从来不会发生中断。在汹涌咆哮的洪水里总有那么几个勇敢的灵魂,他们总会在彩虹之下,牢牢地把方舟的航向掌握着的。

在黑暗时代汹涌咆哮的洪水中,早期基督教的教士们和主教们其作用是使人的精神免遭毁灭和降低价值。继而这种永不减退的勇敢精神在高卢和意大利与野蛮之风相结合,其结果是新的欧洲宣告诞生。但是,其胚芽是永远也不会被允许死亡的。

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一失去勇气和求新的精神世界就要走向末日。古代的犹太人就说过这样同类的话:如果不是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犹太人在狂热地祈祷,这个种族早就会灭亡了。

于是,我们对我们的情况现在开始有所了解了。把一切都交给命运这并非好事。人是冒险者,对于冒险,人永远也不应当放弃。冒险就是冒险。命运就是冒险者周围的环境。从实质上看,冒险者所作的冒险就是在呈混沌状态下富于生命力的胚芽。然而,如果没有身在方舟中的挪亚的富于生命力的胚芽,混沌状态就会再度降临这个被洪水淹没的世界。但由于挪亚及其携带的动物仍然在一起四处漂浮,所以混浊状态又是不会再一次出现的。

罗马衰亡之际基督徒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生活在小小的、防护得很好的寺院里以防护自己不受咆哮者的侵犯,他们太可怜了,不可能过度贪婪。当一群狼和一群熊在莱昂的大街上游荡,当一头野公猪在奥古斯都寺院的石板路上出现的时候,基督教的主教们也象他们的先驱者们一样目标极其明确、态度极其坚决地在一条条已经被毁掉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寻找信徒。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冒险行为,当时的主教们谁也没有把这种行为加以放弃啊。

然而,尽管说起来令人不太愉快但挪亚历来当然只占少数。在罗马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基督徒当然也是居少数。但现在的基督徒情况却相当糟糕,他们现在令人很欢迎地处于多数地位,因此,基督徒走向没落的时候现在已经到来了。

我明白基督教的伟大,但那是业已逝去的伟大。我们同时也明白:如果没有那些早期的基督徒,那我们也就不会从黑暗时代的混沌状态和看来毫无希望的灾难中显露头角。祈祷上苍,假使我是一个生活在公元400年的人,那我就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是当冒险者嘛。

但现在我是生活在1924年,而且基督徒的冒险行为已经成为往事。冒险精神已经在基督徒的身上消失。为了走到上帝的身边,我们应当开始新的冒险行程了。

写于1924年。1936年收入《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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