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结论是：我们既不宜统治，也不宜参政。我们擅长研究、分析和测度，我们是一切规矩、章程、方式方法的制订者、保护者和审查者，我们是一切精神尺度的衡量者。当然，我们还会做许多别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会成为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或者颠覆者。然而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则是维护一切知识源泉纯净的能力，这也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存我们的原因。在商界，在政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惊人之举并不少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在以往历史时期里，在一些所谓的“伟大盛世”中，也即发生战争和颠覆政权的期间，偶尔也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怂恿而进入政治圈子。这种情况在副刊时代的晚期大为突出。那个时代里竟然出现了让精神思想隶属于政治或者军事的主张。同样，也出现了把教堂大钟熔铸成大炮，把幼小的学童拉去补充军队缺额的情形。于是，精神思想也被滥用成了战争物质。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这类主张。那时，一个学者会在局势危急时被拉离讲台或书桌去当兵；也有的学者会在某种情况下自愿上战场。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耗尽财力物力时，学者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直至忍饥挨冻，而无可抱怨，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特权也越大，遭逢灾难时所付出的牺牲也必然越大。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塔里人都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危难时刻来临时，我们可以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轻松、乃至生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时代利益，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可以牺牲我们的精神思想、文化传统和道德品性。避而不顾人民的苦难、牺牲和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行为。然而，为了任何物质利益而出卖精神思想生活的原则，例如把二乘二的结果交给统治者作决定，那就不仅是懦夫，更是一个叛徒了。为了任何其他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意识，牺牲知识分子的正直，牺牲对于思想规律、法则的忠诚，都是一种叛逆行为。当真理在利益集团冲突中受到政治宣传损害，以致被歪曲、破坏，甚至受到了强奸，就像每一个个人，或者任何已经高度发展的事物，如语言、艺术等等已经受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只剩下一个责任，为了努力挽救真理而奋斗，把挽救真理视为我们的最高信条。作为学者，却去宣传谎言，去支持骗人的谎话，不仅败坏了为人的准则，更严重损害着人民的利益，不论当时有多么漂亮的外貌，因为他污染了空气、土地、食物和水源，他毒害着人的思想和正义，助长了能够导致国家灭亡的一切邪恶势力。
因此，卡斯塔里人不应当成为政治家。倘若不然，他就得在非常情况下宁可牺牲个人，也不能牺牲精神思想。人的才智唯有在服膺真理的惰况下才是有益的、高尚的。一旦背弃了真理，不再敬畏真理，甚至出卖真理，人的才智便成了最可怕的恶魔，比任何本能的兽性更为邪恶，因为本能总还多少具有自然赋予的无辜性质。
尊敬的同事们，当国家和宗教团体面临危险时，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去思索。毫无疑问会出现种种不同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在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了思索后，对我自己的职务和努力目标得出了一个似乎适合我个人的明确构想。这一构思引导我如今向尊敬的最高当局提交了一份个人申请，并以此作为我这份备忘录的结束语。
从职务来看，在组成我们行政当局的全体大师之中，以我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职务与世俗世界的距离最为遥远。不论是数学大师、语言学大师、物理学大师、教育学大师，还是其他学科的大师，他们从事的专业无不与世俗世界的同样领域具有共通性质。在我国一般学校——不属于卡斯塔里的普通中学里，数学和语言学均为正规基础课程，而天文学与物理学也都在世俗学校里占有一席之地，音乐则更为普遍，甚至连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演奏演唱音乐。这一切学科全都由来已久，比我们宗教团体要古老得多，它们在我们组织诞生之前早已存在，而且会在我们消亡后继续存在下去。唯独玻璃球游戏是我们自己的发明，我们的专长，我们的宠儿，我们的玩物，它是我们卡斯塔里式精神、智慧的最微妙、最细致的表现。它也是我们宝藏中最无功利价值，却最贵重、最受宠爱、同时又最易破碎的珍宝。当卡斯塔里的延续成为问题之际，最先遭受厄运的必然就是这颗宝贝。这不仅由于它是我们财富中最易破碎的东西，还因为它在世俗人眼里无疑是卡斯塔里最无用处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见国家一旦面临必须节省任何不必要开支时会采取的措施：减缩精英学校的经费；消减图书馆、资料室的维持和扩充基金，直至最后予以取消；降低我们的伙食标准；废除我们的添置服装费；然而我们这座大学里的所有主要学科都会获准继续存在——除了玻璃球游戏。归根结蒂，人们需要数学帮忙研制新式武器，但是，倘若关闭玻璃球游戏学园，废除玻璃球游戏，大概没有人相信，尤其是将军们不会相信，这可能对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哪怕极微小的损失。玻璃球游戏是我们整个建筑中最极端，也是最易受损的部分。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恰恰是玻璃球游戏大师——我们这项距离世俗最遥远科目的首脑——，最先感知我们将大难临头的原因，或者，他为什么是第一个向我们最高当局陈述这类危急感受的人。
因而，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废，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在一场新战争即将爆发的气氛下，人们将不再给予它容身之地。它会毫无疑问地消失不见，就如同音乐历史中某些极端高雅的习俗一样，譬如一六零零年代左右那些由职业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或者一七零零年代前后每逢周日在教堂里举行的多声部对位法乐曲音乐会。当年人们得以亲耳聆听到的纯净之音，绝非今日任何科学和魔术能够加以重新恢复，并重现其光彩的。同样，玻璃球游戏也不会被人们遗忘，却永远不可能恢复其原貌，后代人中有志于研究它的历史，探寻其诞生、鼎盛和衰落遗迹的学者，将会嗟叹其瞬息即逝，更会羡慕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如此平静、如此文雅、如此和谐的精神世界里。
如今我虽然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无能为力阻挡或延缓玻璃球游戏的衰亡，我无法完成自己的（或者我们的）使命。一切美，纵使十全十美，也都是须臾即逝的，很快就成了历史，成了人间的往事。我们懂得这一事实，我们也为此而内心哀伤，却从来不曾认真地试图予以改变，因为那是不容更改的。倘若玻璃球游戏有朝一日遭此厄运，对于卡斯塔里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种损失，但是，当那一时刻果真降临时，人们可能会疏忽这一事实，因为大难当头，人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忙着挽救尚可救出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会是一个没有玻璃球游戏的卡斯塔里，但是绝不应该是一个不崇尚真理，不忠于精神思想的卡斯塔里。缺了玻璃球游戏大师，我们最高教育当局的工作可以照常运行。然而，我们几乎已经完全忘却了“游戏大师”一词的原来含义，它原本不是我的职务专称，只是简简单单的小学教师称谓而已。而小学教师，任何勇敢而称职的小学教师正是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卡斯塔里越是受到威胁，它的珍贵思想越是可能受到埋没，也就越发需要小学教师。教师比任何人员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将要培养青年一代的衡量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是学生们的榜样，开导他们如何敬畏真理，尊重思想，又如何运用语言。这些道理不只适用于我们的精英学校（它们迟早会遭到关闭的命运），也适用于世俗世界里的中等学校，那里正是教育和培养市民和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政治家，军官和领袖人物的好所在，当他们还是孺子可教之时培植他们成材。那里才是我们国家建立精神生活基础的场所，而不是在我们的研讨班或者玻璃球游戏课程里。我们以往一贯向全国各地输送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们全都是我们中的最优秀人士。我们今后当加倍努力才行。我们今后当不再依赖外面学校连续不断地向我们提供优秀人材以维持卡斯塔里的工作。相反，我们必须日益更多地向外界的学校提供一些责任重大而低级的服务工作，并把这种工作视之为自己任务中最重要和最光荣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必须认识而且扩展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