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有例外情况，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例外情况——然而我仍旧倾向于把一切问题给予否定的答复。也许一般的卡斯塔里人并不至于用轻视、嫉妒或仇恨的眼光看待世俗之人和没有学问的人，然而却绝不会把他看作兄弟，更不会认为他是供给自已面包的人，而且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丝一毫分担责任的心理。在他眼中，生活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或者如他乐意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花园里逍遥漫步。总之，我们这种卡斯塔里文化既高尚又高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必须深深感谢它的沐浴之恩。但对大多数卡斯塔里人来说，这种文化并不能像演奏管风琴或其他乐器那样，把他们引向积极的目标，启发他们更伟大更深刻的服务意识，而是恰恰相反，这种文化总是略略倾向自我欣赏，自我夸耀，总是培养精神贵族却自鸣得意。我很清楚，事实上有许多极正直极有价值的卡斯塔里人，他们具有真正为人服务的愿望，我指的是许许多多在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教师，他们走出卡斯塔里学园的舒适环境和知识丰富的领域，走到遥远穷乡僻壤的普通学校，从事无私的奉献，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成绩。应当说，唯有这些勇敢地走向世界的教师，才是我们中间真正实践了卡斯塔里宗旨的人，正是他们的工作才让我们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许多恩典。毫无疑问，我们宗教团体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明白，我们至高无上的神圣任务乃是保护保存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精神根基，保护保存业已证明为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原理：也即正义以及其他种种道理得以建立于其上的真理基础。——但是，倘若我们作一番自我审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必然会承认，我们从没有考虑世俗世界的利益，从没有把维护我们自己这个于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视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的，甚至认为毫不重要，轻轻松松地把这些工作全推给了那些勇敢地在外面从事奉献的教师，让他们替我们偿还积欠世俗世界的债务，而我们这些玻璃球游戏者、天文学家、音乐家和数学家，全都多多少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们的特权地位。我们未能强烈关注自己的特权是否符合我们的贡献，原因在于刚才提到的种种傲慢和妄自尊大的心态。甚至连我们因为奉行宗教团体的规定而不得不节俭的简朴生活，也被我们中的许多人引以自夸的美德，丝毫也不知感谢使卡斯塔里式存在得以延续的世俗世界的国家。
我只想略略提一提这类内在缺陷和危机，它们并非无足轻重，尽管在目前平静时期尚远，不致于危及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们如今得明白，卡斯塔里人并非仅仅依靠我们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从本质而言也得仰仗国家的境况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吃我们的面包，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扩建我们的学校和档案馆，——但是，倘若我们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对我们有兴趣，或者我们的国家出于贫困、战争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养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倘若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里及其文化视作一种奢侈品，不再允许我们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为荣，还看成是一群寄生虫、骗子，是邪教徒和敌人。——这就是来自我们外界的危机。
每当我试图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里人指出他所面临的危机时，总会多多少少遭到消极的抵制——一种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现在必须首先从历史上援引一些例证。人人皆知我们卡斯塔里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非常缺乏，是的，应当说大多数人对历史不只毫无兴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这类混合着冷漠和傲慢的厌恶研究世界历史的倾向，常常激发我加以研究的决心，后来发现了两个所以如此的缘由。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微不足道——当然，我说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却是我们十分重视的范畴。而世界历史所记载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都只是些残忍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财产、土地、原料和金钱，总之，不过是些争夺物资和财富，争夺种种物质事物的斗争而已，在我们眼中，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苗卡尔、巴斯卡尔、弗罗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者路易十四的时代。
我们厌恶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由来已久：我们对自己宗教团体诞生之前那一衰颓时期十分流行的诸多历史著作始终保持传统的、我认为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因而，我们也对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也最危险的顶峰——，缺乏任何信心。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哲学则不仅大大歪曲了历史，还导致了对真理意识的败坏。在我们眼中，偏爱这类历史哲学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个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时代，我们有时称之为“战争世纪”，更经常的称呼是“副刊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就诞生在那一时代的废墟之上，就是在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或者应当说野蛮思想——进行了斗争，克服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这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傲慢精神。我们面对世界历史的心态，尤其是较近代的、几乎像现实的历史，情况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舞台一样。历史在我们眼中纯属本能与时尚的儿童游戏场，是贪婪、肉欲、权欲、谋杀、暴力、破坏和战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长，被金钱收买的将军，被毁坏的大小城市，然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也仅仅是历史的许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成长中的产物，因而一旦丧失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分担世界历史中的责任。然而我们对此却茫然无知，十分欠缺责任意识。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学园初建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和其他国家里的情况，我们立即就可看出，我们的教会只是许多不同教会团体和组织之一，而我们永爱的卡斯塔里，我们的故土和秩序的创建者们并不像我们这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之上为荣。我们的先辈和奠基者们是在战争时代末期的废墟上开创自己事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官方的分析介绍，其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