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乃西特在那个经常碰见安东的图书馆里，还结识了另一个人。开始时，由于这个人朴素谦逊，几乎完全被他所忽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真正认识，竟成为他后半生中怀着感激终身的敬爱的人，就如同他敬爱年老的音乐大师一样。这个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他大概算得上本笃会教派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六十岁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细长脖子上有一颗雀鹰似的尖脑袋，他的脸从正面看去略显萎靡，因为他很少抬眼张望，但是从他的侧面看去，额头那显示胆量的弯弯线条，尖尖的鹰钩鼻两侧的深深沟纹，还有那稍短却颇为显示亲切的下颚，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种极深刻极独立的个性。
这位安静的老人——附带提一下，他和亲近的熟人在一起时却又非常热情活跃——还据有一张个人独用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手稿、地图等等物品，桌子摆在毗邻图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修道院拥有如此大量的珍贵书籍，而他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此外，应当说正是这个见习修士安东，引起了克乃西特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注意。克乃西特观察到，老学者摆放书桌的小图书室，几乎被视为了私人领地，只有少数人出于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个个都蹑手蹑足，唯恐出声打扰他的工作，虽然潜心埋头的老人完全不像会受外界的干扰。当然，克乃西特也立即注意到这一禁忌，总是设法与这位勤奋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有一天安东遵命拿一些书籍给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东离开小房间时在敞开的房门边停留了片刻，回头凝望着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脸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某些善良青年乐意体贴照料老弱长辈的温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这种景象本身就很动人，安东能够如此热情照料老人，而他们其实并无血缘关系，这确实难得。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可算是讽刺挖苦的念头，一种让克乃西特几乎感到羞愧的想法：这个地方的治学之风何等稀薄，以致这位唯一认真工作的学者竟被大家当成了一头怪兽，一个怪物。不管怎么说，安东投向老人的那种近于温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睁开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饱学多才。于是他也不时朝老人瞥上一眼，发现老人侧面具有罗马人的轮廓，同时又不断发现这种或那种不同凡响的特点，一切迹象都表明约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寻常。克乃西特听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对本笃会教派历史的研究上已无人可与匹敌，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有一天这位老人开口与他谈话了。老人说话的声调中不带丝毫老前辈式的故示慈爱、故示善意的语气，而那似乎确属这个修道院的风格。老人以一种谦逊的、近乎羞怯的，但却精确合度的语气邀请他在结束晚祷后到他的住处一叙。“您会发觉，”老人说，“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里历史的专家，更也不擅长玻璃球游戏。但是，如今正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组织关系正在日益密切。我不想置身事外，更愿略尽自己绵薄之力，恰逢您光临本院，我愿不时向您请教。”老人说话的态度很严肃，但他那种谦逊的语气，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苍老面容，却使他这番过分礼貌的语言产生了某种惊人的多义效果，从严肃到讥讽，从尊敬到嘲笑，从热情参与到游戏打趣，无不有之。那情况就像两位圣贤或者两位教廷贵族相见，以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进行礼貌和耐性的游戏一般。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他记起自己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也擅长此道——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傍晚时分，当他来到老人那位于建筑物侧翼尽头的僻静住处时，却不知应该敲哪扇门；忽然听到了钢琴声，令他大吃一惊。他听出是普赛尔的一首奏鸣曲，演奏得很朴实，毫无卖弄技巧之感，听去节奏精确，干净利落。乐曲那深沉、纯净而愉悦的旋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读神明的仿效。是的，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