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大师停顿了片刻,轻轻唉了一声,便接着往下说:“当然,我那时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有问题请他指点,毫无疑问是合理而正确的。但是事实往往悻于常理,正当我们碰到困难,偏离正途,极须纠正之际,却恰恰是我们最嫌恶常轨,最不愿意回归正途之时。我的指导老师对我上个季度的学习报告很不满意,曾严肃地批评我的错误,但我那时深信自己有了新发现或者具有新观点,对他的指责颇为反感。总之。我不想去找他,我不愿向他低声下气,也不愿承认他是正确的。我也不愿意向我的同学们吐露心事。那时,我们附近住着一位怪人,一位梵文学者,人们都戏称他‘瑜伽僧人’,我只是见过他,听说过他的传奇而已。有一天我在心清恶劣得忍无可忍之际,便去访问了这个怪人。虽然我也与旁人一样经常嘲笑他的离群索居和古怪行径,心里却是暗暗仰慕他的。我走进他的小房间,想和他谈话,却见他正以印度教的端正的坐姿在闭目静修,一副不容打扰的样子。我见他脸上似笑非笑,显出一副完全脱离尘世的模样。我无可奈何,只得站在门边,等候他从出神入化的状态中返归人世。我等待了很长时间,总有一两个钟点之久,后来实在太累,顺势滑倒地上,就在那里靠墙而坐,继续等待。末了,我终于见他慢慢醒了过来,他微微转动头部,晃晃肩膀,缓缓伸开盘着的双腿,就在他正要站直身子时一眼瞥见了我。‘有什么事?’他问。我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是那首安德列’加布里尔的奏鸣曲。’他也站起身来,让我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他自己则侧身坐在桌子边。‘加布里尔?他的奏鸣曲于扰你了?’”

“我开始向他叙述奏鸣曲和我的关系,供认自己正因而陷于困境。他极详尽地询问我的情形,让我感到吹毛求疵。他要知道我研究加布里尔及其奏鸣曲的一切细节,他还要知道我何时起床,读书多久,演奏多久,何时用餐,直至何时就寝。我不得不如实答复,既然已经向他求教,就只能忍受他的盘问。事实上他使我羞愧不堪,在每一件细枝末节上都查问不休,把我过去几周乃至几个月内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状况作了无情的解剖分析。

“接着,这位瑜珈信仰者突然沉默下来,看到我对此毫无反应,便耸耸肩膀问道:‘你还看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么?’我说实在看不出。于是他以惊人的精确性把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统统叙述了一遍,直至追忆到我开始出现疲乏、厌倦以及思想停滞的种种症状,随即告诉我,唯有过分埋头研究的人才会发生这类情况,也许对我而言,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要恢复业已丧失的自制能力,还要借助外力重新振作精神。他又向我指出,当初我自作主张中断了有规律的正常静修课程,那么至少应该在出现疾病苗头时就联想到是玩忽这一功课的恶果,而立即恢复静修。他说得完全正确。我的静坐作业已荒废了很长时间,要么没有空闲,要么没有心情,或者干脆就是放不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更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持续疏忽竟使我把这门功课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我已发展到近乎悲观绝望的境地,这才不得不经由另一个外人提醒自己延误了的功课。事实上,我费了极大努力才把自己从这种迷茫堕落状况中拯救出来,我不得不从头开始有规律的静坐练习,以便逐渐恢复沉思潜修能力。”

音乐大师说到这里,停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轻轻叹息一声后,继续往下说道:一这就是我当年发生的事,直到今天,提起此情此景,我仍觉羞愧难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约瑟夫,我们对自己要求越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当时的工作对我们要求越多,我们就越需要凭借静修作为积蓄力量的源泉,使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不断在协调和解中得到更新。而且我,——我还想再给你讲几个例子,譬如一件工作越是热切吸弓哦们,时而使我们兴奋激动,时而又使我们疲乏压抑,那么我们就越容易忽视这一源泉,如同人们执着于某项精神工作时往往很容易忘记照料自己的身体。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人,要么深谙静修之道,要么是不自觉地掌握了静修所导向的境界。至于其他人,即或是才华横溢又精力过人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和垮台,因为他们自认为的重要工作或者雄心壮志反倒成了支配者,使他们丧失了摆脱眼前纷繁、保持间距以达目标的能力。是的,其实你是知道的,你第一次练习静坐时就知道了。但是这又是无情的现实。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这则故事对约瑟夫无疑如醍醐灌顶,他这才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便战战兢兢地重新练习静坐。音乐大师第一回向他展示了个人私生活的片断,讲了他的少年时代和学习研究时代,约瑟夫对此也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这让他破天荒地懂得了,即使一个半人半神,他也可能犯有幼稚的错误,也曾经误入歧途。约瑟夫更深深感激这位可敬老人的信任,竟肯向他坦述自己的秘密。一个人可以误入歧途,灰心丧气,屡犯错误,违反规章,但他也可以结束这些错误,回转正路,甚至最后还可以成为一位大师。约瑟夫克服了自己的危机。

约瑟夫在华尔采尔的头两三年间,当他在和普林尼奥持续进行友谊辩论时期,校方对这两个朋友的争论始终持观看戏剧的态度,而上自校长,下至最年轻的新生,无不或多或少参与了演出。克乃西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普林尼奥每次放假回家,每次拥抱过故土之后,都能带回新的精神;同样,约瑟夫每读一本书,每进行一次思索,每练习一曲静修功夫,每次与音乐大师重逢后,也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使自己更为胜任卡斯塔里辩护人的角色。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初次体验精神感召的力量。如今他又第二次体验到了感召的力量,流逝的岁月渐渐把他铸就成了完全的卡斯塔里人。

现在他早已修完了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甚至就在学习期间,他便趁假期在一位老师帮助下设计了自己独创的玻璃球游戏草图。如今他已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取之不尽的使内心愉快、轻松的精神源泉。自从他与卡洛·费罗蒙梯如饥似渴地演奏翼琴和钢琴以进行游戏练习以来,他觉得没有任何事物比终于进入玻璃球游戏无限辽阔星空那样令他如此痛快、清醒、强大、自信和幸福的了。

年轻的克乃西特也正是在这几年里写下了一些早期诗歌,我们在费罗蒙梯的手抄本里读到的很可能比原作数量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只可以假定,这些诗篇——其中最早之作甚至写于克乃西特对玻璃球游戏尚未人门的年代——不仅曾协助他演好自己承担的角色,还帮他度过了那些危机年代。诗篇中有的颇见艺术匠心,有的显示出匆匆急就的粗糙痕迹,但是每一个读者都会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窥见到克乃西特当年受普林尼奥的影响而导致的精神震动和深刻危机。某些诗句发出一种不和谐音,表露出他曾深感迷惑,对自己以及自己所过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以致后来写下那首题名为《玻璃球游戏》的诗,才好似重返了虔诚信仰。此外还得提一下,这些诗篇本身就包含一定程度承认普林尼奥世界的意义,也是对卡斯塔里某些不成文规定的小小反叛,因为他不仅敢写诗,还敢不时拿出来给许多同学公开传阅。而卡斯塔里原则上是禁止纯艺术创作的(即使是音乐创作也只限于严格的乐式组合),至于写诗那简直就是旁门左道,绝不许可的。因此这些诗篇断然不是打油诗,不是闲暇之余的娱乐词藻,它们诞生于压力的激流之中,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并敢于坦露信仰,必然需要相当顽强的勇气。

这里也不能不提另一方的情况。同样的,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在他论敌的影响下也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不仅见之于他在辩论方法上的巨大改变。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相互切磋又相互争论的几个学期里,他目睹自己的对手不间断地发展成长,已经成为卡斯塔里人的典范。朋友的形象在他眼中日益强大而生气勃勃地体现着这个思想王国的精神。正如他曾以自己出生世界的那种骚动气氛感染过约瑟夫一样,他本人也同样因吸入了卡斯塔里空气而折服于它的迷人魅力。普林尼奥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以僧侣制度及其危险性为题作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发言,当时领导玻璃球游戏课目的最高当局也在场。他讲完后便拉了约瑟夫出去散步,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情况,下面所引,出自费罗蒙梯的一封书信:

“约瑟夫,我当然早就知道你并非盲目虔诚的玻璃球游戏者和卡斯塔里的圣徒,虽然你极其出色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我们两人在同一论战中各有自己的薄弱点,我们也显然知道敌方不仅有存在的权利,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你站在培养精神这一方,我则站在符合自然生活这一边。在论战中,你已经学会如何追踪世俗生活的诸多危险,并把攻击的矛头瞄准了它们。你的职务是指出:缺乏精神滋养的自然生活会陷入泥潭,会转化成兽性,甚至必然越陷越深。因而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你们,纯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是多么冒险,多么可怕,最终必然一无所获。嗯,我们各以自己的信仰为优而辩论,你为精神思想,我为自然生活。但是请别为我下面说的话生气,有时候我感觉你是真正天真地把我看作了卡斯塔里原则的一个敌人,一个从根本上把你们的研究、静修和游戏视为蠢事的家伙,即使他出于某种原因也曾短期涉足其中。我的朋友,你若真认为如此,你就彻底错了!我要坦白告诉你,我已愚蠢地爱上你们的严格宗教制度,常常情不自禁地当作幸福本身而喜爱和迷恋。我也不隐瞒你,几个月前我回家逗留期间,我和父亲有一场意见不同的谈话,我最后总算争得他的允许,学习结束后仍继续留在卡斯塔里,并可为进入宗教团体而努力——倘若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愿望和决定的话。当他最后表示同意时,我真是高兴极了。然而,我现在决定不使用他的允许,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道理。哦,千万别以为我已失去了兴趣!我只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我而言,继续留在你们身边也许意味着一种逃避,这种逃避也许很崇高很正派,却无论如何只可说是逃避。我决定回去做一个世俗世界的人,但是这个外人会永远感谢卡斯塔里,他会继续保持你们的许多精神训练方法,他会每年都来参加伟大的玻璃球游戏庆典。”

克乃西特听了这番话很感动,便把普林尼奥的自白转告了好朋友费罗蒙梯,而费罗蒙梯则在方才援引的同一信中添加了自己的看法:“我对普林尼奥的看法总是不够公正,在我这个音乐家看来,普林尼奥的自白竟像是一种音乐上的体验。两种对立物: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者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的两种对立观点,在我眼前逐渐升华,从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矛盾转化为一次音乐协奏。”

普林尼奥结束四年学业即将离校时,他把自己父亲邀请约瑟夫·克乃西特到他家度假的亲笔信交给了校长。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非份要求。离开校园外出旅行或短期逗留的事倒确实有过先例,但主要是为了研究工作;情况倒也并非罕见,却大都有特殊原因,而且只是那类较年长、较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年轻的学生则史无前例。由于邀请信出自有声望家族的家长之手,校长切宾顿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就转呈给了最高教育当局裁决,并立即得到两个字的简洁答复:“不准”。两个朋友只得就此分手。

“我们以后还会努力邀请你的,”普林尼奥说,“这件事迟早会办成的。你总有一天会来我们家,会认识我们这里的人;你会看到我们也是人,而不是一钱不值的粪土。我会非常想念你的。还有,约瑟夫,我看你很快就会升到这个复杂的卡斯塔里世界的上层。你确实很合宜于进入宗教团体,按我的看法,你担任领袖要比当助手更合宜,尽管你名字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预祝你前程远大,你会成为游戏大师,你会挤身显要人物之列的。”

约瑟夫只是神色悲哀地望着他。

“只管讥笑吧!”他竭力压制着离愁别情说道:“我从不像你那样具有雄心大志。待我得到一官半职时,你早就当上总统、市长、大学教授或者国会议员了。到时可别忘了我们,普林尼奥,不要忘了卡斯塔里,不要完全把我们当成陌生人!我们毕竟需要在外面也有了解卡斯塔里的人。而并非仅有只会嘲笑我们的人才是。”

他们互相握手道别,普林尼奥离开了。

约瑟夫最后一个学年的生活过得十分安静。他那曾经十分重要的任务,作为公开辩论的头面人物的使命突然结束,卡斯塔里不再需要人为它辩护了。这样,他就把课余时间全都倾注在玻璃球游戏上了,游戏也越来越吸引他。在他那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有一篇阐释游戏意义及其理论的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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