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乃西特的躲避是有原因的。很久以来、克乃西特便感觉另一个孩子对他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可以扩展他的眼界、认识和悟性，也可能带给他陷阱和危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存在。他把普林尼奥言论在自己心里引发出怀疑不安的最初冲动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梯，但这位朋友却全不重视，断言普林尼奥是个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狂妄自大之徒，说罢又重新潜心于音乐演奏之中。约瑟夫本能地感到，也许校长是他释道解惑的适当人物，但自从那场小小过节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存在坦诚的信任关系，他也担心自己不被切宾顿理解，更担心自己议论普林尼奥的叛道言词会被校长视作告密行为。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普林尼奥的主动接近而使他日益感到痛苦。克乃西特只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保护人和灵魂导师。他给音乐大师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引证其中一段如下：“普林尼奥是否希望获得我对他的赞同，或者只想找一个对话伙伴？目前我还不大清楚。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要我转向他的观点，无异于把我导人不忠之路，并且毁坏我的生活，我毕竟是卡斯塔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我真的产生了返归世俗世界的愿望，我也没有父母亲和朋友可以投靠。然而，即便普林尼奥发表那些亵读卡斯塔里言论的目标全不在于影响别人还俗，我也已十分困惑不解了。不瞒您说，敬爱的大师，普林尼奥的见解里确实有我无法简单否定的内容，他唤醒了我内心的共鸣，有时候十分强烈，要求我支持他的见解。倘若这就是自然的呼唤声，那么这也是同我所受的教育，同我们熟悉的见解彻底背道而驰的。普林尼奥把我们的教师和大师们形容为僧侣特权集团，把我们同学们称呼为一群受监护的被闭割的绵羊。这些言语当然粗暴而且过分夸大，但是其中也许还有若干真实内容，否则不可能令我如此心烦意乱。普林尼奥敢讲一切让人吃惊和气馁的话。例如他说：玻璃球游戏是一种倒退回副刊文字时代去的玩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字母游戏，也许会毁坏我们以往种种不同艺术与科学的语言。这种游戏只进行联想和类比。他还说：我们这种不事生产的隐退生活恰恰证明我们全部精神教育和态度之毫无价值。他还分析道：我们以各个时代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为例子分析其规则和技巧，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创作的新音乐。他又说，我们阅读和阐释品达或者歌德的作品，却羞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诗句。对于这些指责，我无法一笑置之。上述指责还不算是最利害的，最令我痛苦的指责是他说我们卡斯塔里人所过的生活犹如靠人喂养的笼中鸟儿，我们不必自食其力挣面包糊口，我们不必正视现实生活，不必参与生存竞争，对于那一部分用辛劳工作和困苦生活建立了我们豪华生活的人，我们既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知道。”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惩罚。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太没有经验了。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于涉和监督。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性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符合实际了。在他们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卡斯塔里人，但是他绝不可能像一个把卡斯塔里视为家乡、故土，视为命运所系的人那样深刻地认识卡斯塔里及其精神。他不得不看清，也逐渐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是一个过客而不是永久居民，他也认识到这个教育王国也和外面的世俗世界一样，有着几百年积累而得的经验和不言而喻的原则，这里也存在着传统，是的，这是一种可以称之谓“自然”的传统，他对此认识甚少，而克乃西特目前正作为发言人为之辩护。
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辩护士角色，克乃西特必须努力读书、静修、克己，以便日益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掌握摆在面前要他为之申辩的问题。特西格诺利在辩才上比对手略胜一筹，他那些世俗社会经历和处世智慧也给他火爆与虚荣天性增添了若干光彩。他纵使在某个问题上输给了对方，他还会考虑到听众而想出一条体面的或者诙谐的退路。克乃西特则不同，每当他被对手逼进了死角，他大致就表示：“普林尼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得再思索一下。请稍等几天，我会告诉你的。”
辩论就始终保持着这种互相尊重的形态。事实上，不论对辩论者还是对旁听者，这一种辩论早已成为当年华尔采尔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了。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压迫感和矛盾感始终未能稍稍减轻。他身负重任，又备受信赖，能够不辱使命，便足以证明他具有潜力和天性健全，因为他完成任务后并无任何受到损害的明显痕迹。可是他私下里却非常苦恼。如果他对普林尼奥怀有友情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一位聪明机智的同伴、一位能说会道的世俗朋友，也是对这位朋友兼对手所代表的陌生世界的感情，因为他已从普林尼奥的为人，从他的言谈和举止中认识了一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象出了那个人们称为“真实的”世界，那里有慈爱的母亲和孩子们，有饥饿的穷人和他们的家庭，有新闻报刊和选举竞赛。普林尼奥每逢假期就要回转那个既原始又精致的世界里，去看望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向姑娘们献殷勤，参加职工集会，或者去高雅的俱乐部作客，而克乃西特这些时候则留在卡斯塔里，要么和伙伴们散步或者游泳，要么练习弗罗贝格的赋格曲。或者读黑格尔的哲学。约瑟夫确知自己属于卡斯塔里，必须过一种规定给卡斯塔里人的生活，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虽然普林尼奥也曾咄咄逼人地指责精英学校的学生们过寄生生活，但他自己也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呀。不，他说的不对，普林尼奥所属的那个世界并非更为完善更为正确。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恰似克乃西特从世界历史书里读到的那样，是永恒存在着的，而且今天和过去始终完全类似，而且许多国家的人全然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性质的世界，不知道精英学校和教育学园，不知道宗教团体、学科大师以及玻璃球游戏。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比较单纯、原始、混乱，也比较危险的无庇护的生活，和卡斯塔里人的生活调然相异。原始的本能世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存的，凡是人类都会在自己内心深处党察到它的存在，都会对它有些好奇，有些思念，有些共鸣。人们的任务是合理处置这种原始的本能世界。可以在自己心里为它保留一席之地，但决不会回归其中。因为与之并行，并且凌驾其上的是第二个世界——卡斯塔里世界、精神世界，是一种更有秩序、更受庇护、同时又需要持续不断发展改进的人工创造的世界。人们要为这个世界服务，却不错误地对待或者轻视另一个世界，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一种隐约的欲念或者怀乡之情，这才是唯一的正道。事实上，卡斯塔里的小世界早就已经替另一个大世界提供服务了，它献出了教师、书籍和科学方法，维护了那个世界之智能和道德的纯洁性，卡斯塔里是培育训练极少数献身思想和真理的人们的学校和庇护所。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竟不能和谐协调，不能兄弟般和睦共处呢？为什么人们竟不能够让两者在每个人的心里联合一致呢？正当约瑟夫为完成任务而疲惫不堪，几近耗尽精力难保平衡的时候、很少来访的音乐大师突然来到了华尔采尔。大师从年轻人的若干外表迹象，诊断出他的情况不佳，约瑟夫面容疲惫，目光烦躁，动作紧张。大师问了几个试探性的问题，得到的只是愁眉苦脸和拘谨寡言，对话无法继续，情况十分严重，大师借口要告诉他一个关于音乐的小小发现，把他带进了一间练琴室，让他取来翼琴，调好音，老人用很长时间边演奏边讲解奏鸣曲式的起源与发展，直至这位年轻人稍稍忘却自己的烦恼，变得放松和专心，开始怀着感激心情倾听大师的讲解和演奏。大师耐心地花了必要的时间，终于把他导人准备接纳忠告的状态。当老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中止讲解，演奏了一首加布里尔的奏鸣曲作为结束，随即站起身来，一边缓缓地在这间小小琴室里来回踱步，一边讲述了下列故事：
“许多年以前，我曾一度下苦功夫研习这首奏鸣曲。那是我担任教师以及后来升为音乐大师之前的事，当时我正从事自由研究。我年少气盛，想要用新观点写一部奏鸣曲的发展史，但是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后，我的工作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日益怀疑这种音乐和历史研究是否确有价值，是否比那类游手好闲之徒的无聊嬉戏更具真实内容，是否纯属生动实际生活的华而不实的代用品。总而言之，我已处在一个必须突破的危机之中，当时，一切研究工作，一切求知努力，一切属于精神生活的内容，都因受到怀疑而失去了价值，转而情不自禁地羡慕每一个在田地里耕作的农夫，每一对在夜幕下的情侣，甚至每一只在树叶间鸣啭的鸟儿，以及在夏日枝头高唱的知了，因为它们看来比我们更符合自然，它们的生活看来多么充实多么幸福，虽然我们对它们的苦恼全不知晓，对于它们生活中的艰难、危险和不幸一无所知。简单地说，当时我几乎失去了平衡，那是一种糟糕状态，简直可说难以忍受。我为取得自由想出了许多荒唐透顶的逃避办法，譬如我曾想进入世俗世界当一名乐师，在结婚宴会上演奏舞曲。当时倘若就像古老小说里描述的出现了一位外国来的募兵官，邀请我穿上军服，跟着任何哪支军队开赴任何哪个战场，我都会跟着去的。情况越来越糟，正是这类状态的必然结果。我完全丧失了自持能力，以致不能独力对付困境，不得不寻求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