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古罗夫没去上班。早晨起他就企图做早操,但过了几分钟就停下来躺到沙发上去了。他给维罗奇卡打电话,因为将军还没来上班。古罗夫说他生病了。姑娘建议请医生来,古罗夫表示拒绝,吩咐必要时可以往他家打电话。他实际上并没有生病,请了一个多月的假,再说他坐在办公室里什么事也不做,或者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与生病并没有任何差别。

眼镜蛇消失在莫斯科,没法找到他,只好等待。斯坦尼斯拉夫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尽管秘密的侦察通道在已形成的形势下已经没法工作。

库拉根手下的那些侦查人员也挤在一起,无所事事。他们曾经对瓦季姆·丹尼年轻时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两个地址进行监视。但这种活动空费精力,所以大家都失去了信心,工作马马虎虎。也许他们就根本什么也没做,只是天天写报告,报告都已装进档案袋内。

当然,眼镜蛇明白,恢复与阿基姆的联系是犯了一个错误,所以没再在桑采沃小集团中露面。古罗夫觉得恐怖分子没有炸药,而且他无处可以弄到手。古罗夫上校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那两个曾埋伏在瓦列京娜·谢罗娃住所里企图抓住他的年轻人,给他提供消息。他们两个不认识古罗夫,怕他报复,不敢彻底断绝同他的联系。

他们天天打电话,早晨晚上都打,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告诉古罗夫,说起初他们的领导看不起他们,强迫他们写了成吨的材料,现在让他们安静下来了。今天他们的工作是最没有意思的,最保守的。他们得不到任何任务。

古罗夫几次与哈里托诺夫见面,但这位消息灵通人士什么有趣的事情都没有说,尽管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古罗夫还是认为他去找眼镜蛇是不可能的。恐怖分子对亚姆什科夫—利亚列克小集团没有任何吸引力。

过去的一个月里,古罗夫睡得很少,心情沮丧,觉得自己毫无能力,谁也不需要。耶兰丘克和他的上司从莫斯科飞走了,偶尔打电话来,也没有什么新闻,恐怖分子没在任何地方出现。从理论上可以设想他呆在莫斯科,等到杜马选举快开始的十二月上旬露面。

古罗夫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天花板。有时打打盹,醒来时就想把这个没有前途的案子扔下来,去干自己日常的侦查工作,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他企图同奥尔洛夫谈谈此事。奥尔洛夫支持他的这一想法,说人手不够,他必须去出差。而且总的说来,侦查人员应该工作,而不要去考虑生活的意义。然后问道:

“你以为真有一个未知的恐怖分子吗?”

“毫无疑问有。国际刑警是个严肃认真的组织。”

“现在他在俄罗斯吗?”

“我不知道,但从各方面来判断,他已经呆过一个时期了。否则无法解释瓦列京娜·谢罗娃住所里的埋伏,也无法解释阿尔焦姆·杜罗夫最近谈到的情况:奥列格·苏霍夫少校对我这个小人物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也符合阿基姆在与哈里托诺夫的谈话中提到的眼镜蛇,而绰号眼镜蛇的刑事犯罪分子瓦季姆·丹尼似乎是失踪的,再加上绰号廖恩奇克的阿基姆·列昂季耶夫又不知道被谁干掉了……”

“可瓦季姆·丹尼当过爆破手,”奥尔洛说道。“你呢,由于无所事事,变傻了,就要飞去出差了,而在莫斯科一座儿童剧院则要被炸飞到空中。两位俄罗斯的密探,古罗夫上校和奥尔洛夫将军将理所当然地要相互拥抱着去休息。斯坦尼斯拉夫说你睡不好?我给你搬张折叠床到坟场上去,一定给你弄个枕头,让你舒舒服服躺着自杀。”

就这样,密探古罗夫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力图想象出儿童剧院是个什么样子。他感到羞愧的是,他甚至无法想起他现在在哪里。任何一个法西斯的,或者民族主义的组织,都不敢爆炸儿童剧院。古罗夫竭力在说服自己。彼得这么说是希望惹我发火,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可能。任何组织,任何组织的头目都不敢杀害儿童,如果他们让凶手逍遥法外,全世界都不会答应的。但前不久比斯科维梯在电视上说,为了保卫俄罗斯的国界,他准备消灭任何一个发出枪声、使俄罗斯的士兵受伤或者牺牲的村庄。这位党的首领这么说了谁也没有给他以回答。要知道如果他们雇用的恐怖分子是疯子,他们可能连产房也爆炸。可他这个俄罗斯的密探,却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看天花板。

古罗夫站起身来,感到全身发热,力量和火气都上来了,温度高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彼得警告我,说我将在坟场上开枪自杀!怎么办?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应当行动起来,采取点什么措施,吓唬恐怖分子,迫使眼镜蛇相信,我正在沿着他的足迹活动。如果他吓慌了,那他就会采取某些行动,暴露他自己,到那时我就会真正找到他的足迹。我没有接近眼镜蛇的办法,相应地也没有输送情报的渠道。恐怖分子已来到我们这里的消息,是耶兰丘克告诉我们的。如果国际刑警有着可以收到类似情报的渠道的话,这就是说恐怖分子在国际刑警里面可能有他们的人,因此他们也可能弄到情报。”

古罗夫给耶兰丘克在维也纳的住所挂了电话。

眼镜蛇走出中央电报局大楼的房门,整理好灵巧地穿在他端正身材上的皮茄克,跑下台阶,大步朝普希金广场走去。他是个很出色的秘密工作者,在不懂这一行的外行人看来,他穿得很不错。但懂这一套的内行人却发现这个非常自信,似乎穿着雅致的人身上穿的尽是假货,类似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些青年人。且不说有钱的阔佬是不会步行穿过街道的,就是眼镜蛇身上所有的东西,从皮鞋到花格子的长绒毛围巾,都是在郊区或者在文明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制造出来的。眼镜蛇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因为很久很久以前他就相信:你要想不被人察觉出来,你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穿着吧。

在电报局“存留待取”的窗口,他领到一封电报:“海因茨十七日生日,别忘了祝贺”。这意思是说,联络员找他来了,联络员每天十七点在“北京”饭店等他。

眼镜蛇有一个俄罗斯人的电话号码,在塞浦路斯的时候,他曾经收到过这个人给的钱。眼镜蛇需要援助,但他很不喜欢那个俄罗斯人,以至于不敢出去联系。他只是打过一次电话,通知那人说他来了,随即就断了联系。

那个俄罗斯人自称名叫叶戈尔,是个信心不足、性格软弱的人,不是脚踏两只船的人,否则不会把钱交给他,但他可能受到监视。伴随他的那个小姑娘,倒是赢得了眼镜蛇更大的信任,但他也没给小姑娘打电话。他不相信俄罗斯人。他们中间经常碰到一些高级的专业特工人员,但这两个男女显然来自另一个机构。

他很熟悉“北京”饭店,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肤色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是个很适合见面的地方。谁可能来呢?为什么而来呢?显然,那人认识眼镜蛇的面孔。可世界上认识他的人只有那么几个。是法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他翻来覆去地在脑海里翻腾。这些人只有戴上手铐才可能被带到莫斯科来。

阿巴看起来气色很好,面带着微笑。他几乎总是微笑的。眼镜蛇已经习以为常,没去注意这种微笑了。他们是在“北京”饭店的门口边见面的,没进饭店里面去。他们在城里蹓跶,在一家私人的小饭馆里就坐,那家饭馆的钢门边站着一个面色特别可怕的看门人,似乎他守卫的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个分行。

在四张小桌子中的一张旁边,坐着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正在情意绵绵地悄悄低语。一个女招待突然出现,评价性地望了客人们一眼,然后微微一笑,请客人就坐。

“小姐,赶紧给我们来一百公分伏特加,街上冷得很。”眼镜蛇一边把一把椅子推给阿巴坐,一边这么说,面孔对着大门。他已经忘记了他什么时候带过枪,什么时候参加最后一次战斗,但希望见到大门,背后只有一道墙的老习惯,却仍然留了下来。

“你像平时一样穿着制服!”阿巴赞许地说完,从小姐送来的托盘上拿起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把一枚油橄榄扔进嘴里。“我喜欢俄罗斯。我是同一家很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一起飞来的。这家公司对开发俄罗斯的旅游潜力很感兴趣。”

“我们的潜力很大,缺的是外汇。”眼镜蛇望了望菜单,对女招待微微一笑。“亲爱的,让我们吃俄罗斯菜吧,不过要使我们吃得活下来,而且能够走动。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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