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将军坐在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办公桌旁，装做正在解纵横字谜的样子。
“一般说来，我不是你的裁判，在具体问题上，更是如此。”古罗夫望着克里亚奇科说道。克里亚奇科坐在对面，正在研究窗台上一朵枯萎的花。“你在战斗，我搞的鬼知道是什么。你遇到了极其危险的情况，但你巧妙地从里面摆脱出来了。我不打算从总体上分析情势，但在具体情况下，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刑侦总局的高级军官，而像是在敌后打游击的游击队员。你打残了两个，打伤了一个，没有你的证词，我们无法处理这个集团。”
“要我的证词干什么呢？”克里亚奇科噗嗤一笑，“我看见一个人从窗户眼里跳出来，后面有人跟着开枪。一旦开始审讯，肯定会有一百个人证明：一名醉汉闯进办公室，扑向女出纳员，当保卫人员企图抓住他时，他跳窗而逃，一个同谋者接连开枪掩护他逃跑。”
“类似的故事情节，一个小时以前我从区局负责作战方面的副局长口里听说过。”奥尔洛夫把一本杂志扔到一边说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我指的不是你们，而是整个民警，首先是我自己。当然，区局对这个事务所是知道的。有些民警常常在那里吃吃喝喝。可耻！军官先生们，我没有什么话对你们可说了。正式的调查工作不会进行，倒不只是因为我爱惜民警的荣誉，只不过是觉得对这种劳而无功的工作花时间和精力太可惜了。你们干你们直接经管的案子吧。先是你们在胡同里受到枪击，随后又在院子里遭到枪击，明天又会在广场上遭受枪击的。”
奥尔洛夫沉重地站起身来，垂下他的大脑袋，朝门边走去，随后他停下来，低声说道：
“我不认为我会活到……请问，当犯罪分子隐藏在杜马的时候，为什么民警却要遵守规矩呢？而且立法的先生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相互扭打，抓女人的头发呢！我的父亲，根本不是出身贵族，却是从不让这样的人进家门的。”
当奥尔洛夫走出去，随手关上房门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用各色各样的脏话骂了起来。
“可我父亲只有喝醉的时候才骂娘的，而且骂后要悔恨两天。难道我们现在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差吗？”
“那倒是不会的，斯坦尼斯拉夫。否则我们早就爬到了树上，要不就像猛犸一样死光了。不过今天的俄国，弯弯曲曲的路，行的方向不对就是了。如果你母亲是瞎子或者酗酒的话，你总不能拿她去另外换个好妈来吧？”古罗夫站起来，扯了扯上衣，甚至整了整领带。“我深信，杜罗夫没有认出你。”
“他没法子顾得上我，他连往我这一边望一眼都没来得及。”
“你现在相信杜罗夫与过去的上校乌索夫有联系了吧？”
“一点也不。你总从对乌索夫的个人恩怨圈子中跳不出来。显然，这位过去当过民警的杜罗夫是在代表什么人。也许是代表巴维尔·乌索夫，或许是代表他正式的老板。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
“我同意。但在普罗托奇胡同里的那件事是一名刑侦人员和认识古罗夫的人干的。”
“你名气大。”克里亚奇科从台历上撕下一页，开始做一艘小船。“也许他们有着某种联系。我猜破了他的谜底。而他们在绞尽脑汁，但没研究出来。尽管，”他狡猾地望了古罗夫一眼。“你知道，杜罗夫是个不简单的小伙子，很狡猾，他可能不会说有人掩护他撤退。请问，为什么要与人分享荣誉呢？真麻烦。就这样吧，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是英雄！”
“你的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①。”克里亚奇科用手指敲敲脑袋。“我处在他的位置，也会明白并代表自己。为什么要骑着山羊演奏手风琴呢？”
“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康·谢（1863～1938）前苏联著名的导演：演员，戏剧理论家、教育家。他的理论、表演方法与技巧统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
“你能干。可你却没想过，甚至你的很健康的建议都会从根本上改变情势？我不知道你的杜罗夫的头脑如何，但他的老板确实很聪明。除了民警以外，是没人来掩护这位过去的刑侦人员的。这位皮货商（他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可能以为出现了具有远见的人。而杜罗夫本人和他的老板却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人掩护。”
“照你的分析，杜罗夫不用多久就会推算出我来。”克里亚奇科说道。“在简短的交谈中，我们相互都能很好地理解。而如果他明白在院子里开枪的是一位刑侦人员，那就意味着，是一位民警将杜罗夫从赌场‘引开’的，也就是说，那家店子必须关闭。”
“要不就扩大。”古罗夫反驳说。
杜罗夫的手和脸庞都扎着绷带，有的地方从绷带里渗出血来。他住在莫斯科近郊一家简陋的膳宿旅店的两人房间里。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坐在窗前的一把围椅上，膝盖夹着一本打开的书，望着夕阳照耀着的树叶，正在猜想：地球上到底有没有人能够说出秋叶的各种细微的颜色，从深绿到深红，从淡红到柠檬黄呢？“不，我确实是成不了艺术家的。”乌索夫得出这一结论之后，打开了摆在身旁的落地灯。
杜罗夫仰面躺着睡着了，他张着大嘴，频频打鼾。他睡得很沉，他虽然没吃安眠药，却喝了两瓶白兰地。
昨天下午，乌索夫正在等电话的时候，心里开始烦躁起来了。已经说好了的，如果谈判顺利，杜罗夫就打电话来，等到铃声响过两下之后他就挂上话筒，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再到以前是“阿尔巴特”饭店所在的新阿尔巴特街见面。如果问题难办，那么杜罗夫就打电话，告诉他车子在哪里接他。万一他处于监视之下，他就直呼乌索夫的名字。
一点钟左右，杜罗夫打来了电话。等到铃声响过五下之后，乌索夫取下话筒，听到：
“我在凯旋门拱桥附近自己的车中，急需碘酒和绷带。”
当乌索夫乘车来到时，他发现杜罗夫情况不妙，流失了许多血。身上的伤口倒不大，但右手的静脉被划破了，不得不去医院。他们向医生解释说这个人站在梯子上擦洗窗户，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情况已经相当清楚，他们没有去叫民警。
医生把伤口缝上，输了血，建议住院，但却带着明显的轻松心情让他回家去了。
乌索夫把汽车扔在部长官邸，然后去膳宿旅店。他的一位熟悉的退役民警在那里负责。他是一位民警，退了休也是民警。这位朋友对于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神话，根本没听，就说房间即使在旺季也是有的，现在更是多的很。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要了一个两人住的普通房问。
杜罗夫打开一瓶白兰地，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了第二杯。还没来得及醉，就问道：
“你的计划怎么实现呢，上校先生？”
“你讲吧，我们来研究，”乌索夫小心翼翼地回答。“出什么事了，你这些伤口是怎么得到的？”
“他们要你的命，”杜罗夫坐在围椅上把头一仰，等着白兰地发作。但酒精没能战胜精神的紧张，所以他还是处在仔细衡量的状态中，头脑虽已不大清醒，但还没有酩酊大醉。“他们打算把我送到郊外，狠狠地审问我。上校，你见过这样的尸体吗？”
“你也没作声？你是个既坚强又聪明的汉子，阿尔焦姆，但也不要把我当白痴。”乌索夫也吞下了一口白兰地。“生意人！萨比林的确是个生意人，他不应该去玩这样的魔术。”
杜罗夫把剩余的白兰地从瓶里倒出来，泼到乌索夫的脸上。
“下一次你自己去，用你自己的狗命去检查自己的理论结论。”
“你说得对，”乌索夫走进浴室，洗完脸又坐到围椅上。“要是我，不会跑出来的，随便什么都会签字的。你说说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他们想给我戴上手铐，我用椅子打他们，然后跳窗逃出来的。办公室在一楼。”
“窗户没有栏杆吗？”
杜罗夫好久没有答话，吐了一口血夹着白兰地的吐沫，打开第二瓶白兰地喝干了。
“我现在活着，而且自由了。我想睡觉，以后再给你讲栏杆的事，讲你我都是笨蛋。”
他醉意发作起来了，不知道他会不会睡着，不过相信谈话要推迟。不管乌索夫上校是否明白杜罗夫的心理状态，但没什么可反驳的。上校清理好床铺，帮助这个同伙脱衣躺下，然后拉好窗幔，打开落地灯，走出门去，随手把房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