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不可能停在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踏步不前。他不过是在玩反对我们的游戏。请原谅我使用‘玩’这个词。我们曾经侮辱过他，对他吐过口水，可现在又去讨好他。”古罗夫站起身来，望了一眼开水锅。“我们煮饺子吃吗？”
“你煮鲟鱼吃吧。”
“你已经带来了伏特加。”古罗夫把饺子撒到锅里。“下一次把鲟鱼也带来吧。”
“有人在去尼科林山的路上，两次见到过杜罗夫。”
“你为什么没作声呢？”
“我们没有决定跟踪他，他到了谁的别墅，也不清楚。”克里亚奇科很愤怒地说道，这在他来说，是很罕见的。“假定我们已经确定，杜罗夫与巴维尔·乌索夫保持着接触，还有什么好说呢？你比我理解得更好，这事一两个民警是应付不了的，得有一大批反间谍人员才行。”
“库拉根中校，他已当上了处长。”
“什么？”克里亚奇科重说了一遍。“反间谍局的处长更应该配合我们，分一些人给我们吧？难道他是个封邑的公爵？”
“你说得很对，”古罗夫把锅里的水倒出来，把饺子摆在盘子里，一边吹一边吃。“大家都批评我，不，是为了让我提建设性的意见。我们知道乌索夫在哪位部长的公馆里工作，也知道阿尔焦姆·杜罗夫工作所在的‘弗拉明戈’赌场。赌场的老板是新来的，他不是给亚姆希科夫一伙人付钱，就是通过别的渠道同他们有联系。”
“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是个商人，对他检查过，当然，很肤浅，但没有对他作出任何结论。”
“要是去找我们的朋友和你过去的老板呢？”古罗夫问道。他声音里透露着无奈。“尤金在商业界工作多年，他很可能认识加依，也许能给我们谈点有趣的东西？”
“干嘛要他来参与呢？自己的事还不够多吗？”
“真见鬼，你什么都否认，提点什么好建议看，行吗？”
“你见过网球运动员在墙边练习吗？我只会把球打回去，提建议我不行。”克里亚奇科大发了一通议论。
“很好的一个阵地，让我们换个位子吧。”
“那结果会更糟。”
古罗夫差点没发起火来，但他出人意外地大笑起来。
“请原谅，”他把手一挥，“我想起了一则老笑话。既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就继续谈下去。他们的企图是即便不消灭我，至少也要使我孤立，强迫我到高级人士的办公室里去辩解。这就是说，他们害怕。只有拦住‘伏尔加’小车，由你去进行检查，才能使他们感到害怕。”
“我已经多次对你说过，已经造成了阿尔焦姆·杜罗夫认识我的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马上就会把我和你联系起来。”
“他们突然把几个高加索人送出了莫斯科，过去当过民警的小伙子被他们干掉了。阿尔焦姆·杜罗夫在赌场工作，没有露面。他们既然这么慌乱，这就是说，他们的事被人盯上了。而他们也不可能有很多人。”
“少校。”克里亚奇科提示他说。
“只能在关键时候用，而且是暗中利用，”古罗夫表示反驳。“否则，他们就不能在今天的战斗中使用他。如果我把那孩子打伤，少校就会成为主要见证人，他就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谈话。”
“那你到那里还能吵什么呢？说利用情势不够吗？如果少校只是受骗，主要只是盲目地受人利用的话，那我们从他那里就得不到任何好处，如同从公山羊那里得不到羊奶一样。”
“我又不是电脑，不能一下子把一切都算出来，我只是刚才考虑到，”古罗夫粗鲁地回答，“很可能我估计错误，少校的作用更大一些。我们手里的牌不好，不过他们不知道。应该虚张声势，表现积极，他们可能开始神经紧张，做出大量蠢事来。”
“又因为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即将开始行动，所以对方自然而然地就会做出傻事来，作为回答。他们会把不明智的斯达西克消灭掉。”
古罗夫叹了一口气，从一数到了十，然后说道：
“你应该换辆车子，你的‘梅尔谢杰斯’不要用去进行观察，而要去护送日里诺夫斯基。局里谁有新‘日古力’车？”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有。”
“快打电话，”古罗夫指着电话机。“同他商量一下，换几天的车。”
“华连廷凶得狠，他不能驾驶新车。”
“你要我打电话吗？”古罗夫取下话筒。
“你不知道电话号码。”
“那你就给值班员打电话，问他的电话号码，然后同他商量好。”古罗夫把话筒交给了克里亚奇科。
第二天，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驾驶一辆“日古力”在莫斯科市里开着。开了“梅尔谢杰斯”之后来开“日古力”，的确不容易。这位密探决定集中注意杜罗夫，把那名过去的刑事侦查员看成是最有前途的目标。克里亚奇科发现杜罗夫不怕别人跟踪，“引导”他很容易，因为杜罗夫·阿尔焦姆的车子开得很规矩，总在车流中，没有必要，从不抢车。他的路线很简单：从家里到赌场，中午进咖啡馆，在那里吃中饭，他一个人坐一张桌子，不会见任何人。
在莫斯科用一辆车子去跟踪是徒劳无益之举。克里亚奇科很清楚这一点，如同他很清楚知道他之所以接受任务，是因为古罗夫想不出什么别的好主意，出于无奈而为之一样。第二天，克里亚奇科就把杜罗夫的灰色“五人面包车丢失了”，不过他不怀疑这是事出偶然。在季米里亚泽夫区，杜罗夫向右拐去了，克里亚奇科当时在他后面五十公尺的地方，前面只有一辆“伏尔加”把他和灰色小车隔开来。到了十字路口，杜罗夫向右拐，“伏尔加”向左开去了。克里亚奇科跟在杜罗夫的后面，看到他在前面，当时从院子里爬出一辆拖车，把狭窄的胡同堵得死死的。这不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行动，如果杜罗夫发现有人跟踪的话，他完全有可能摆脱掉（至少有数以十计的方法），而不必采用如此复杂而代价昂贵的方法。他可以在任何一条公路上第一个停在交通信号灯前，对着黄灯冲过去，便可安然开走，因为这时克里亚奇科在后面隔着一辆、两辆、有时甚至有三辆车。
拖车不可能打转身退回院子里去了。为了防备万一，他记下了拖车的车号，他沿着胡同冲过去，但前面没有发现杜罗夫的车。克里亚奇科飞快地开过三个街区，他明白了：继续寻找如同猴子掰包谷，白费气力。杜罗夫可能在任何一个十字路口拐走。克里亚奇科把车子停了下来，多次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吸烟。真想掏出烟来，把打火机咔嚓一打，抽了起来，不过，终归还是在工作，而且是这么傻呆着，应该思考，可又完全没什么可思考的。
昨天杜罗夫没开车去那个区，今天去时信心不足，几次在十字路口刹车，显然是在寻找需要的拐弯点。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拖车的出现纯属偶然。但是，既然杜罗夫一会儿仔细看门牌号码，一会儿问街名，这就意味着，他是走的新路，寻找他不知道的新地址。他在离他所要找的地方的不远处，最后一次满有把握地从季米里亚泽夫街拐走了。“情况很糟，但并不很复杂，我们继续找下去。”克里亚奇科拐弯时决定。“从拖车那里开始，每个胡同都拐进去看看，胡同才三个，每个院子也得看看。即便这种找法就像提着灯笼找镍市，我在这里找，是因为这儿亮一些，而且今后我也好向首长汇报。要是他嘲笑我，我就回答：有什么样的任务，就有什么样的执行方法。”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于昨天早晨离开部长的官邸，他找到一支完好的自动枪，给萨莫依诺夫“工程师”的债主打了个电话。乌索夫几乎不怀疑他们不会把他的电话和需要找的人接通，不得不与他的女秘书或者某个助手进行解释，但是他错了。拿下话筒的是一位姑娘，听说是找老板的，她就问他是什么人，而且马上就把电话接通了。回话的是一个男中音：
“我在听您说话。”
“是谢尔盖·里沃维奇吗？”乌索夫问道。
“正是，请问您尊姓大名？”声音里充满着信心，是属于一个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的人的。
“我的名字不会告诉您任何东西，谢尔盖·里沃维奇！您就简单地叫我伊凡·伊凡诺维奇吧。”
“请便。”那声音不可捉摸地改变了。“我该做什么呢，伊凡·伊凡诺维奇？”
“我手头有您的收据，数额两百万多一点。我想同您见面，讨论我何时可以收回这笔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