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除以后，乌索夫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乌索夫很喜欢孩子，离婚使他很难过，但他忍受下来了。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生活过得很积极。给他的工资是一千美元，这么多的钱，他以前没有得过。乌索夫雇了一个扫院子的工人奥斯曼。他过去是民警上士，好喝酒，但有分寸，不过量，而且很能工作，主要是寡言少语。奥斯曼是个民族和信仰都很难确定的人，身子很结实，很有劲，而且爱好劳动，所以林荫道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扫得干干净净，烤羊肉串的木头准备得好好的，摆在车库里的汽车被擦洗得闪闪发亮。
乌索夫和奥斯曼七点左右起床，夏天早一点，工作到天黑，冬天工作到八点。乌索夫每天从早操开始，然后喂狗，两只德国狼狗，一公一母，沿着局长百分之二十五俄丈的圆圈走几遍，检查锁的坚固性，看信号装置是否有损。早餐以后，乌索夫同好喝一小杯酒的奥斯曼一起看看报纸，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坐到电话机旁。电话铃声很多，但谈话都很简练，往往是几句话、几声感叹就算完了。
如果公馆空着，每天就会有人来找乌索夫，一个，两个，很少有三个男子的。间或来一个女人，她一般是要留下来过夜的。当公馆里住着男女主人时，乌索夫饭后就进城去呆两三个小时。这位上校去什么地方，同什么人见面，谁也不知道，再说也没人去打听。
乌索夫却建立了自己的刑事犯罪组织。他相对年轻，还没满五十，精力充沛，对完全替人家服务，他是不愿意的。他并不特别有才华，但很聪明，了解生活。如果上帝建议给他安排一个总统助理的职务的话，乌索夫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的。他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有时是侍候人，他对此已经非常腻烦了，想干干领导工作。他成了部长庄园里的主人。乌索夫的这一职务，很合他的心意。客人们集会时，他起着管家或管事的作用，鬼知道这两种称呼有什么区别。他有了晚礼服，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在部里就有的一个不大的肚子，经几个月的生活之后，也消失了。就这样他身穿晚礼服、神气十足地站在正门楼梯口迎接客人。他有着专业人员的记忆力，能记住客人的姓名与面貌，乌索夫经过半年几乎已经成了来往客人的自己人。当然对他前不久的军衔，大多数客人是完全知道的。他在招待会上从不喝酒，而是安排照顾客人，有时甚至要把喝醉的客人扶开。到了第二天，昨天喝得烂醉的客人觉得对不起非常克制、沉默寡言的乌索夫，显得很尴尬，好像成了还不起贷款的借款人一样。
像所有的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一样，乌索夫总是不慌不忙，他知道第一个到达的，总是不屈不挠、一步一步地朝目标走去的人。他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去挑选人，与过去的同事会见，同他们作长时间的闲聊，检查他们的酒量，借钱给他们，为此他失去了将近三千美元，但他对此并不觉得可惜。乌索夫不知道这支队伍集合起来，到底具体地干什么。他每天注意看报，看电视，注视着刑事案件的审讯过程，确定犯罪集团的打击方向。很快他就明白了；他们的打击方向主要是整个经济界，特别是具体的生意人，他们互相拖欠借款。如果居中调解争端，可以获得社会地位和相应的权力。这里需要有节制，不往最高领域里爬，不要喜形于色。谈判应该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在谈判后面要有“卡拉什尼科夫”①先生作后盾。因此必须建立战斗小组，但这个组织不能与他，与乌索夫上校有任何联系。链条应该很长，但是，如果在房门与打水的水桶之间的链条没断，所有各环都焊好了的话，那么有耐性而又富有经验的人或早或迟都会抓住水桶，走到握着门把手的人身边的。
“①卡拉什尼科夫·米·季（1919年～？），苏联著名的武器设计师。这里指他设计的自动枪名。”
因为不可能没有凶杀案，所以或早或迟古罗夫还得进行侦查工作。一想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他恨死了的古罗夫，那位被开除的上校便全身发麻，浑身冰凉。乌索夫害怕这次会见，又渴望这次会见。他害怕，是因为古罗夫力量非常大，而且不可预测；他渴望见到他是因为他想复仇，为对他的揭露、逮捕、侮辱，为使他的家庭解体，彻底进行清算。
乌索夫在评价力量方面是相当客观的，他承认优势在对手那一边。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乌索夫知道，侦查的发起者不可能不有所冒险，不可能不对法律有所违犯。这就是说，古罗夫是有懈可击、可以识破的。所以他，乌索夫现在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因为他是站在暗处，而古罗夫则处在直接领导的压力之下，处在检察院和在黑暗胡同里游来游去的舆论界的光芒的压力之下。
正是在乌索夫无声的领导之下，聪明、但对作战计划一无所知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在刑事犯罪集团的势力和财政界的势力的交接处，具有了名声。像加依这样的人，乌索夫是非常需要的。
乌索夫合符逻辑的判断，非常接近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得出的结论：乌索夫认定在新的集团的司令部中，除他本人之外，应该有三个互相不联系的人。此外，还必须有一个在财经界有一定威望的人士。应该暗中利用他并通过他获得任务并进行财务结算。对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密探们并没有猜到，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失误。
那个九月晴朗的傍晚，部长和他的家庭成员都不在公馆里。乌索夫巡视了所辖的各处，狼狗安然地在树丛中跑来跑去，同乌索夫上校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他负责作战行动的副手阿尔焦姆·杜罗夫，他以前也当过刑事侦查员。
“古罗夫很早就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出现得太早了。而且你同克里亚奇科的会见也不怎么及时，”乌索夫一边用手电照路，一边议论。
“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反正这是没法避免的。”杜罗夫回答说。“斯坦尼斯拉夫马上认出了我是工作人员，所以我就没有隐瞒，干嘛要装傻呢？我们像自己人一样，谈了谈。当我发现有人在‘引导’我们时，我从酒壶里喝了一口酒，应该支持那种说我经常醉酒的神话。”
“你该多刮刮脸，你的样子太难看了。”
“不行，我是在赌场里工作，应该适合那里的情况。”
“克里亚奇科没提危险问题吗？”
“他提出了正常的耽搁问题。他说一辆类似的侦查用车‘伏尔加’曾经被用来攻击运钞车。这是顺便提到的问题，更确切点说，不是问题，而是疑惑：这个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怎么和纳吉姆·尔扎耶夫这样的大傻瓜搞在一个团伙里呢？上校的表现，原则上是友好而坦率的。”
“这是他的手法。这种坦率，圈子里的人经常想起。”
“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杜罗夫反唇相讥，他碰到一个树根，绊了一跤，骂了一句娘。“他问我们在哪里弄到代表团的车子的。我回答说今天的工资，谁也不够用。”
“他没说你们在跟踪什么人吗？”
“你侮辱人，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是刑侦人员，不是花花公子。”
“你喜欢他吗？”乌索夫停在自己的小房子面前，冷漠地问道，然后用树枝打了公狗一下。“去，雷响①，散步去！”两只狗高高兴兴地叫着跑进了暗处。
“①一条警犬的名字。”
“克里亚奇科？是个不错的民警，业务上很内行。”杜罗夫回答道。“他有一辆‘梅尔谢杰斯—200’，古罗夫的车是‘雷诺—405’。古罗夫经常把车子留在部里，由斯坦尼斯拉夫开车送他回家。”
乌索夫赞同地点头，一边在想他自己的事，然后把一张莫斯科市中心图摊开在桌上。
“让我们喝点酒吧，我发冷！”杜罗夫耸了耸肩膀，很不赞成地望着乌索夫玩地图花招。
乌索夫从食品柜里拿出一瓶白兰地、两只酒杯、一盒糖果，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一饮而尽。
“你是个不太热情的主人。”杜罗夫也倒上一杯，一饮而尽。
“我不是主人，你，阿尔焦姆，也不是仆人，我们是搭档。”乌索夫仔细看着地图。
“廖尼亚·戈鲁勃科夫和马弗罗蒂也是搭档。”
“不明白。”乌索夫很生气地望了一眼。“你以为我在损害你的利益吗？”
“我认为你在搞暗赌，把我当笨蛋玩。我愿意，就把牌公开，不愿意，你就拿着你不公开的牌坐着。我知道你与古罗夫有私人恩怨，我发现你在跟踪他的车子，盯他的梢。在我们的工作中，不应当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如果你打算要消灭古罗夫的话，我就不做你的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