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喝酒吗？”哈里托诺夫发现加依的酒杯原封未动，问道。
“我不喝酒，”加依微微一笑。“不过有时不得不喝。”
“我也是尽量限制，但与上司交往，有时非喝不可。请原谅我的好奇，为什么您把钱投到赌博生意里去？”
“能吸引我的是优美的环境，清洁、安静、保养得很好的顾客，漂亮的女人。”加依似乎是绝对真诚的，但哈里托诺夫对他的话却不相信。
“我听说您打算竞选杜马代表，”他说道。“人民是不会投赌窟老板的票的。一个人要在五年之内脱胎换骨也是不可能的，赌场嘛，就是赌窟。”
“既然您已经搜集了我的材料，那您就应该知道在我还没当上赌场老板以前，我已经投资修建一所幼儿园和装修了两所学校。”
“甚至是这样？”哈里托诺夫大吃一惊。“我向您祝贺，您有长远计划，但我的老板……”他欲言又止。“是个只顾眼前的人。您会同他很难相处的。”
“我也不打算同他相处，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加依斟满他的酒杯，往自己的杯子里只滴几滴。“这是您的头痛病。我会给您付钱，只同您打交道的。亚姆希科夫是个暂时得势的人，他很快就会被人杀死或者被人送进监狱的。他的地位将由另一个人来占据，很可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可您却会留下来。”
哈里托诺夫本来打算把酒喝干，但听完如此坦率的话后，他的身子抖了一下，把酒杯放回了原处。
“您有情报？”
“只是预感，土匪在莫斯科公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不是指具体的执行者，他们将来总是需要的。但在区一级里需要一些有威望的、可以进入官方办公室、有广泛的联系的人。”
“理论上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相当复杂，我担心您在我们这里落脚以前就会被人杀死。”
“您不是没有被人打死吗？虽然您自己不开枪，甚至不带武器。”
哈里托诺夫觉得自己不舒服，好像正坐在医生那里看病，而医生正在仔细看他的内脏照片似的。
“我花了几十年才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您却边走边跳，似乎想跳到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上。”
“我什么也不想要，”加依干巴巴地回答，“不论是劝人为善的谈话，还是特权。我只想买下赌场，并且认为同这个区里有威望的人和平相处，是明智的。如果他们觉得我合适，我们就谈条件；不合适，我就悄悄地走掉，好像我没来过似的。”
“你看，一个心肠多硬的汉子，可外表和风度却像是个普通职员。”哈里托诺夫想道。
“我觉得您绝对合适，但我不作决定。”
“那就请您转告亚姆希科夫，有个人想在区里落脚，他今年就会成为杜马代表。我将代表你们区竞选，你们都是相关的人士。赌场将给您付纯利润的百分之七。为了使这笔钱不交税，我把它转到慈善基金的账上。您的任务是保证选区和我的客人们的安全。赌场的秩序由我来整顿，汽车站的秩序则应由你们的人来维持。”
加依和哈里托诺夫的会见是早春进行的，离国家杜马的选举还很远。加依是在虚张声势，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因此也就没把他算在自己的名单里。但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知道社会舆论是男人操纵的，但制造社会舆论的却是女人。他找到一些银行家和其他的有钱人，由他们出钱来修建一所幼儿园，用现代电脑技术去装修两所中等学校。对于区里来说，这是小事一桩，但关于一位俄罗斯的新人为孩子们不吝惜钱财的传闻，很快就传开了。当着众人的面，加依从不说他打算竞选杜马的新代表，但他结识市长和他周围的人，而在回答他是否出马竞选的问题时，他只是连连挥手，开玩笑说，他的癖好是赚钱，而不是搞政治。
加依把赌场买下了。在它所在的街上，出现了一个岗哨，破旧的帐篷换成了新的、漂漂亮亮的。这一切都是根据鲁日科夫市长的命令搞的，而由区警察局执行的。不过加依该付钱，于是小区的住户们便又听到了他的名字。
那年春天，哈里托诺夫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头年秋天不知道哪个“贴心人”用一个写给利亚列克的信封，装着外币和一包麻醉药塞给了哈里托诺夫，他于是马上被当场逮捕。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已经坐在了古罗夫上校的办公室里。古罗夫自然没给他送麻醉药，但猜想到麻醉药不是属于哈里托诺夫所有的。不过，古罗夫当时正在解决往亚姆希科夫领导的集团内派坐探的问题，哈里托诺夫作为他的亲信，来得正好。从精神上把哈里托诺夫打垮，使他同刑警合作，并不太难，所以古罗夫办到了。古罗夫很少过问坐探事务，但因为他很需要情报，于是给哈里托诺夫办好了相应的雇佣手续。
总的说来，那年秋天交易就达成了。古罗夫得到了必要的情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切断了情报从总局流失的渠道。是的，叛徒乌索夫上校起初被捕，但后来因罪证不足而获得释放。
哈里托诺夫当时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古罗夫像往常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消灭了哈里托诺夫手中的麻醉品。
从那以后几乎过去了半年，哈里托诺夫继续与利亚列克和他的集团保持接触。但因为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本人从不带枪，也不参加任何战斗，所以他在这方面觉得自己绝对放心。有一天傍晚，他从赌场出来，正朝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辆深灰色的“雷诺”牌小车停在附近，右门打开，接着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坐进来吧，让我们开几分钟的车，兜兜风，有话要谈。”
哈里托诺夫朝车子望了一眼，认出了古罗夫上校。古罗夫把车子开进附近一条小胡同里，停在一幢什么建筑物旁，愉快地望着，甚至使了一个眼色。哈里托诺夫鼓起勇气，责备说：
“怎么能这样呢，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向我保证……”
“第一，你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很高兴见到你好。第二，你生活怎么样？这样白痴式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古罗夫本来把一包烟给哈里托诺夫递了过去，一想到他不抽烟，便自己抽了起来，问：
“我到底答应过你什么没有履行呢？”
“您说我们的账算清了的，您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了。”
“我问过你的健康情况，说过你可以不必回答。”古罗夫记住了克里亚奇科的忠告，微微一笑。
“现在您会说，我们见面是偶然的，您祝我晚安了。”哈里托诺夫揶谕说。
“没有极端的必要，我是从不说谎的。你说说，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你是否有亲戚在周围？我有关于你的材料，但忘记了。”
“有个姑妈在巴尔瑙尔，”哈里托诺夫惊慌不安地说。“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信。您要知道干什么？”
“你能不能到巴尔瑙尔去找你姑姑一趟，或者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呆个把星期呢？”
“为什么？”
“不想回答，知道多余的事会使人短寿的。”
“您打算收拾利亚列克？”哈里托诺夫身子缩了起来，甚至冒汗了。
“我本人不负责处理你们那个集团。不过最近几天会发生某些事情，你最好不在莫斯科。”
“如果我突然飞走，以后再发生您所说的事情，那我就最好别回来了。”
“让我想想，”古罗夫放下车窗玻璃，吐出一口烟。他总是想方设法对待坐探尽可能好一些，尽量理解他们。有时这种关系变得很好，几乎是同志式的，但有时他也不喜欢坐探。对哈里托诺夫就是如此。古罗夫对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因为知道他胆小怕死，所以他明白“这位理论家”不得不讲真话，他不敢冒险，火药不足。当古罗夫完成任务时（他雇佣哈里托诺夫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他同哈里托诺夫高兴而轻松地分了手，尽管并不排除同他恢复关系的可能性。的确，现在并无直接的需要，因为情况不同了。
在州里“潮湿”的地方抓住了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集团的两名伙计。利亚列克本人还不知道他的人被捉住了。那两个小子是吸毒者，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经不起长时间的审问。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抓住的，手中拿着武器，所以他们很快就招供了，说出了利亚列克。在他们的供词中还顺便提到一个绰号“老爷”的人。那几个土匪只知道绰号，却从没见过那个人，但听说“老爷”是利亚列克的助手。绰号是属于哈里托诺夫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小心谨慎的哈里托诺夫总是呆在一旁，大肆宣传的事他从不参加，但他可能很容易被烧死。烧死他的，可能是利亚列克本人。古罗夫的同事在一次例行袭击中，打算干掉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手中很少拿枪。但有资料说明，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如果把利亚列克抓起来，那就要对他身边的人进行清理，因为其中有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比如会计、门卫、秘书。也许哈里托诺夫也会落网，那就在与亚姆希科夫当面对质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利亚列克可能用哈里托诺夫来掩护自己，说哈里托诺夫是集团实际上的头目，而他自己则退到暗处，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