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内部原因是由于维特爱情上的失败导致了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感伤、厌世的情绪。初识绿蒂，维特的心就整个被她“俘获”了，他爱她爱得刻骨铭心，恋情像凶猛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绿蒂已同阿尔贝特订婚，这是他一开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个多月阿尔贝特去外地未归，维特天天和绿蒂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虽然他有时想起或绿蒂谈到阿尔贝特的时候，他的心头就会染上一抹阴影。随后他连续遭受三次沉重的打击，内心的矛盾使他产生了绝望情绪。
阿尔贝特从外地返回是维特所受的第一次打击。阿尔贝特一回来，维特就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感到他的快乐已经过去，对绿蒂已“不抱什么奢望”，他要走了（1771年7月30日信）。紧接着他和阿尔贝特进行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的争论。经过这次正面冲突，维特的情绪日益阴郁，他不得不走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结婚对维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得知这个消息时，维特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他仅存的一丝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他想到“阿尔贝特搂住她的纤腰”时，“全身就会战栗不已”（1772年6月29日信）。维特辞掉公职，再次来到绿蒂身边时，绿蒂成了阿尔贝特的妻子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作为第三者的处境极为尴尬。对阿尔贝特来说，绿蒂是他“珍贵的财富”，他愿同别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是以最最纯洁无邪的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绿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恋着维特，但是作为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子，她爱自己的丈夫，不愿、也没有决心和勇气以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代价，投进维特的怀抱。维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实现，他的追求也越加执拗、强烈，他内心的矛盾无法解脱，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处在两难境地的绿蒂，最后下决心与维特疏远，要维特放弃对他的爱恋，并离开她出去旅行。在圣诞夜前夕，他与绿蒂一起诵读莪相，激情冲破了道德的规范，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绿蒂从神智昏乱中恢复过来后，“心里又怕又乱，又爱又怒”：“这是最后一次！维特！您不要再见我了！”绿蒂的这句话对维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再也无力承受了，于是在圣诞夜给绿蒂写完绝笔信，于午夜12点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维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惨结局的另一内在原因。他的感情过于纤细，性格过于脆弱，是个对月长叹、对花落泪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种忧郁症，刚到他的“隐居地”，他就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叹。我们知道，感伤主义是18世纪50至70年代的时代潮流，是当时流行的“时代病”。那时，年轻人争取自由的精神日益发扬，他们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缚的状况，但是面对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现实，他们行动上又无能为力，他们感情细腻，带有一点病态，便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负担，以此来作为对社会的抨击和反抗，德国青年这种“时代病”的外来诱因，是外国文学。歌德曾谈到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独白使德国青年为之着魔，盛行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感伤主义文学，如斯特恩的《感伤的旅行》、扬格忧郁、哀怨的《夜思》、格雷调子低沉的《墓园哀歌》、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以及麦克菲森仿作的、假托是莪相的诗歌等，对德国青年的厌世情绪更是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读者一认识我们这位朋友维特，就感觉到他强烈的感伤主义情调，他一味强调心灵感受，对人生厌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对月亮、大自然和音乐有着极其敏锐的反应，四季景物随他心境的变化而变换。他第二次来到绿蒂身边时，悲怆情绪已经很浓，周围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已是“一派萧飒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诗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B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
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18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思潮，维特身上带着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深深的印记，使他成了“反叛的受难者”。
有人说，维特对绿蒂的爱恋是“单恋”，“单相思”。果真是如此吗？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里的描写。维特爱绿蒂，因为她是自然、纯朴和美的化身，而且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感情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绿蒂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她对英国感伤主义小说的喜爱都是同维特一致的。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以庄严、明快的语言歌颂自然的诗篇《春天庆典》沟通了两人的心灵，她把手放在维特的手上，维特则“眼含喜悦的泪水吻着它”。维特感觉到，绿蒂对他的命运是关心的，是爱他的（1771年7月13日信）。绿蒂这一方也并不全是被动，时有主动的爱意的表露：她说话时有时把手搁在他的手上；她还允许维特伏在她的手上痛哭；她撅着嘴给金丝雀喂食，然后把小鸟递给维特，让啄过她的芳唇的喙子也去亲亲他；她有时凝视着维特的目光，接受他“下意识流露的感情时”“喜形于色”；后来她下决心要与维特疏远，也是“为形势所迫”，她说：“事到如今，为了我的安宁，我求您，不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读了莪相诗歌，她一反善于克制的常态，和维特紧紧搂抱在一起……可见，维特对绿蒂的爱绝非自作多情，是得到绿蒂的回报的，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这部小说是维特在倾诉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如果绿蒂也写一部书信体小说，吐露自己心曲的话，那她对维特的爱一定也是十分炽热的，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是不轻的。我们再举一例来加以印证：有次绿蒂独自在家默默思忖，把丈夫和维特两人作了比较：丈夫稳重、可靠、深爱着她，是她和她的弟妹们的倚靠，跟着他，她就可以营造自己一生的幸福；维特呢？他非常可贵，从相识的一刻起，他俩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她“无论感觉到、想到什么有意思的事，都习惯于同他分享”，他如离去，“将在她心上撕开一个无法重新填补的裂口”。一个是她生活上的倚靠，一个能给她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慰藉。这种两难选择真够她为难的。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复杂的，一个女子与一男子结合，感情上又依恋另一个男子，这在生活中并不罕见。绿蒂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同维特结合，并不说明她不爱维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两个情投意合、两心相印的男女，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结合而抱憾终生，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或是现实生活中，都并不罕见。因此，说维特是“单恋”或“单相思”，这论点笔者实难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