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特别注意构筑各种反坦克障碍。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的前沿前和防御纵深内构筑了这种绵亘的障碍地区。有反坦克壕、雷场、桩砦、用以淹没坦克通行地区的水坝、树干鹿砦。

尽管教令上没有规定用近卫火箭炮“卡秋莎”对付坦克的条款,我们还是决定也把它用来执行这一任务。为了找到火箭炮最有效的使用方法,火箭炮手们对坦克模型进行了试射,这种试射显示了很高的命中率。

为了在敌人坦克楔入我们的防御情况下与之斗争,我们在各师和集团军中组建了快速障碍设置队,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过程中,在敌人坦克必经之路上设置地雷和移动障碍物。这些支队在师里由1~2个工兵连组成,而在集团军则由一个得到自动枪手加强的工程兵营组成。预先给他们指定了可能活动的地区。

除了师和集团军的障碍设置队外,在方面军还建立了炮兵反坦克预备队。我们预备队里有3个反坦克炮兵旅和2个反坦克炮兵团。

在建立防御时,特别注意了组织火力系统。火器在整个集团军纵深内成梯次配置,规定了火力的机动和集中使用于受威胁方向的预案。为保证火力指挥简便易行和可靠稳妥,建立了通信稳定的观察所分支网络。

在建立连队防区的战斗队形时,我们的指导思想首先是要建立一堵穿不过的弹幕。根据地形特点,各分队的位置在有的情况下角朝前,在有的情况下角向后,以便营的整个防区都可以置于火力控制之下,可以进行侧射和斜射,没有射击死角。几乎所有的营都准备好了不论是对前沿当面还是在营、团防御纵深内重机枪的拦阻射击和集中射击火力网。迫击炮连预先对地段和地域进行了试射。反坦克枪手整排或整班配置在受坦克威胁的方向上。

第二防御地带和集团军后方防御地带的步兵火力体系也是按同样原则建立的。论火器的密度,这些地域几乎不亚于主要防御地带。在第13集团军的后方防御地带,火器的密度甚至还高于主要防御地带。

在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上,我们集中了强大的炮兵集团。总的大炮密度达到了每公里正面35门,其中包括10门反坦克炮。而在第13集团军防御地带内这个密度还要高得多。

在构筑防御工事的同时,部队还抓紧进行了战斗训练。夜间条件下的训练不少于所有课目的1/3。司令部也进行了紧张的训练。

敌人准备使用的“虎”式重型坦克具有很厚的装甲,装备有88毫米大炮。我军官兵研究了这些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掌握了打它的方法。每个集团军都构筑了靶场,在这里进行打坦克靶的实弹射击。45毫米炮的射手们学会了从近距离瞄准坦克履带开炮的技术。由于进行了系统的训练,炮兵的技能有了显著的提高。

炮兵的战备情况直接在阵地上进行了检查。大家来到炮兵指挥员的观察所,检查人员根据防御计划报告,在某某地区出现敌人,并指出希特勒匪徒阵地上的目标。没过l分钟就准确地开了炮。我不止一次地组织了这种检查,检查结果使我确信,炮兵们理解自己在即将开始的战役中应发挥的作用,所以准备得十分认真。

在炮兵训练和组织火力配系的工作中,不知疲倦的方面军炮兵司令员卡扎科夫将军有很大功劳。

为加强各分队的团结,提高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积极性,提高部队的战斗技能、教育战士在战斗中勇敢坚强和互助互爱、爱护武器和技术极备,加拉杰夫少将领导的方面军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进一步鼓舞指战员们决战决胜的勇气。

我们随时随地关注着防御地带和阵地工事构筑的质量。关注着最重要方向上组织对坦克防御。我自己就曾多次下部队视察工事,和指战员们交谈。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指战员们都坚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防御体系的牢不可破。他们已经有2~3月份在这个地域作战的经验,他们当时成功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我在检查波内里地区的防御时,曾问一个分队的战士,他们如何评价自己的防御阵地,战士们一致认为,敌人在他们的阵地面前休想前进一步。应当说,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希特勒匪徒突破波内里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惨败。

第60集团军是从沃罗涅日方面军转隶过来的,我在该集团军了解情况时十分注意地观察了切尔尼(原文为“切”)亚霍夫斯基将军。这是一位出色的司令员,年轻、有教养、朝气蓬勃,一个了不起的人!看来,在集团军里他深受爱戴,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来向集团军司令员报告的人声音不发颤,而是面带微笑,那你就会明白,他已经达到一个高境界。

各级指挥员对上级首长的态度都十分敏感,于是乎,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一个愿望——把自己置于这么一个地位,就是人们都乐于去执行你的所有指示。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就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就像第65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一样)。

我想再次谈谈“协调一致”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合得来,但就是集团军军事委员扎波罗热茨却怎么也和他找不到共同语言。

扎波罗热茨是个著名人物——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的英雄、他当年仗打得很好,但是时过境迁。军队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了,而该同志还照老样子工作。于是他和年轻的刚成长起来的集团军司令员之间便产生了摩擦。

无论我和捷列金怎样努力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但都无济于事。看来,他们属于不同的人,没法和睦共事。所以只好向最高统帅报告。

斯大林听后想了一想就同意了:“是的,得把他们调开。”

过了两天,扎波罗热茨便被召到莫斯科去了。

紧张的局势,即将开始的残酷厮杀,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同志的担心和不安。他们出于良好的动机:人民已经遭受了不少磨难,不久前才从法西斯铁蹄下被解救出来,不应让他们作多余的冒险,所以他们建议预先从库尔斯克突出部疏散居民。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一点。疏散居民无疑将对部队的情绪产生影响。士兵们修筑了工事,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所取得的成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任何人想都不要想有撤退的可能。方面军的指挥所、机关、司令部和后勤部都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中央。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把长期作战所需的一切储备都集中到这里,即使敌人把我们割裂出来,我们也能坚守住库尔斯克突出部。居民们相信我们的力量,不想撤离,大本营也支持我们的意见。值得赞扬的是,库尔斯克的同志们立即明白了我们是对的。从此再没人产生过撤退居民的想法。

很久以后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那么坚信不疑,认为我们一定会打退敌人?

这种信心有坚实的基础。我们的指挥员成熟了,取得了经验。战士们也学会了打胜仗的本领。国家越来越多地用最新式武器装备我们。部队的编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炮兵师和军一级的大炮兵兵团——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这就有可能在需要的方向上集中密集的大炮(大炮的机械化牵引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空军也更强大了,装备了当时最现代化的飞机。现在任何敌人都不能战胜我们!

布良斯克州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和他们的一些指挥员私交甚好,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1942年夏季在叶弗列莫夫地区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所的会见。当时是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游击支队和兵团的指挥员们到了我们那里,大家欢聚一堂,与方面军领导一起讨论协调行动的问题,他们在这里学会了使用专门为游击队制造的新式武器。我还记得这些同志中的科兹洛夫、科夫帕克、萨布罗夫等同志。我们成功地把他们所有的人越过战线空投到他们的游击区。在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友谊更加巩固了,这种友情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部队与人民复仇者之间的协同。我们和各游击队司令部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敌人部队调动的情报。游击的情报证实和补充了我们空中侦察观察到的情况。空军根据游击队的指引轰炸重要的敌军设施。而我们则给人民复仇者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供应他们武器、弹药、药品。把他们的伤员送到“大地”(指大后方——译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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