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晚间我收到了来自西方面军司令部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立即把防守的地段连同部队交给叶尔沙科夫将军，我本人带领第16集团军的司令部于10月6日抵达维亚兹马，在尤赫诺夫方向上组织反突击。电报通知说，在维亚兹马地区我们得到5个有加强兵器的步兵师。
这一切令人完全莫名其妙。在我们以北，尤其是在卢金将军那里，情势十分严重。在方面军的左翼和我们集团以南的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
洛巴切夫、卡扎科夫、马利宁、奥廖尔等同志都在那里，他们和我一样对这封电报有怀疑。
我记得参谋长大声说：“让您在这种时候离开部队，简直莫名其妙！”
我请求西方面军以文件的形式重新发布命令，并请方面军司令在上面亲自签字。
夜间，一名飞行员送来一份有科涅夫和军事委员会布尔加宁签名的命令。
疑虑消除了，但是仍然有不清楚的地方。
来自第20集团军的接收人员已经到达。经过短时间的集会后，我们司令部前往新的指定地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在这令人不安的时刻，我们手里没有部队，也不知道派我们去的地方有没有部队。
我们试图用无线电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但没有联系上。我们似乎处于真空地带，处于尴尬的境地。
我们决定自己设法弄清情况，于是向各个方向派出了侦察人员。
我们走近亚尔采沃以东的第聂伯河时，看到了一幅令人警觉的景象：被遗弃的阵地，掩体内空无一人。我们知道，在我们方面军的后面，沿着第聂伯河，部署有预备队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现在这个集团军在什么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以猜想。
在通往维亚兹马的道路上，开始出现第30和第22集团军各后勤部队的车辆。红军战士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分队被德军伞兵击溃。这些人是突围出来的，现在正在找自己的部队。道路上有不少逃难者，他们拉着载满家具的板车，急匆匆赶路。
逃难者的讲述和侦察人员提供的情况使我们对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原来，敌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第19和第30集团军的结合地带突破了防御，并向东楔入很远。难民们说了一村庄的名字：瑟乔夫卡、皮古利诺、霍尔姆－日尔科夫斯基等，并且很有把握地说，那里有德寇的大部队、坦克等。所有这些居民点都位于亚尔采沃——维亚兹马铁路干线以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可能是敌人打进来的一个楔子，可以预计，它将掉转头来夺取公路干线，形成对我军合围的内圈。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部队，同方面军司令部总也联系不上，与上级脱离的感觉令人心情压抑。
在公路干线以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问题令人忐忑不安。
我和马利宁站在一个干草垛旁等待侦察人员带回消息，洛巴切夫带领几名参谋继续往前，不到一小时他就回来了，在我们旁边的干草堆上坐下，说：“我在十字路口遇到了索科洛夫斯基，在卡斯尼亚已经没有任何人了。据索科洛夫斯基讲，我们的任务依然照旧。”
洛巴切夫认为，此时方面军参谋长本人也不很清楚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侦察人员在维亚兹马地区还是没发现有什么军队。在科涅夫的命令中答应给我们的那些师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带着这一疑问前往我们新指挥所所在地。
我们找到了新指挥所，它已处于准备就绪状态。无线电报务员开始工作，没有听到方面军司令部电台的回答，可能它还没有固定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自己的电台。
无线电员没有能够同任何部队联系上。
马利宁交待无线电员继续寻找部队，并设法与方面军或是最高统帅部联系上，我与洛巴切夫前往市里。
城防司令员马基京将军向我报告说：“在维亚兹马市没有任何部队，市郊也没有，只有警察。市里人心惶惶，流传着德军坦克从尤赫诺夫南边和东南方向开来的消息。”
“地方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在哪里？”
“在大教堂，所有州领导人都在那里。”
大教堂座落在高高的小山岗上，犹如一座古城堡高踞维亚兹马的上方。在大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真的找到了斯摩棱斯克州党委书记波波夫，在他的周围集中了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市党委会的一些同志。
西方面军政治部主任Д·A·列捷斯夫也在这里，他高兴地一摆手说：“这下好啦，同志们。大家和司令员认识一下吧……”
遗憾的是，我只会使他们大为扫兴。司令员是司令员，但手下无兵。
我请尼基京将军把他掌握的关于军队和维亚兹马地区的情况向党的领导人报告，列斯捷夫听完后大为吃惊地说：“怎么会是这样？”他说：“我刚刚从方面军司令部那里来，它正在转移到新的地点。人家告诉我，你们在这里至少有5个师，这些师正在等待第16集团军司令部到达……”
这次谈话发生在10月6日下午。
我请尼基京把在维亚兹马市附近侦察得到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话音刚落，斯摩棱斯克市苏维埃主席，瓦赫捷罗夫跑进了地下室说：“市里面有德军坦克！”
“谁报告的？”
“我在钟楼上看到的！”
“你关照一下，让他们准备车子。”我向洛巴切夫将军说道。
我和列斯捷夫、波波夫迅速登上钟楼，确定看到了这些坦克，它们用机枪向开出城市的车辆射击。
德军坦克开进了维亚兹马，必须马上离开，当时维亚兹马无人守卫。
我乘坐的吉斯－101最宽敞，洛巴切夫和波波夫乘坐的嘎斯车的座位稍少一些。我们把所有的同志都带上，离开了城市，很顺利地冲了出去。在一个地方差点与坦克迎面相遇，但我们马上钻入一个小胡同，敌入来不及向我们瞄准射击。
指挥所设在维亚兹马东北几公里左右的小树林里，我们开始把司令部收集到的所有情报进行整理。德国人实施突击的惯用方法是：在两个方向上突破正面，在突破的纵深把楔子合拢，以形成合围的内圈……当时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也就是说，维亚兹马是敌人钳形攻势合拢的地点。敌人的这一套我们早已熟悉，这是我们通过亲自观察和亲自体验得知的，并经过侦察得到了证实。但是，敌人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建立合围外圈呢？敌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些我们还不清楚，必须迅速查清。
10月6日晚间，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马兰金将军乘车来到我们的指挥所，和他同来的还有我们的老相识卡梅拉将军。他们正在到处寻找方面军司令部，前线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我对他们说，我们会搞清情况的，并建议他们试一试，趁着夜色从公路干线以北悄悄向东走去，方面军司令部很可能是前往那个方向的。派了一个参谋小组护送马利宁（此处怀疑应为“马兰金”）和卡梅拉，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同志顺利完成了任务，但是在返回的路上遭到了德国人射击，两人受伤，汽车烧毁，小伙子们徒步勉强归来。
马利宁向我报告说，在维亚兹马附近找（原文为“我”）到这几个师是徒然的，当务之急是要考虑一下在目前这种叫人纳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返回自己的部队？
敌人的内包围圈人数密集，已经使我们失去了返回的可能性。而且最主要的是，按照计划，第16集团军司令部是用来执行特定任务的，它的职责是在这一地区出现并领受任务。
10月6日傍晚，我们的司令部进入维亚兹马市东北和维亚兹马——莫扎斯克公路干线以北的森林。我们原先呆过的地方不止一次遭到德国飞机的袭击。
派往各个方向的侦察人员干了一通宵和第二天一整天，终于查明：维亚兹马以东的公路干线已被敌装甲部队切断，它们以密集的兵力从西面夹击这一方向；德国的摩托化步兵已经在维亚兹马市区；敌军正在不断地沿通往瑟乔夫卡的道路推进。
图曼诺沃还没有被敌人占领，那里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的一个骑兵连，骑兵们很高兴地加入到我们这里来。
情报证实，敌人已经在维亚兹马以西建立了战线，以切断所有的道路。
在图曼诺沃的森林里，在遗弃的土窑里，聚集了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战友。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可以归结为：再也不能等待了，寄希望于有部队从东边来是不切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能够帮助被围困的部队，我们自己被夹在内外包围圈之间，德寇正在努力加强外包围圈。
我作出了最后决定——向东北方向突围，那里敌人的兵力可能不很密集，那里更有可能遇见突围出来的我们的部队。10月8日夜间，我们开始了行军。
我们曾收容过陷入困境的士兵和军官，把他们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士气，给他们说，哪里的指挥员身先士卒，哪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模范作用好，那里的人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光荣地履行祖国赋予的职责。如今，我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规定了行军队形：所有人员编成几个分队，指定了分队长，成3个纵队前进，第1纵队由卡扎科夫将军带领，中间的那个纵队由我带领。第2梯队由奥廖尔上校带领，所有的汽车在第2梯队中跟随行进。装甲兵和FT－7坦克（原文如此，怀疑为БT－7）在中间纵队后面，归司令员掌握，以应付与敌突然遭遇。行军警戒和侦察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骑兵连承担。
除了司机外，所有的人步行。
洛巴切夫把参谋、司机、战士集中在司令部的那辆大轿车旁边，对他们作最后指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分散行动，要走在一起，打在一起，要记住军人守则——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无论如何不要把伤员留下来，被打死的，如果情况不允许把死者运走，就地埋葬。
黑暗中难以看清大家脸上的表情，但是我们感觉得到他们能正确理解指挥部的意思。战争教会了人们许多东西。
夜间，我们向前推进。大雨滂沱。乡间土路泥泞难行。
队伍时走时停，好让落队者（原文为“摸队者”）赶上来，使纵队保持整齐。经常由于汽车陷入泥中而耽误时间，汽车共有近百辆，有时要靠坦克帮忙才能把汽车从泥泞中拉出来。
按预定的计划，队伍行走15公里后在一个村子附近休息。在走近那个村子时，首先是侦察人员，而后是先遣小队与德国的摩托车手和两卡车的步兵相遇，双方发生战斗：在两辆坦克的支援下，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战斗。德寇丢下了被打死的同伴和一辆汽车逃跑了。在这次短兵相接中我们这个临时支队的主力没有参加。
途中，时而从左面，时而从右面传来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德军小股部队互相开枪对射的声音。这使大家感到不安，但没有引起任何恐慌。
一路平安无事，严格保持了队形。
我们在小村子里（村子的名字记不得了）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息，吃了顿饭（顺便说一下，在图曼科沃的一个火车站，和我们一起行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骑兵们袭击了一列运粮食的火车；我们把能拿得走的粮食全部装上卡车，其余的炸毁了）。
我、洛巴切夫、马利宁，还有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和政治处的一名干事走进了一座木房子。看得出来，女主人有点惊恐不安，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一会儿，跑进来一个小男孩。
“喂，小侦察兵，有什么新情况？……”
他腼腆地说，黄昏前有3辆法西斯的坦克和5辆满载士兵的汽车驶过村子。女主人补充说，据从新杜吉诺和乔索沃（这个村子以北15公里左右）逃出来的难民说，那里有许多敌人的坦克和汽车。他们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从房子的黑暗角落传出一个男人的说话声打断了她的话：“指挥员同志，你们究竟怎么办！……”
我转过身来，看见床上躺着一位白胡子老人，看来，他是女主人的父亲。
他用犀利的目光看着我，悲痛欲绝地说：“指挥员同志……你们自己走了，扔下我们不管，把我们留给敌人。您要知道，我们一家为红军献出了一切，不惜倾家荡产。我是一名老兵。我跟德国人打过仗，我们没有让敌人闯入俄国的土地。你们究竟要怎么办？……”
这些话我到今天还记得。老人的话好像是往我脸上打过来的一记耳光，所有在场的人心情都很沉重。
当然，我们很想向老人解释一下，失败是暂时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但是，我实在没有信心来安慰这位老兵，这位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负伤而如今卧床不起的老人。
分别时老人说道：“要不是我这一身可诅咒的疾病，我早就上前线保卫俄罗斯去了。”
我们又上路了。我走在路上，那座木头房子，那注定要过穷日子的家庭，那住集体农庄的老庄员，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脑际。他的指责是公正的……
越过田野之后，中央纵队又进入了森林。侦察人员报告说，由民兵组成的步兵第18师正在我们的北面向东行进，我们把这个师收归我们指挥，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在与敌遭遇时共同行动。
从此，我们这支部队已经具备了相当可观的兵力，能够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实施突破。
民兵们对于能够同我们联合感到高兴。但是应该说，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惊慌失措，这是一些善于保卫自己和捍卫共同事业的莫斯科人。第18民兵师在经验丰富的斯摩棱斯克保卫战的英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切尔内绍夫将军的领导下，经过了短时间的良好训练，在保卫莫斯科的大会战中荣获近卫军称号，这是不足为奇的。
天快亮了。在令人疲惫不堪的泥泞路上，我们走了至少30公里的路，大伙儿已经非常累了。这时，有人向我报告说，在离我们大约3公里的地方有一架y—2飞机着陆。我当即派集团军空军主任巴兰丘克上校到那里去，他很快就回来了，带来了使人高兴的消息——在格扎茨克有我们的部队，在前一天，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曾经到过那里。
巴兰丘克由于过于兴奋，忘记了把飞行员带到我们这里来，甚至也没有向飞行员问得更详细一些。我命令他赶紧去把飞行员带到我们这里来，但是飞机已经起飞了，而且不知为什么朝西边飞去。
消息很快就在我们这一支队伍中传开了，大家都向我提出了请求——允许乘汽车继续下一段路的行军，而离格扎茨克总共只剩下不到10公里的路程。
大伙儿实在太累了，但是还有许多人步行，东方已经破晓。所以，应该作出决定，让大家乘汽车驶向格扎茨克附近的那座桥。为了谨慎起见，给先头支队加强了两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骑兵受领了任务：在城市以北进行侦察，查明格扎季河的浅滩和渡口的位置。民兵们编为第2梯队向格扎季河前进，从西面和南面保证我们的安全。
洛巴切夫也有点按耐不住了，他很想走在前头。
“我或许还能碰上伏罗希洛夫！”他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急不可耐打圆场。
我同意他随先遣支队一道出发，但只许他坐在装甲车里，这位军事委员就先走了。
司令部和指挥机关的队伍出发了，在一条路上排成长长的纵队。
大家都想赶快渡河过去与自己的部队会师，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行进速度，在快接近大桥的时候，几乎赶上了有点拉长的先遣支队的尾巴。这时，在我们通过的小树林的上空升起了环状云，紧接着传来了爆炸声。
行驶在纵队先头的汽车，其中包括我的汽车，都猛地往前冲去。我们当时这样往前冲是出于什么想法，很难解释，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冲到了一片开阔地，立即受到了大口径机枪和坦克火枪（原文如此，恐为“机枪”）的射击。
大家赶紧疏开，成散兵线。
我一边疏散，一边判断情况，当即命令抽调纵队的部分兵力加强先遣支队，此时，先遣支队已在格扎季河西岸和敌人接上了火。同时，我命令汽车驶离道路，进行伪装，使用第18师的一个团牵制格扎茨克附近的敌人，主力向北突破。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前头担任警戒的一辆БT－7坦克开得较快，在大桥附近碰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发生爆炸，敌人的冲锋枪和机枪向走近的先遣支队一齐开火，一枚假弹击中了洛巴切夫乘坐的装甲车（后来在装甲车内找到了这枚假弹），先遣支队立即投入战斗，大桥已被炸毁。
幸亏我们及时赶到那里，因为德寇看到我们人少，企图渡河。
这一企图没有得逞。
看来，飞行员提供的情况不真实，他把我们直接送进敌人的魔爪。
这里偶然的吗？我不知道。
本来我们寄希望于从这条路突围，现在这条路已被敌人的部队切断。我们没有渡河工具，无法渡过格扎季河。进行持久战斗毫无意义，这只能使敌人把足够多的兵力调到这里来对付我们。
除了暂时留在格扎茨克附近的阻击人员外，我们全体人员悄悄地向北实施机动，以交互跃进的方式挺进。虽然已经后退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是我们还听得见格扎茨克方向的炸弹爆炸声。一些德寇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高高飞过，没有攻击我们。
我们又上路了。我们一边走，一边反击小股敌人的袭击，并绕过敌人的大集团。沿途，我们把那些冲破内包围圈的人都收容下来。看来，敌人的内包围圈上的人数也不是那么密集，敌人牢牢守住的只是那些主要交通要道。
涉渡格扎季河的浅滩已经找到，10月9日夜间，我们顺利地到达对岸。我不想描述所有的事件、所有与敌短兵相接和夺取渡口并保障部队渡河的情况。由于向东推进，我们很快就从敌人合围的对外正面的收缩的两面夹攻中走了出来。
在乌瓦罗夫卡以北的森林里（离莫扎伊斯克45公里），我们终于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上，得到的指示是：前往莫扎伊斯克地区。
这一天飞来一架y－2飞机来接我和洛巴切夫，我命令马利宁把部队转移到新的地方后，就和洛巴切夫一道去上飞机。
马利宁拦住我说：“把这份关于将防御地段交给叶尔绍科夫的部队的命令带上。”
我不解其意，问他带这个干什么，他答道：“会派上用场的，有备无患……”
我们在一座小平房里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科涅夫和布尔加宁都在那里等待我们。
伏罗希洛夫马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和集团军司令部是怎么回事，没有第16集团军的部队，呆在维亚兹马附近干什么？”
“方面军司令员通知我们说，我应该接收的部队就在维亚兹马。”
“奇怪……”
我向元帅出示了那份有上级指挥员签字的惹起祸端的命令。
伏罗希洛夫同科涅夫和布尔加宁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伏罗希洛夫叫朱可夫将军来。
“这是新任西方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转过身来向着我说：“他将给你们下达新的任务。”
伏罗希洛夫听完了我们的简短汇报后，代表政府和统帅部对我们全体人员表示感谢，并预祝我们在打击敌人中取得胜利。
不久，我被召唤前往朱可夫那里。他表情平静，态度严肃，整个外表给人以意志坚强的感觉。
他自己把具有重大责任的重担承担起来了。因为在我们进入莫扎伊斯克附近之前，西方面军司令员的手里只掌握很少的部队，而且要以数量不多的部队来阻滞敌人向莫斯科进攻。
一开始朱可夫命令我接收莫扎伊斯克战斗地段（10月11日），还没有等到我们着手做这件事，又给我下达了新的命令——带领司令部和步兵第18师进入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在那里把所能收容的部队都收归自己指挥，在从北面的莫斯科海到南面的鲁扎河一带组织防御。
事态发展十分迅速。
10月14日，我们抵达沃洛科拉姆斯克，而10月16日，德军坦克已经对我们集团军的左翼实施突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