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总参谋部打来电话说，让我们迎接英国军事代表团（由一位代表英国武装力量的将军率领）。我当时正在左翼的索洛维约夫斯克地区的一个渡口，老实说，我那个时候对来访者不怎么欢迎。我让马利宁去接待客人，他在步兵第38师基里洛夫上校的指挥所里接见了客人。会见在有礼貌的外交气氛中进行，据马利宁和洛巴切夫讲，气氛很热烈。英国客人喝了好几杯我们前线标准的“俄国伏特加好酒”，频频举杯赞扬红军。
在8月份的下半月，我们的右面的友邻部队（科涅夫将军指挥的第19集团军）发动了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取得某些具有局部意义的胜利。但是德寇还是足够强大的，突破他们的防御没有成功。此后，西方面军的部队只在叶利尼亚地区继续实施进攻战役，敌人7月份进攻期间以部分兵力攻入该地区。
第16集团军在防守自己地带的同时进行了强有力的侦察，并经常在某些地段转入进攻。当面敌军的行动差不多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双方的兵力相互〔试探对方，我们得以查明，不久前与我们交锋的敌几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已被调到后方，德军步兵取代了他们。
在马利宁的关照下，集团军指挥所重新构筑在茂密的森林中，并进行了很好的伪装。我们走出了帐篷，进入了掩蔽部，难免有陌生的感觉。
在帐篷中生活比较自由，比较宽敞，空气新鲜。但是掩蔽部比较坚固，大家工作配合得很好。在这里，在亚尔采沃附近，我高兴地看到，我们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领导集体，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军事长官在和平时期训练交给他的军队时，有挑选干部、培养干部、磨炼干部的时间。而在这里，战争使我们相互亲近。军事委员洛巴切夫不止一次地说，我们的集体能迅速团结，是由于每个人都知道不团结的代价。第16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在7月底8月初情况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表现得很好。我首先是指参谋长马利宁，集团军炮兵主任卡扎科夫，我们通信兵的首领П·Я·马克西缅科（上校已经上了年岁，技艺高超），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主任Г·H·奥廖尔。
每个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里面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我们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气氛。在这种工作气氛中，没有那种按照“照您的命令办”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关系；在这种工作气氛中，不必担心说出比上级更高明的见解。我们这一代红军军官的这种精神是党培养的结果。
被我们称作司令部兼住宅的地方是我们的工作中心。参谋长马利宁和我就是在这里听取作战处处长、通信兵主任作汇报的。各兵种领导人向我报告情况时马利宁也参加听。在这里，我经常与派出去的人、与各加强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们谈话，这种方式使我“扎根于情况”。许多决定、命令和号令也是在这里考虑和草拟的。这一切使工作量减轻，使有益的主动精神得到发扬，创造性的思维得到激发。
参谋长马利宁是个喜欢安静的书呆子，他相信自己也相信部下，善于保证命令得到执行。马利宁还有一个特点——总要亲眼去看一看和估价即将发生战斗的地方的地形，这是他自我监督的方法。他经常出现在各部队的阵地，大家都认识他，这也提高了我们司令部的威信。
我为我的助手们（他们受过教育，热爱军事事业）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感到由衷的高兴，所以我有时要考虑他们的意见，说：“说得对，我同意了，就按您的办。”
卡扎科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我上面说过，当时我们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炮兵身上。卡扎科夫将军知识渊博，善于和别人一道工作，在部队中受到人人喜爱。
我们经常利用设在各步兵师地段上的观察所观察敌情，而炮兵构筑的一个观察所尤为引人注目。卡扎科夫和他的参谋们利用亚尔采沃一个工厂的烟囱作为观察所，登高望远、视野开扩，能观察到敌人阵地的纵深，敌人的所有行动尽收眼底。
惟一不足的是，要到达那里，必须通过1公里多的低洼地，德寇的炮火封锁这块地方，一发现值得注意的目标，德寇立即开火。
一辆以最大速度飞驰的汽车成为这样的目标。
这一切发生在德寇的眼皮底下，掩体内我军士兵也亲眼看见。就是像集团军司令员和炮兵主任这样坚强的指挥员也不赞成我们冒这个险，但是我们对此兴趣盎然，每次我们的汽车都安全通过了被敌人火力封锁的低洼地。
低洼地的那一边是市郊，在那里观察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要悄悄地过去，有些地方还要匍匐前进，才能到达我们光荣的炮兵的观察所。城里头空无一人，死一般的寂静。著名的亚尔采沃纺织厂已被希特勒匪徒的飞机烧毁。
我们返回时已经天黑。
整整一夜听到德军轰炸机飞过我们指挥所上空的声音。这些飞机是飞往莫斯科的，我感到可恨又觉得无能为力：我们毫无办法阻止它们去袭击我们的首都。第二天，当我们得知莫斯科的防空英雄们驱走敌人的轰炸机，没有让它们进入城市时是多么高兴！
当时德国飞行员没有打搅我集团军防御的地区，我记得只有一件事一开始引起了不安。
敌人的飞机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扔下一些厚纸包，在纸包内发现小昆虫。发出了命令，要求密切监视每一架敌机，收集并就地烧毁可疑的纸包。有几个纸包被小心翼翼地送到莫斯科检验。
莫斯科方面也深感不安，开始进行分析。从天上继续掉下纸包，有的纸包被掩埋后，包中的小虫到处乱爬，我们来不及消毒。
很快就从莫斯科得到了分析结果：任何危险的东西都没有。希特勒匪徒只不过想搞搞神经战而已。
我们进行了具有局部意义的战斗，完善了防御，使人们懂得明天的战斗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铁木辛哥元帅热情支持我们的创举——为期一个月的少尉训练班，我们挑选了一些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优秀战士参加。党团组织帮助广泛宣传使用燃烧瓶与坦克作斗争的经验……因战争开始后头一些日子的失利引起的恐慌不安已经消失。
有一次，我顺路到我的老乡洛巴切夫那里去，听到他正在给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训话：“对于军人来讲，战争是一种自然状态，战争带来的不幸也是自然而然的，而你却神经不安，别再这样下去了。”
他正确地抓到了所发生的变化的本质。
作为他的同志，我有责任为洛巴切夫将军说几句好话。我同这位军事委员和睦相处，他热爱军队，了解别人，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
他就是这么一个使你觉得需要与他交往的人。我们住在一个地窖里，挑选了一个能住下两个人的小房子。
在我们相识和共事之前，洛巴切夫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工人员，但是他的道路坎坷不平。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特征的反映。
战争是对人们的严酷考验，过去是这样．将来永远也是这样。但是这一自然过程在我们这里都十分复杂。战争爆发前不久，大量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被从低处推向军队高级领导岗位，而经验和知识如何呢？所有这一切只好在战斗中获得。洛巴切夫对我说，他作为老资格的政工人员，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成为师政委。1939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使他感到幸运的是，整个1940年他都在一个地点工作，担任在外贝加尔组建的第16集团军军事委员，为此他十分感激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员。但是他在工作中感到很困难。灵活的头脑、组织天才和布尔什维克式的善于向生活学习使他获益匪浅。
9月份科涅夫被任命为西方面军司令员，卢金从他那里接收了第19集团军，叶尔沙科夫将军指挥第20集团军。
在这之前，在叶尔尼亚地区的战役顺利结束。在苏军的打击下敌人向西退却。和友邻部队一样，在我们的地段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3个集团的司令部互相保持牢固联系，在各接合部密切配合。
在这段时间中，我与卢金的关系尤为密切。他行动还有困难，我和洛巴切夫常去第19集团军指挥所探望他。我们不止一次见面，讨论与两个集团军的态势有关的问题。我们坚信，敌人难以突破我们地区．各接合部都有可靠的掩护。我们还研究了当敌兵力在某一地段突破时互用支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