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祖卢克人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后撤，他们积极动员起来，要作拼死一搏。驻守师得到常委会、执委会、工会的大力支持，大家团结一致，“一切为了前线”——这就是他们的口号，现在正落实到他们的实际行动之中。或许，这一口号曾上百次在其他被包围的城市里发挥过现在这样的作用。
布祖卢克正面临着极大危险！在离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已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队的行踪。一些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三三－两两汇聚到这里，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布古鲁斯兰，而其他同志被村里潜伏的特务出卖。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到这里就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这以后，他们又乘胜打了回去，继续自己原来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已经对部队依依不舍，于是仍作为普通士兵随军四处征战。
这是一个前兆，一个新时代、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新的纪元通常就孕育在这危机四伏、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环境之中。已经是战前的最后准备了，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迅速集结，奋勇向前，原本冷冷清清的小城里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声，汽车的疾驶声，战马的嘶鸣声，小街上整齐地走着一队队的红军战士。
在市中心两条主要街道的相交处是师部所在地。从早到晚再到天亮，这里都异常忙碌，它是个中心，最近几天里紧张、喧闹和忙碌的生活全都在这里集中地体现出来。
夏伯阳和费多尔这对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的伙伴，几乎没有时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指挥部的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要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要审阅下属部队不断送来的各种报告和请示，还在电话里进行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谈话”……拖得最长也是最棘手的谈话毫无疑问是因为缺这缺那。在物资相当匮乏时，问题也的确不少，所以，和下属部队（上级也在内）谈判时少不了要加大嗓门，规劝、央求、甚至“最后通牒”之类的恐吓都统统得用上。夏伯阳总以为，施加压力是使“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保证军需的有效手段。如果他见到哪怕是听到哪儿有二三十辆车子，有四桶车油，或是有人报告说哪儿的仓库里有一二百尺毛料，有几顶皮帽，几双靴子，几件皮袄，那么他就会立刻瞪着眼睛，硬逼着人家把这些东西交给部队。对于“一切为了前线”这个口号，夏伯阳理解得过于浅显，他以为百万大军的军需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到满足。经济的严重破坏及其必然引发的物资匮乏问题，他曾多次地谈到过，然而当事情落到他自己头上时，他就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甚至忘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每当他自高自大和胡说八道时，克雷奇科夫就常常对他加以劝阻，应当说，劝阻他也费不了多大的劲儿，要让夏伯阳默认别人的意见，两点充分的理由就够了。
不过，只能是默认，而且仅限于此！要想让他放弃或收回他自己所说的话，公开承认有些话说得不太对——那是异想天开，这对夏伯阳来说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所列举的理由一定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他最讨厌那些说话嗡嗡叫、模棱两可的人，哪怕这话再怎么有理，他也是不听的，只有那种坚决、果断、机智的语言和行动，才能打动他。
两天后，叶兰尼的那一旅就要出击了。他们距师部不过四十里，夏伯阳决定去看望一下。
旅长帕威尔·叶兰尼连续不断地行军打仗，已经吃了不少苦，受了很多累，再加上两次受伤，他已不能冷静考虑和从容谈话，他只不过二十二岁，可就跟个老头儿似的。
早在一九一七年，他就扔下乡下那点微薄的家产，加入了赤卫军。很快他就恰巧遇到了夏伯阳。夏伯阳见他这个人能说会道，办事果断，胆子很大，甚至什么都不怕，所以很喜欢他，委派他为步兵侦察队的队长。叶兰尼常常带上三、四个人摸到正在酣睡的哥萨克人的房子里，或者是捷克人那里。一进屋，他就先啪啪几枪，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毫无还手之力。看，十五个人就这么束手就擒了。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