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五六点钟，费多尔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前站着一位陌生人。
“您好！我是夏伯阳！”
这句话不亚于一击重拳。把费多尔从睡梦中完全清醒了过、来费多尔迅速打量着来人。极力掩饰着内心的不平静。并快速伸出了手。
“我是费多尔·克雷奇科夫。您到这儿多久了？”
“刚刚下火车……带来的兄弟还在车站呢……我已经派马车去接了……”
费多尔用他那一向敏锐的目光打量着夏伯阳，恨不得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全弄个清楚——就像在漆黑的夜里，前线的“警犬”——探照灯用他那明亮的光迅速穿过黑夜，照亮前方的每一道缝隙，驱赶在角落里每一点黑暗，欲把大地羞答答的躯体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似的。
“实在再平常不过了。面前的这个人瘦瘦的身材，看上去弱不禁风。一双细手恰似女人的手。一头深褐色头发，稀稀疏疏的，就像是化妆时戴的假发。鼻子又短又小，似乎爱抽搐。眉毛细得活像条链子，薄嘴唇，微笑时一口洁白的牙齿，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只在嘴巴上留着两撇又黑又浓的八字胡。一双浅蓝得近乎绿色的眼睛，放射出睿智的光，不太眨巴。脸色有些黯然，但充满精神，干干净净的，没有粉刺也缺少皱纹。身穿一件草绿色弗伦奇式的军衣，一条蓝色的裤子，脚穿鹿皮靴，一顶有红帽徽的军帽掂在手上，一副武装带交叉胸前，腰里别着一支手枪。他把一把银光四射的军刀和一件绿色的军大衣胡乱地往箱子上一扔……”
初来的夏伯阳就是以这样的形象被写在费多尔的日记上。
出门归来的人一般喝杯酒以解除旅途的疲劳，这几乎是人人知晓的常理，可是，夏伯阳似乎是忘记了，更或是没这种习惯。他开门见山，谈起了工作，并且是站着的。
先是派通讯兵去找旅长，要旅长去找司令，并告诉通讯员说，他随后就到。不久，跟夏伯阳一道来的一大伙人一窝蜂似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便把随身带来的东西随便地扔在了角落里，军帽、手套、武装带扔得桌上、椅子上、窗台上都有。手枪也随便放着，甚至有的人连瓶状的白色手榴弹也随随便便地往衣服堆里一扔了事。他们的面孔因岁月的沧桑而黑黑的，但透着威风，职业化造就了他们十分自然的严肃，说起话来大大咧咧，十分生硬，但却铿锵有力，浑厚凝重。有的人说起话来像似连珠炮，没完没了，啰哩啰嗦，让人好生奇怪，并时常有吵架般的声音，让人怀疑是不是刚见面就想斗口。横七竖八的东西再，加上谈话声和争论声搞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来客们非常活跃，到处“扩散”，只是约日科夫的那间房子因反锁着才阻止了他们扩散于其中的可能。
刚过了两分钟，已经有位客人毫不客气地躺在费多尔还没顾得上整理的床上了，并且翘起二郎腿到墙上，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烟灰不偏不倚地抖落在克雷奇科夫那只放在床头的小箱子上。另一位则斜靠着“梳妆台”，无奈这本已十分脆弱的玩意经不起他这现代体重的重压“喀嚓”一声塌了下去，歪倒在一旁。有的则用手枪柄捅着每一块玻璃。更甚者用那脏兮兮的翻毛皮袄盖在了桌子上的面包上，以致到吃的时候还有一股恶臭味。一阵阵坚定有力、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比他们的人到得更早。这样的谈话声只是向前进行的，没有停息过一刻。这就是这些草原汉子习以为常的谈话的习惯吧。在这里，职位的高低是很难区分出来的，大家的相互称呼都一样，举止作派也一样，生硬而粗犷，语言也是自成体系，粗声粗气却生动而鲜明。草原居民的清新和淳朴你可尽收眼底，真是一家人啊！表面上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亲近之处，可是，时间一长，你便能真切感到的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和不溢于言表的亲情。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作着联系，用不同于一般的方式交流着感情。这就是他们。漂泊不安、充满艰险的游牧生活已经形成一种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