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法缄默无语，没有作答，只是踮起了脚尖，沿着众人的头顶向前望去。
“瞧，他们都来了，大概……”
站在旁边的人也都紧跟着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极力地朝玛尔法指的方向望去：一行三人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地朝他们走来。
洛帕里最引人注目。他又瘦又高的，在众人的拥挤中左右摇摆，站立不稳，像要摔倒。他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透着睿智和聪颖。
走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叫叶连娜·库尼奇娜，生就一副可爱的面容，讲起话来简明扼要，条理清楚，颇有水平。她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她头上没有戴尖顶军帽，只是用一块“头巾”包住，身穿一件黑色的薄大衣。在阵阵寒风中，她的脸色显得苍白而凄冷，但是内心的兴奋与激动却时时地从她那严肃的表情中流露出来。
紧挨着叶连娜的是费多尔·克雷奇科夫。这位不久前刚从莫斯科赶来的小伙子，因事而被迫在该地停留了下来。他不是工人，因而连纺织的活也不会干，只是通过东奔西跑打游击的方式给人家辅导功课来赚些钱勉强糊口。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受过正规训练的他很快就在革命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除此之外，他的雄辩的口才使他的演讲总是显得热情洋溢，充满着智慧和力量。他能把浅显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折服，因而深得工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库尼奇娜、克雷奇科夫和洛帕里在月台内出现又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
“看样子讲话要开始了。”
“火车快出发了吧！……”
“该回去休息了，我们过去道个别吧！”
“为简便起见，吻别一下就算了。”
“听，铃响了！”
“是预备铃吧？”
“是的。”
“十二点整发车……”
“是的，他们就是要在深夜才出发。”
人群的衣着真是千奇百怪，风格各异。有的穿着满是油污的短衣；有的穿着破烂的短皮袄，皮领子因岁月的流逝已经褪色，本已短短的袖子，胳膊肘处也都磨破了；有的则穿着厚呢料、呢绒料或用皮子等做成的黑色短茄克。
这是一个小车站，而拥挤的人群却远远超出它能容纳的范围。于是在栅栏、窗台上、车站旁房顶上多出了许多机灵的脑袋，居高临下地探着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挤成一团的人群；车厢门扶手上也有人蜷曲着身子抓着它；有的则抓着行李架；有的占据了车厢的过道；甚至车顶上、扶梯上、车厢门口的踏板上……到处都挤满了人。
大家朝向讲话人的方向挤，于是就使得本已拥挤的小车站更不堪负重，人群中尖叫声四起，喘着粗气和挤得满头大汗的人们相互谩骂着。终于，克雷奇科夫出现在那箱子上——这是讲话专用的——还是穿着那件“战利品”——那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他没有戴手套的手，终究抵不住这严寒，每每把那近乎冻僵的通红的拳头放在嘴上哈着气，或者插在口袋里、放在怀里来取暖。他几天来事事都要亲自动手，连续的奔波、过度的挑灯夜战，使本已疲惫不堪的他消瘦了许多，脸色更加苍白了。他讲话的声音一向清脆而响亮，今天却显得嘶哑而低沉，就像从洞穴里发出的嗡嗡。
第一个发言的是克雷奇科夫，今天，他要代表工人支队向前来送行的纺织工人们作告别前的讲话。天实在太冷了，看着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他只好简明扼要长话短说了。
费尔多心情沉重地环视着周围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最边上的人都挤到有几盏瓦斯灯照明的广场外边去了。人，一个挨着一个、一片挨着一片，淹没在无边的黑夜里；就要和这些可敬的人们分别了，别离的痛苦一次次重击着他本已凄苦的心情，他不愿离开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心情很沉重。人群中寂静无声。
“我还能再见到他们吗……我还能活着回来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归这可爱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