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契尔诺贝尔镇坐轮船沿着普里皮亚特河回到基辅来了。夏天我是在契尔诺贝尔附近,退职将军列夫可维奇的荒芜了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介绍我到列夫可维奇家去作家庭教师。我的任务是给将军的少爷——大戆儿子补课,秋天他要去应两门功课的复试。

老式的地主的房子盖在洼地上。每天夜晚,周围都弥漫着冷雾。青蛙在附近池沼里尽着嗓子叫,而且石楠草的气味熏得人头痛。

在晚上喝茶的时候,列夫可维奇的疯孩子们,就直接在露台上用猎枪打野鸭。

肥胖,灰白胡子、凶恶、生着一对大黑眼球子的列夫可维奇本人,整天坐在露台上柔软的安乐椅里喘着气。偶尔他哑着嗓子叫道:“哪里象一个家,简直是一伙二流子!小酒馆!我把你们赶到鬼婆子那儿去!我一个子儿也不留给你们!”

可是谁也不理会他这嘶哑的喊声。在庄园和家里都由他的妻“列夫可维奇太太”(一个还不算老、轻佻但非常吝啬的妇人)掌管。整个夏天她都穿着嘎吱嘎吱响的紧腰衣。

除了这些流氓儿子以外,列夫可维奇还有一个女儿——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名字叫“贞德”。她一天到晚,象男人的样子骑在一匹烈性的褐色牡马上,装作一个魔女的样子。

她最喜欢完全没有意义地重复“我藐视”这句话。

当人们把我介绍给她的时候,她从马上把手伸给我,瞅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藐视!”

我没敢向往脱离这个不成体统的家庭,因此,最后坐上了大车,坐在粗布盖好了的干草上,车夫伊格纳提·罗耀拉①(在列夫可维奇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绰号)——如果不客气,就直称他为伊格纳特——摆动繮绳,我们开始缓缓地向契尔诺贝尔出发,这时候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轻松。

“①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立者。”

我们刚走出庄园的大门,那洼地里矮树林的静寂便欢迎我们。

黄昏时候,我们才到达契尔诺贝尔,在小店里过了一夜,因为轮船误点了。

小店是一个姓库舍尔的老犹太人开的。

他把我安顿在一间挂着祖先遗象的小客厅里睡觉,那些祖先是戴着绸便帽的白胡须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披着黑网眼纱披巾的老太婆。所有老太婆的眼睛都含着泪。

厨房的灯,有一股子煤油味。我刚刚躺到高高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褶缝里成群结伙地向我爬过来。

我跳了起来,急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房子盖在河岸的沙洲边上。普里皮亚特河不时泛起朦胧的闪光。河岸上堆着木板。

我坐到台阶的长凳上,翻起中学生制服大衣的倾子。夜很冷。我觉得冻得慌。

在阶磴上坐着两个陌生人。黑暗里瞧不真切。一个人抽着马合烟①,另外一个拱着腰,好象睡着了。院子里传来伊格纳提·罗耀拉如雷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现在很羡慕他。

“①一种劣等烟草。”

“臭虫?”抽马合烟的人大声问我。

听声音我认出了他。是那个矮个子、无精打彩、光着脚穿套鞋的犹太人。当我和伊格纳提·罗耀拉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他给我们开的大门,因为这个,他跟我要十个戈比。我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库舍尔发觉了,便从窗子里喊道:“给我滚出去,臭化子!要跟你说一千遍是怎的!”

可是这个穿套鞋的人连头也没掉过来看库合尔一眼。他跟我使个眼色,说:“您听见了没有?每一个银币都在烧他的手!他终究要吝啬死的,您记住我的话!”

当我问库舍尔这个讨钱的是个什么人的时候,他不高兴地回答说:“你说约西卡呀!他是个疯子。呶,我懂得:如果你没饭吃,至少,对别人得恭敬一点儿。别象大卫王那样从宝座上往下看人。”

“凭这些臭虫,”约西卡跟我说,一面用劲吸着烟,我看见了他腮帮上的硬胡子。“你还得给库舍尔加钱哪,一个人若是拼命想发财,什么都干得出来。”

“约夏!”忽然那个佝着腰的人哑着嗓子狠狠地说。“你为什么把荷莉斯嘉害死了?我两年睡不着觉……”

“尼基福尔,你说这种糊涂话简直连一丁点儿脑子都没有!”约夏愤怒地叫道。“是我把她害死的!!到您的圣父米哈依尔那儿去问问,是谁把她害死的。不然您到警察局长苏哈连科那儿也成。”

“我的心肝呀!”尼基福尔绝望地说。“在池沼的后面,我的太阳永远落下去了!”

“咳,得了!”约夏对他怒叱道。

“超渡超渡她的灵魂都不许!”尼基幅尔不理约夏,继续说。“我直接到基辅大主教那儿去。他要不赦免,我就缠着不走。”

“咳,得了!”约夏重复说。“为她一根头发,我都情愿卖了我这条狗命。您还说这种话!”

他忽然抽抽噎噎地啜泣起来。因为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微弱的凄惋的声音。

“哭吧,傻瓜,”尼基福尔沉静地,甚至是赞许地说。“要不是荷莉斯嘉爱过你这个倒霉鬼,我就一下子把你打死。也不算作孽。”

“您打死我吧!”约夏叫道。“谢谢您!恐怕,这正合我的心愿。我倒是烂在坟里的好!”

“你以前是糊涂虫,现在还是糊涂虫呵,”尼基福尔悲伤地回答说。“等我从基辅回来,我就把你打死,省得你毒杀我的心。我算全完了。”

“可您把房子扔给谁了?”约夏停住了哭问道。

“没扔给谁,钉上了——放在那儿好了!现在我用那个房子,就象死人用鼻烟似的!”

我听了这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在普里皮亚特河上升起了迷茫的夜雾。潮湿的木板,散发出一股强烈刺鼻的药材的气味。镇上时不时传来几声犬吠声。

“要是能够知道,那个魔鬼的泥盆——我说那个轮船——什么时候来,那就好了!”尼基福尔沮丧地说。“约西卡,咱们就喝上它半瓶。这个能使你心里好受一点儿。可现在打哪儿能弄它半瓶来呢?”

蜷缩在大衣里暖和过来,我靠着墙打起瞌睡来。

早晨船没来。库舍尔说船因为下雾停在什么地方过夜了,叫我不用着急,反正船总要在契尔诺贝尔停好几个钟头的。

我喝够了茶。伊格纳提·罗耀拉回去了。

因为无聊,我到镇上随便走走。在一条大街上,已经有几家小铺子开了门。里边送出来青鱼和肥皂的气味。理发店的门上钉着一根大狗头钉,钉子上挂着一块招牌,一个穿着罩衫满脸雀斑的理发师靠在门框上,嗑着葵花子。

我因为没事可作,就进去刮刮脸。理发师一边叹息着,一边在我腮帮上抹上了冰冷的肥皂沫,然后就照着外省理发店里那种常有的老规矩,盘问起我来:是干什么的,到这个镇上来有什么事情。

忽然,几个小孩子打着口哨,扮着鬼脸,打窗子跟前木头铺的人行道上一溜烟地飞跑过去,接着就传来约西卡熟识的声音:

我不用那雄壮的歌声,惊醒我那美人的艳丽的梦

“拉札里!”板壁后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把门闩上!约西卡又暍醉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的天!”

理发师把门闩上,拉上了窗帘。

“他—看见理发店有人,”他叹息着说,“就会马上跑进来,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又是哭。”

“他怎么了?”我问。

但是理发师没来得及回答。从板壁后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的蓬头散发的女人,一双眼睛带着惊奇的神情,因为激动而闪闪发光。

“您听啊,客人!”她说道。“先得向您请安!再说,拉扎里也讲不出个什么来,因为男人们根本不懂得女人的心。什么?!拉札里,你不用摇头!您听听,并且要好好想一想我跟您说的话。您好知道,一个姑娘为了对年轻人的爱情,愿意下什么样的地狱。”

“玛妮雅,”理发师说。“别又没完了。”

约西卡已经在远处喊着:

我一死,您就到我的坟上来呀。

拿点香肠再带一瓶老酒!

“多可怕呀!”玛妮雅说。“这就是那个约西卡!就是那个应该在基辅学副医官的,契尔诺贝尔最厚道的女人彼霞的儿子。谢谢老天爷,她没等着丢这份儿丑!客人,您知道女人得怎样强烈地爱男人才能为了他受煎熬!”

“你说些什么呀,玛妮雅!”理发师叹息道。“这位客人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这儿集市,”玛妮雅说。“有一次,鳏居的看林人尼基福尔带着他的独生女儿荷莉斯嘉从卡尔皮洛夫卡来赶集。欧,要是您看见了她啊,您一定会掉了魂儿!我跟您说——一对大眼睛是蓝的,就跟那个天一样颜色,辫子是淡黄的,就好象她在金水里洗过头似的。那份温柔!那个苗条劲儿,我可说不上来!呶,约西卡见了她就说不出话来了。爱上了。我跟您说,在这里头,我看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就是皇上碰上了她,也得害相思。奇怪的是她也爱上了他!您不是看见过他吗?人小小的,就跟那个孩子似的,一脑袋火红的头发,说话尖声尖气的。净做些怪事情。一句话说完,荷莉斯嘉丢下父亲跑到约西卡家里来了。您去看看这一间房子!您去瞧瞧!连一头山羊住在里头都掉不过身子来,更不用说他们两个人了。可就是一个干净。可是您猜怎么着——彼霞把她象个公主似地接了进来。荷莉斯嘉跟约西卡住在一块儿,象他媳妇似的,他那么高兴,满面红光,就象个灯笼。可您知道一个犹太人跟—个正教徒同居是怎么回事吗?他们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全镇子象一百只抱窝的母鸡似地咯咯叫起来了。于是,约西卡决定受洗礼,到教堂米哈伊尔神父那里去了。可那位神父跟他说:‘应该先受了洗,然后再糟蹋正教的姑娘。你正好弄颠倒了,现在若是没有大主教的允许,我是不能给你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①做洗礼的。’约西卡骂了他几句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犹太教士出来干涉了。他知道了约西卡要受洗,为了这个,在犹太教会里把他的十代祖宗都给骂上了。这个时候,尼基福尔又来了,在荷莉斯嘉跟前哀告她,恳求她回家去。她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怎么的也没回去。呶,一定是有人怂恿了小孩子们。他们一看见荷莉斯嘉就喊:‘喂,斋戒了的荷莉斯嘉!要不要给你一块犹太禁肉?’然后把大拇指塞给她看②。在大街上,大家都回头看她,盯着她,笑她。有的时侯,有人拿起一块狗粪就从篱垣里面掷到她的后背上。彼霞大娘的整个房子被人涂上了柏油③,——您可以想象吗?”

“①旧时嘲弄犹太人的话。”

“②:把大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间给对方看,表示侮辱。”

“③:旧时人们把柏油涂在不正派的女人家的门上以示侮辱。”

“哎,彼霞大娘!”理发师叹了一口气。“那才是个女人哪!”

“你等—等,让人家把话说完!”玛妮雅冲着他喊道。“犹太教士把彼霞大娘叫去了,对她说:‘您把奸夫淫妇窝藏到家里了,可敬的彼霞·以色列芙娜。你犯了戒命了。因为这个我诅咒您的全家,耶和华一定惩罚您,象惩罚一个娼妇似的。应该可怜可怜自己苍苍的白发。’您猜她怎么回他的!‘您不是教士,’她说。‘您是警察!人家相亲相爱,您干吗拿油腻的爪子干涉人家的事!’她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在这个时候教士又在犹太教会里诅咒了她。您看我们这里多会捉弄人。不过您可别跟别人讲这些话。全镇子就关心这件事。最后,警察局长苏哈连科把约西卡和荷莉斯嘉叫去了,说道:‘约西卡,你因为亵渎希腊正教教会司祭米哈依尔神父,我把你交法庭审判。你在我这里尝尝苦役的味道。荷莉斯嘉,我强制把你送回你父亲家里去。给你们三天期限考虑考虑。你们把我们全县扰乱得一塌胡涂。因为你们害得我一定要挨省长大人骂了。’苏哈连科立刻就把约西卡关在拘留所里——后来他说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们。您猜怎么了?您不会相信我的,荷莉斯嘉悲伤过度,死掉了。看着她真可怜。让那些好心肠的人心都碎了。她哭了几天,后来她连眼泪都淌完啦,眼睛哭干了,她一点东西都没吃。光求着让她到约西卡那儿去。正是在末审日的晚上她睡下了就没醒来。躺在那儿是那样白净,那样安详,一定是感谢上帝把她从这龌龊的世上叫去。干吗给她这么厉害的惩罚,让她爱上了那个约西卡!您告诉我——为什么?难道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吗?苏哈连科马上把约西卡放出来了,可是他神经已经完全错乱了,从出来那天起,他就开始喝酒,向人家讨饭。”

“换了我我宁可死了,”理发师说。“拿枪自杀了。”

“喝,瞧您多勇敢!”玛妮雅喊道。“要真的事情弄到您头上,您不躲着勾死鬼一百俄里走才怪。您根本不了解爱情怎样会把女人的心烧成灰。”

“什么叫女人的心,什么叫男人的心,”理发师回答说,耸耸层膀。“有什么两样!”

我从理发店回到小店里。约西卡和尼基福尔都不在那儿。库舍尔穿一件破坎肩坐在窗旁边喝茶。屋子里大头苍蝇嗡嗡地飞作一团。

小轮船到晚晌才来。它在契尔诺贝尔一直停到深夜。他们在乘客室一个破漆布沙发上给了我一个位置。

夜里又下了雾。船头靠着岸。就这样泊到太阳升得老高,一直到雾散的时候。在船上我没找到尼基福尔。他大概是和约西卡喝酒去了。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回基辅之后,立刻把写满了我早期诗歌的笔记簿烧掉了。我一点也不惋惜地看着那些经过推敲的诗句化成灰烬,看着那些“泡沫般的水晶”,“蓝宝石般的苍穹”,小酒吧间和西班牙茨冈女郎的舞蹈一去不返。

我顿时清醒过来了。原来随爱情来的不是“垂死的百合的痛苦”,而是一块块的畜粪。人们把它扔在绝美的钟情的女人背上。

想着这个的时候,忆起了“可怕的世纪,可怕的人心”这句话来,于是就决定了写我的第一篇,象我对自己说的,描写荷莉斯嘉的命运的“真正的小说”。

我惨淡经营了很久,但不明白为什么尽管内容是悲剧的,但写出来的东西却是这样苍白无力。后来我察觉了。首先是因为小说是用别人的话写成的,其次,因为我只顾醉心于荷莉斯嘉的爱情,却把那个小镇市的残忍的风习置之一旁。

我重写了这篇小说。最使我吃惊的是那些精炼的华丽字眼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去”。它要求真实和朴素。

当我把这第一篇小说拿到过去我发表诗的杂志的编辑部去时,编辑对我说:“白费气力,年轻人。这篇小说不能发表。光是这个警察局长就够我们吃个大苦头的了。不过,一般说小说写的还不坏。给我们送点什么别的东西来吧。就是要请您署一个笔名。您还是中学生。人家会因为你投稿把你从学校里赶出来的。”

我把它拿回来藏了起来。到第二年的春天我才把它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又明白了一个情况:在小说中看不出作者的感情——没有他的愤怒,没有他的思想,也没有他对荷莉斯嘉的爱情的崇敬。

于是我把小说又重写了一遍,又把它拿到编辑那里去了——不是要求发表,而是请他们提提意见。

编辑当着我面把小说读了一遍,然后,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我的眉膀,就说了一句话:“祝贺您!”

我第一次深信,对一个作家说来,最要紧的是,在任何作品中,即使在这样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说里,都要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表现出自己,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无论什么都不应该阻碍作家表现自己——不论是在读者面前的故作的愧赧,不论是怕重复别的作家(用另外的方式)说过的话的畏惧,还是对批评家和编辑的顾虑。

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忘掉一切,好象是为自己,或者是为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写的。

应该给予你内心世界以自由,应该给它打开一切闸门,你会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在你的意识里,关着远远多于你所预料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力量。

创作过程在它自己的过程中,还要获得新的性质,而变得更加复杂、丰富。

创作过程和自然界的春天相似。虽然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但它能消融残雪,使空气、泥土和树木温暖。大地上充满了喧嚣声、汨汨声、水滴和雪水的潺潺声——万种春信,虽然,我再说一遍,阳光的温暖是不变的。

创作也是如此。思想本身是不变的,但在写作的时候,会引起新思想和新形象、概括和词藻的旋涡,急湍,瀑布。所以时常有人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惊异。

只有那种能向人们叙述新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事情的人,只有那能够看见许多别人觉察不到的东西的人才能够作一个作家。

至于谈到我,我很快地就明白了:我所能说的简直少得太可怜了。我明白了创作热情的爆发,如果没有滋养,会和它的产生一样容易地熄灭。我对生活观察的积累太贫乏太狭窄了。

在那个时候,我书本知识多于生活,而不是生活多于书本知识。必须用生活来无限地充实自己。

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写作,有十年工夫,象高尔基说的“到人间去了”——开始浪游俄罗斯,更换过各种职业,结识了各色各样的人。

但这不是人工塑造出来的生活。我不是一个职业观察家或资料搜集家。

不是!我只是生活了,并没有努力想记下点什么或者为了未来的书记住点什么。

我曾经生活、工作,恋爱、受苦、期待、幻想过,只知道一件事情——迟早,在成年的时候,或者甚至是在老年的时候,我一定会开始写作,不过完全不是因为我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而是因为我的生命要求我这样作。并且因为文学对我说来是世界上最壮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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