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莫斯科时要是身披布袋、脚穿树皮鞋的话，那么你的脚上到今天还会有包脚布的印子。你自己打算等朋友睡熟了把他的裤子偷走，就以为别人也会这样。你当我是个小孩子？我让你喝酒，我就不会编些话让你对付管囚室的人么？等办完事我再给你一瓶酒和两百美元。回去的路上你让民警去买点伏特加，告诉他们这钱是朋友请律师转给你的，侦查员那人不错，好说话。你们喝够了回去，再招待值班员一番。你以为你是被关在伊夫堡①，这种事是头一遭吗？值班警官领你的圣餐，他的副手也喝上一顿，而从他们那里回你们那个狗窝就像在囚室里上马桶一样近。你怎么啦，跟同囚室的人谈过，听说过一些什么吗？你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偶然进来、呆几天就走的公子哥儿。他们心想：这家伙真行，连酒都能弄进来……”
“①法国著名古堡，在马赛港南面的海岛上，历史上为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着《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邓蒂斯曾关押在那里，伊夫堡因此而闻名于世。”
维尔丁不作声了，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舀了一勺鱼子酱，随后把酒喝下去，吃了起来。
“你不想吃喝，随你的便，我让人给你端茶来。”
拿记事本的小伙子匆匆划拉了几个字，说道：
“伙计，说实在的，这个小小的酒宴是我的主意。我想让你们轻松一下，各人从不同角度描述一下事情的经过，让我能进入角色，有些切身感受。”
“可是我不喝酒，见你妈的鬼！”伊万发火了。他开始相信他能摆脱这件事活下来，惯常的平静消失了，杀人凶手开始发抖。
“最浪荡的淫妇也曾经是纯洁的姑娘，”邻座那一位讲起哲理来。“四十年没喝酒，今天喝一顿不就万事大吉么。”
伊万满心疑虑，心神不安，他知道克格勃人员是不可信的，再说这一切太令人称心如意了，就像是一场儿戏。
“怎么，你这家伙决定代替我去法庭谈谈吗？”伊万镇静下来，用嘲弄的眼神看了那人一眼。“你断定法庭跟教堂一样会宽恕罪过吗？”
“你自己是病人就断定别人全都有病吗？我在法庭受怎么讲就怎么讲，根本就没事儿。首先，我是吸毒的，马上要判五年。主要的是你爆炸公共汽车时我不在莫斯科。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甚至不在俄罗斯。”他从口袋里掏出护照。“你可以看看，出境签证，入境签证，一切都无可挑剔。在赫尔辛基能找到的证人足有一个混合乐队那么多，你那辆公共汽车在莫斯科炸得翻跟头时，我跟那些人正在那里喝伏特加、注射麻醉剂。我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呢？”小伙子看了看自己的鼻尖，脸神变得完全痴呆了。“那是我的幻觉。我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爆炸……我甚至能闻到炸药的气味。”
“行了，亚历山大，随便什么人都会被你弄出精神病来。”维尔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伊万把自己的杯子往前移了一下。
“斟吧，长官。既然全俄罗斯的人都喝伏特加，我想我喝两杯也死不了。”他像喝水似的一饮而尽，又像个内行一样呼出一口气，随即解释说：“我见过人家就是这么喝的，一生中见过很多次，不过就像呆在舞台底下给演员提台词的人一样，自己总没有上过台。”
他们这才开始像常人一样吃喝。酒过三巡，伊万的脸色变得绯红，话音加快，动作也变得无拘无束了。
“你悠着点儿，伊万，”维尔丁说，“否则，你没有喝惯，当心晕晕乎乎的连‘妈妈’都叫不出来了。”
“那有什么稀罕！”伊万把一块烤猪肉皮咬得咯吱作响。“我塞给他背囊的那个车臣人判处枪毙，这件事闹得天翻地覆。可是在车臣杀了多少人，谁也搞不清楚。公共汽车炸翻了，五个人炸飞了，其中有两个小孩。于是所有的人都怒气冲天！可是五条人命算什么，不就等于在格罗兹尼直接袭击一间地下室么！那两个记者不是也被杀了么！他们叫什么？”
“霍洛多夫和利斯季耶夫，”维尔丁说道。
“就是呀！莫斯科人举着十字架和圣像游行，电视机几乎都要炸开了。得了吧！随便什么人都值得去惋惜！只要他在电视上讲讲话、在报纸上写写文章，那他就高人一等不成？我为什么同意干这事儿？我是个吸血鬼么？我不比许多人更差。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可是他们还闹不清是谁下令毁灭格罗兹尼！这些人吃得脑满肠肥，信口雌黄，对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而且一个劲地喋喋不休，说他们在追求什么真理。让他们自己照照镜子，事实真相就会暴露无遗了。老年人领不到糊口的钱，他们自己则损失数十亿的财富，就像硬币从破口袋里漏掉一样，而且谁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过！我在莫斯科炸了一辆公共汽车，几乎所有的人都吓得尿裤子！可是同一辆汽车要是在布琼诺夫斯克拆成小块，他们会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该给谁多分一点儿。”
“我自己根本不会想到搞什么爆炸。而且我有生以来除点燃火柴以外什么都没有点燃过。炸药在哪儿能弄到，我也根本不知道。暗中怂恿我的那些人并不是卫生技术员，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说，你把这个包儿塞在一个车臣人的脚下，对他说包里有一堆破烂，里面装的是钱，用于神圣的事业，说完你就赶紧溜走。而且叫那车臣小伙子一定要赶紧下车，说那包包自会有人来拿。等汽车一爆炸，我们就抓住那车臣人。可是那人在车臣属于名门望族，法庭里十有八九会判他死刑，这就会引起一场风波。一开始我还不同意，可是后来谈到给美元，我就开始动心了。我心里寻思：杀人的事总在发生，只是方式不同，这些人死得没有一点价值。可是这件事我捞到的油水却很可观。至于良心嘛，我已经说过，房子漏水是从屋顶上漏的。要修房子让他们先盖屋顶，台阶离屋顶远着哪。”
维尔丁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搭档则装出记笔记的样子。
“亚历山大，都听清楚了吗？”维尔丁问道。
“是的，好像都清楚了。”小伙子收起铅笔，把记事本装进口袋。“我去那儿给他们发表这么一篇演说，他们听了准会发抖。我是不是再补充两句，说某某人在竞选时许过什么愿，今天我们又得到什么呢？”
“这好像不合适吧？”维尔丁表示怀疑，说道。
“说吧，说吧，”伊万擦了擦油腻腻的嘴唇。“你这伙计神态失常，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让人家多听听也不妨事。”
“伊万，你也喝得差不多了，还得换换衣服。”维尔丁说。
“唔，全身臭气熏天，真叫人恶心！”伊万站起身来。“你们什么时候把我从牢里弄出来？我被人转到彼得罗夫卡的囚室时已经跟我这年轻的生命完全诀别了。”
“诀别得太早了，”维尔丁微微一笑。“你还要活很久很久。”他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摄像要是顺利的话，这家伙连傍晚都活不到。“你先到业务办公室去等着，我找人谈一谈，摸清外面的形势，说不定你不用再回囚室了，我跟你把账结一结。”
维尔丁想亲眼看一看真上的恐怖分子在电视上露面的情景，再给老板打个电话，然后再彻底解决伊万的问题。
古罗夫请聂斯捷伦科也坐到“雷诺”车里，全组人聚在一起，剩下的事是要决定具体该怎么办。决定应该由古罗夫来作，可是他不知该怎么作。聂斯捷伦科手上揉着一张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小报，报纸头版上用黑体字印着一段醒目的题词：“政府在车臣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却在莫斯科枪毙一个未能证实有罪的车臣人。”退休侦查员不想让上校看到这张讨厌的小报，但古罗夫已经看过了，而且在进行分析判断时也考虑了这张小报的用意。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是同事和战友，他们一心想帮自己的头头一把，可是他们在场却无意中使得他心情更加沉重。不管他们是否这样想，他们的沉默却让他明显地感到他们在期待着有个结果。
古罗夫此时却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想象：他仿佛觉得自己像个魔术师，手拿一顶空长筒礼帽站在舞台上。公众在等待，他们相信魔术大师马上就会从礼帽里掏出一只活蹦乱跳的鸽子。只有他古罗夫上校知道：礼帽里面空空如也。
天生的才干和数十年练就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使古罗夫振作起来，他注视着聂斯捷伦科，说道：
“好吧，伙计，眼下一切取决于咱们两个了。从各方面来判断，今天是最后一天。假如是这样，那么昨天维尔丁完成了某种为今天彻底作好准备的行动。而昨天对这个败类进行监视的是退休上校兼现役侦探华连廷·聂斯捷伦科。你讲讲昨天维尔丁到过哪些地方，干了些什么事，我听听，咱们一块儿想一想。”
聂斯捷伦科机械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又看了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一眼，似乎是在向他求援。斯坦尼斯拉夫没有像惯常那样做出可笑的神情，而是紧握双拳，脸绷得青筋鼓了起来。
“大伙儿知道，我只能坐在车里监视目标，有时不得不‘丢失’目标，这种间断一共有……”聂斯捷伦科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瞥了一眼便收起来不再看它，继续说道：“三次。在卢比扬广场我让他溜走了十二分钟，他绕过广场时走内侧，在左边，我走外侧，在右边，他的车驶往花园街方向，在那儿向右拐，我猜到了，更准确地说是他车上的‘小甲虫’①帮了我的忙，我再见到他时已经到了库尔斯克车站。”
“①俄罗斯警方隐语，指监听器。”
聂斯捷伦科又讲了目标两次离开观察视线的情况，勾画出他在莫斯科市内的整个路线，指明他在哪些地方停车、下车以及离开了多长时问。维尔丁去过前国家计委大楼，他自己的办事处，列宁格勒市场，别戈瓦正街的一家咖啡馆或小餐馆，还有两家商店，一家在特维尔街，另一家在波利扬卡。从商店出来时手里拿着纸包。从他自己的办事处出来时拿着一个黑皮包。十九点零八分维尔丁回到家里，二十点聂斯捷伦科把监视任务交给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亚奇科点点头表示同意，说道：
“八点以前他没有出来，随后公家的‘伏尔加’车开来，把他送到办事处，我在那里把维尔丁交给了库拉根手下的伙计。”
古罗夫给库拉根挂了电话，也不问好，径直问道：
“我亲爱的现在在哪儿？”
“在吃午饭，”反间谍官员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待会儿你再来电话，让我查清楚。”
“我们具体在找什么，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放下听筒，问道。
“我什么都不找，我在等你从怀里掏出那只兔子来。”克里亚奇科把脸转向一边。
“斯坦尼斯拉夫，我跟你甚至想的都一样！”古罗夫突然兴高采烈，心里不知怎么产生出必然成功的坚强信心。他用完全不合乎他本性的语言总结了一句：
“就算我不得好死，可是我们马上要狠狠揍他们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