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格里戈利和娜斯佳是悄悄结婚的，没有请任何朋友出席。格里戈利很少讲假话，除非是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连眼都不眨一下就编出一段故事，说他已恋爱多年，前天才有了圆满的结局，登记结婚，而他这个铁了心的老单身汉现在已有家室了。克里亚奇科为这事儿嚷嚷了一阵，说是贴心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丧事”办完了才通知人家，分明是不让大伙儿合理合法地痛痛快快喝一顿。聂斯捷伦科则简短地说，犹太人生性吝啬，所以格里戈利连他自己的“丧事”也乐于“捂住”，不过这事并不由他来决定。古罗夫听出柯托夫言不由衷，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一个人想说点假话，那就让他说吧，成家可是件神圣的事业。
格里戈利本想邀几个密友举行一个简朴的酒宴，但娜斯佳坚决反对。来聚会的都是侦查员，格里戈利是奉上司的命令认识未来的妻子的，这事儿瞒不过他们，会有人取笑，飞短流长，说是这人搞糊涂了，本该把姑娘带进监狱，他却把她带到了结婚登记处。
总之，格里戈利对婚礼的事秘而不宣，下班后几个人在办公室喝了一杯就各奔东西了。
古罗夫早就记住了一点：一切不愉快的问题都该由当头儿的解决，因此格里戈利躺在急救院这条消息由他古罗夫上校带到格里戈利家中。在此之前一天一夜，人们给娜斯佳打电话时都哄着她，说是她丈夫有急事到州里去了，眼下跟他联系不上。
总之，古罗夫头一次走进柯托夫家的住宅，一眼就认出了娜斯佳。他对她产生好感是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卖部里，当时密探正在那里站着喝咖啡。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点连国家杜马的代表都知道。
“您好。”古罗夫把鲜花递给娜斯佳，鞠了一躬。“我得事先告诉您，美人儿，隐瞒刑事犯罪是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目光短浅或过于自信的人才会试图欺骗一个妇女。”
娜斯佳把花扔到床头柜上，抓住古罗夫风衣的翻领，把他拖到前厅。
“他怎么啦？”
“活着！没事儿……”
“咱们走！”娜斯佳上下审视了一下自己身上那件家常罩衫，吃力地在身边椅子上坐下来，开始穿鞋。
“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古罗夫跪下来帮娜斯佳穿上轻便鞋。
“那是你们进不去！”娜斯佳大模大样地挺起肚皮说。“我们进得去！”
古罗夫压根儿就没有反驳她，扶着她下了楼梯、坐进汽车。一路上他详细讲述了子弹打中了哪个部位，怎么穿进去，哪里伤着了，哪里没有伤着。他讲了因大出血而产生的危险。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没有任何言语能像实话实说那样使她得到安慰，是真是假闻一闻、尝一尝就知道了，女人则只消伸手一摸便能辨别真假。
娜斯佳真的摸了摸古罗夫的肩膀，用手掌摸了摸他的脸，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眼下格里沙得呆在家里，直到孩子出生。”
古罗夫随即想起，几个伙计在戈奇什维利公爵那里办了保险。
“也许我说的话不中听，那么，娜斯佳，请您别责备我，”古罗夫小心翼翼地说，但随即决定不谈保险的事，换了个话题：“格里戈利的生命没有危险，但他需要的是安静，请您务必要沉住气。”
娜斯佳尖刻地看了古罗夫一眼，说道：
“格里沙老在我的耳边絮絮叨叨，说他的首长有多聪明。”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古罗夫把车停在接诊部附近，他从车里跳出来，给娜斯佳拉开车门，然后搀着她的手登上台阶。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坐在值班室里，在一个年轻军官的协助下编写临时隔离室一览表。当然啰，印好的一览表是有的，可是民警分局的变动和临时隔离室的重新调配比重新印刷有关文件要快。
“被拘留人员的名额多久才变动一次？”斯坦尼斯拉夫问道。
中尉惊讶地看了他一眼，聂斯捷伦科捅了捅克里亚奇科的腰，小声说道：
“你在部里呆得太久了，上校先生。临时隔离室就像个穿堂院，一些人进来，另一些人出去。”
“容易跑掉吗？”斯坦尼斯拉夫小声问道。
“那得看是什么人、什么地方，”聂斯捷伦科答道。“假如抓起来的是特别危险的人，那是一回事；假如是喝醉酒打了一架，谁也不知第二天早晨是罚罚款还是认为小事一桩、办个手续拉倒，那么这种人不用押送就会叫他出去买包香烟。也有这种情形：某个人因杀人嫌疑被抓进来，可是值班人员却不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斯坦尼斯拉夫惊讶地问道。
“您怎么下令就怎么干呗，”聂斯捷伦科尖刻地答道，“将军说了，那人是因为流氓行为或小偷小摸被拘留的。照他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谁到莫斯科的临时隔离室去找那个‘伊万’呢？就你我两个人吗？你这位民警侦查员忘了，每一个临时隔离室里，或者简单一点，用过去的叫法——每一个预押间里都有一半的人不在。一个在进行审讯，另一个出去了，第三个在车库里跟民警一块儿喝酒，还有一个带去作司法鉴定去了。因此你我就像丛林里的长尾猴一样，只能到处乱窜。”
“那么你昨天干吗不做声呢？”
“你们昨天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们扫兴。”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