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使劲挣扎，您带着它往林子里跑，”古罗夫提示说，“您听见什么啦？”
“那儿没法跑快，眼睛会刺穿的，我又没有带手电筒，怕招来子弹。”
“撒谎，手电筒您带了，可是从小路转弯时您跌了一交。随后的事很清楚，狗拽着您站起来，您摸到了手电筒……人已经跑了，您没有撵上。根据灌木树枝断裂的声音您听不出有几个人吗？两个还是三个？”
“好像是两个。”索尼亚偷偷查看了一下自己那身干净的、甚至熨得很平整的空降服。
“您就别胡乱猜谜了，”古罗夫笑了一笑。“您刚换了衣服，可是您左手手掌上有新擦破的痕迹。您最好告诉我，穿过树林笔直走，离公路很远吗？”
“就只一片树林和一块田地。”索尼亚心里显然不是滋味，因为民警揭破了他的谎话，而主要的是他未能抓住敌人，想瞒住谢苗诺维奇，也被民警揭穿了。
“要是换算成米呢？”古罗夫追问道。
“没有多远，”奥加尔科夫插嘴说，“二百米左右，也许还不到，站在门口台阶上就能听见公路上的动静。”
“那么您干吗心里不安呢？”古罗夫感到惊讶，“你没法赶上他们。”
“要是把豺狼放出去，马上就能把他们抓住，”索尼亚皱着眉头答道。
“把谁抓住？”主人生气了，“那样一来连救护车都来不及救人，你难道不了解咱们的狗？那是一对小青年……”
“请原谅，主人，”索尼亚打断他的话，“正常的人不会给狗扔肉。”
“你难道没注意到这是上好的煎牛排？说不定他们点着篝火烤肉，听见栅栏里面有狗就扔了过来。”
索尼亚挥了挥他那粗大的手，气恼地走了出去。
“天亮以后专家会给我们答案，”古罗夫说，“煎牛排我带走。照我看，伊戈尔·谢苗诺维奇，您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估计不足。咱们很走运，俄罗斯人天生有一种危险的习惯，一开始总把事情想得简单，直到后来碰了钉子，这才开始认真考虑。眼下我们已经受到了警告，因此有所防备了。他们是打算把狗毒死，等您走出汽车时再开枪打死您。”
“他们干吗要掀起这场风波呢？我主管监狱三十年了，听到的威胁数也数不清，真正动手的不过两次。而且那些人都是些跳梁小丑，根本不值得对付。”
“这么说您根本不明白我跟您谈话的意思，”古罗夫忧郁地说。
“我明白了。有人希望判处极刑的铁木尔·扬季耶夫快点死掉。我们国内到处排队的现象没有了，可是为等候开庭和执行判决排的队却长得看不见尽头。”
“不错。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赶紧把扬季耶夫的呈文递上去。可是有两件事一下子就让他们迟了一步。车臣已经停战了，眼下对车臣人执行死刑不合时宜，加上总统又生了病，今天谁也不敢把申请赦免的呈文塞给总统。”
“那么这跟奥加尔科夫上校，一个奉命行事的人有什么相干？”
“首先，您不食人间烟火，不收受贿赂。这是个百试不爽、令人惋惜的事实。您是个忠心耿耿、墨守成规的老管家，用歪门邪道无法买通。要是把奥加尔科夫除掉，换上另一个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吓唬我，上校！”奥加尔科夫挺直身子，威武地扬起下巴。
“您知道我们的犯人称什么人为公子哥儿吗？饭桶？傻瓜？他们称为公子哥儿的是那种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我和您知道的东西很多，但远远不是无所不知。咱们可不是公子哥儿，因此您明天住院去，您的病是神经根炎，病情恶化。”
“神经根炎和盐沉积我都有，”奥加尔科夫笑了一笑。
“您的副手中哪一个最傻？”
“两人都不怎么样。这可以理解，谁会心甘情愿上监狱来？人事干部说得也对，有头脑的军官一个个打下去了。上哪儿找他们去？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那些工作年限将满、快要退休的人。”
“找个胆子最小的代理您的工作，告诉他您很快就会出院，只要有人投诉他一次，他就得免职。”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是个冷酷的人吗？”主人问道。
“我尽力保持做人的本分，是非自有别人评论。”
两人沉默了一阵，随后主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是呀，咱们何苦要陷进这种泥坑？也许到了另一个世界能有所补偿？”
“别作指望了，到了那里也会强迫我们去抓醉鬼。”古罗夫试图逗主人开开心，因为他还面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
古罗夫一班人徒劳无益地到处查找的伊万就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他租了一个颇为讲究的房间，装成养病的样子，举止彬彬有礼，给小费出手大方，因此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然而即使有维尔丁提供的无可挑剔的身份证，住旅馆也是危险的。女服务员们生来都很好奇，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跟姑娘们谈情说爱，对这样的人谈论一番是很有意思的。
恐怖事情发生以后，伊万当即乘飞机离开了莫斯科，但过了一个月他又被迫返回，因为维尔丁迟迟没有付钱给他。维尔丁并未赖账，不时给他一两千美元，同时推说银行暂时停止付款。有一天伊万终于按捺不住，当面宣称：墓地上再多一个死人也不会引人注意。维尔丁听了只是笑一笑，答道：
“伊万，你那作恶多端的尸体连找都不会有人找。我还欠你两万，你很快就能拿到。还有一件事你要是答应帮帮忙，那么你的钱口袋都装不下，得去买个皮包。”
伊万心里很清楚，这个克格勃分子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傻瓜，不会为两万美元闹得不愉快。同时他也不会平白无故跟你谈话。还有件什么事，克格勃分子没有说，但他透露了一两句：没有任何危险，时间只需十分钟，钱预先付。
克格勃分子约好三点左右来跟他最后商谈，而在十二点房间里来了一个面容可爱的女人，伊万只好起身穿衣，定了午餐要人送到房间，随后他反复盘算……必须今天就离开旅馆，换个身份证，这件事他得完全依靠克格勃分子。
三点差两分有人敲门，维尔丁走进了房问。
桌上酒菜已经摆好。伊万握了握客人的手，做手势请他坐下。维尔丁的情绪坏透了。昨天晚上派去消灭老典狱长的两个家伙傻头健脑，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好不容易才逃脱。维尔丁早就咒骂自己不该跟伊万这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保持直接联系，可是今天又到旅馆来找他，而且是第二次，这对一位行家来说是完全不允许的，直至最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今天早晨刮脸时他重新估计了整个局势，对自己够不够得上行家产生了怀疑。假如有人把这样的事讲给他听，事情又是别人干的，那么维尔丁至少会对那人滔滔不绝地大加评论，而且不会有一句赞扬的话。
看见伊万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起了床，穿了衣服，桌上摆着酒菜，而“病人”则看着一边，克格勃分子明白了，他知道的远非是全部细节。维尔丁是个意志坚强、精神专注的人，他在桌边坐下来。把酒杯斟满，冷冷地说：
“别心不在焉了，讲吧。”
“五年前我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女人家里住过。今天十二点找那心爱的人儿来到房间里。她不知为什么认为我是个间谍。我当初就因为她这种愚蠢的妄想才离开她。她说她今天要写封信给检察院，写好后交给他的女友。假如明天十二点不交给她五万美元的话，这封信就按地址寄出去。长官，我总不能就在这个房间里把她掐死吧？”
“真是祸不单行！”维尔丁把酒喝下去。“她知道你的哪个姓氏？”
“她的女友在这一层楼收拾房间，因此她知道我现在的姓。”
克格勃分子又喝了一杯，沉思起来。尽人皆知，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最近这一昼夜之间，一大堆狗屎猛地压在他头上，然而只要处理得当，仍然可以干净体面地脱身。
昨天两个笨蛋没有完成任务，眼下坐在那里全身发抖，听候发落。可以把他们召到这里来，派他们去找旅馆经理，把这段传奇故事演下去。对经理说，我们是反间谍机关的代表，对你们一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感到惊讶。她把一个女友请到旅馆来，让她去看一个外人不该见到的人。这个姑娘认识我们的一个人，眼下威胁说要揭露他，并伸手要钱。马上把你们的工作人员及其女友叫到这儿来，我们要跟她们讲清楚：玩间谍游戏会有什么下场。
维尔丁看了看伊万那副忧郁的面孔，心想刚才来看他的那个女友念头如此古怪而又无法遏止，这女人来得倒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