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和华连廷·尼古拉耶维奇·聂斯捷伦科两人都快五十岁了，生活经历也很相似。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两个人都因不愿讨好上司而被解了职。对每个问题两人经常有自己的见解，既不“拿”人家的也不“高抬贵手”，不跟需要结交的人一起喝酒；总之。尽管供职多年，在民警圈子里并未成为“自己人”。不论是俄罗斯人聂斯捷伦科上校还是犹太人柯托夫中校都难以驾驭，令人为难，而且有时变幻莫测。当两人作为侦查员的服务期限和年龄都已届满，让那些过分热心的人事干部可以放手行事时，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就被悄悄打发回家领退休金了，仿佛民警局里经验丰富的密探太多，像星期天的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一样。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早就认识这些“伙计”。今年春天，当古罗夫需要几名已经离职的民警局侦查员时，他给古罗夫召来五个人，但干完工作以后列夫·伊凡诺维奇只留下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两人，另外几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令上校满意。现在，当古罗夫请斯坦尼斯拉夫邀几个伙计谈一谈时，两个人都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们虽然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但外表和性格却大不相同。
华连廷·聂斯捷伦科浅蓝色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两边额角的头发已明显脱光，不论站着坐着都直挺挺的，像个退役军官，决定问题时不慌不忙，一旦决定了就立即行动，全力以赴。格里戈利·柯托夫虽然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但他的外貌令人毫不怀疑他是个犹太人。皮肤黑不溜秋，背有点驼，头发蓬乱，大鼻子——看上去柯托夫这人只要一碰就能把他撞伤。有多少刑事犯罪分子上了他这种钩，格里戈科已经记不清了。他不从事体育活动，天生的身强力壮，碰上街头打斗当然也会来个三招两式。柯托夫工作起来像条蟒蛇，埋伏时他能几个昼夜趴着不动，耐心守候，一旦出击就会把猎物死死咬住。
古罗夫会见几位侦查员时态度诚恳，但也不过分亲昵。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仿佛他们几个月之内会有变化，然后问道：
“咱们干点活好吗？”
柯托夫只点了点头，认为他这么问只不过应个景儿，不值得回答。他在办公室门左边一张没人专用的桌边坐了下来。
“上一次的钱我至今还留着，”聂斯捷伦科说，他的眼神显得无所谓，同时又略显狡黠。“我头上的屋顶也还能挡风遮雨。然而只要是跟斯坦尼斯拉夫和您一起，列夫·伊凡诺维奇，我随时准备上路。”
“那么，先生们，你们能跟我走多远呢？”古罗夫一边问一边考虑，消息必需通报到什么程度。
“该多远就多远，在指挥员后面只差半步，”聂斯捷伦科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别吓唬人了，你说该怎么干，分配任务吧。”
“对手最好是些盗匪暴徒，而不是贪污受贿的特工机关，”柯托夫一面插话，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来：他一年到头都伤风。
“格里戈利，你不是在商店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一直默不作声的克里亚奇科说。“你自己明白牌是怎么摊到手的。”
“玛丽亚树林①公共汽车爆炸事件你们都知道了。五具尸体，其中有两个儿童，罪犯抓到了，判了刑，关在死囚牢房里。辩护律师递了呈文请求特赦，”古罗夫说道。
“①莫斯科地名。”
“这事儿尽人皆知，徒劳无益，要枪毙的是个车臣人，”聂斯捷伦科说，“我听说案情像九九乘法表一样简单清楚。”
“华连廷，我跟你说过，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损于一个人的尊严，”柯托夫说，“然而，列夫·伊凡诺维奇，今天出面为一个车臣人辩护不合时宜，人们不会理解。”
“为犹太人辩护已有两千年不合时宜了，”古罗夫微笑道，“谁也不会强迫你们往炉火里钻。我得到可靠消息，恐怖活动是一个团伙组织的，可是逮捕和判刑的只有一人。你们想，其余的难道在草地上安静地边吃青草边闻花香？”
“那么，莫斯科刑侦局和联邦安全委员会难道斩了草却没有除根不成？”聂斯捷伦科感到惊讶。“那么奥尔洛夫中将怎么样？列夫·伊凡诺维奇，您报告了彼得，而他却去睡大觉？”
“华连廷，你是上校不是？我也是上校，咱们是一伙人。中将另有他的一伙人。巴尔金副部长不支持我的倡议，我的报告被他们一笔勾销，于是我同斯坦尼斯拉夫申请休假，想证明肩章上的星跟脑子里的星不是一码事。”
“对不起，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想鸡蛋碰石头。长官们不仅仅只是将军而已，他们代表了一种体制。但您是个有头脑的人，您按自己的规矩生活，然而您也没有忘记要个休假证。那么我和格里戈利干嘛要拼命卖力呢？”
柯托夫比他的朋友更聪明也更精细，他不相信古罗夫的话，猜想他们是在编造一些托词，因而没有开口。
“华连廷，你叫人莫名其妙，把我当成傻瓜啦，”古罗夫口气生硬地说。“有一些人，我们干的工作跟他们有利害关系。每个月三千美元，花销在外，事情办成了有奖金。”
“行！”聂斯捷伦科点了点头。
“可我不行！”柯托夫说。“我这么大年纪才好歹成了家，夫人怀了孕，我必需办保险。死亡十万，重伤残废五万。”
“犹太人总是精明的，”聂斯捷伦科说。
“立个字据还是口说为凭？”古罗夫问道。
“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柯托夫冷冷地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原谅，您也不会永生不死。该跟谁讲，您把条件讲好，咱们口说为凭。”
“钱的问题就这么定了。”古罗夫打开放在他面前的公文夹，“格里戈利，你说得对，但我不喜欢你的这种情绪。”
“我也一样，”柯托夫答道。“只不过这不是我的情绪，而是俄罗斯的现实。五月里我们去参加选举，看见黑洞尽头出现了一线光明。今天我们走出黑洞，却发现前途依旧渺茫。我并不特别珍惜自己的性命，可是妻子和孩子应该有钱糊口。”
“这人倒很严肃认真，”聂斯捷伦科做了一个怪相，随后笑了起来，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古罗夫确实不喜欢柯托夫的情绪，可能因为这种情绪跟古罗夫本人的内心状态相似。他本想把这个侦查员申斥一顿，叫他别参加了，但他看了斯坦尼斯拉夫一眼，后者摇摇头表示否定，于是他克制自己，说道：
“工作很平常，无非是调查加侦查。不过咱们都很清楚，干我们这一行谁也不知道房角后面藏着什么。我们有一定的优越性。”古罗夫开始扳指头算起来，“有钱，有行动自由，没有谁催促我们，一遇危险就可以往后撤。”
“咱们不知道当局为什么要停止工作，抓住一个年青人就算完事，”柯托夫仍未住口。“我很不喜欢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过问您的报告而去找副部长。这个问题归总局局长管，他没有必要……”
“你这个固执的大鼻子犹太人！”聂斯捷伦科打断他的话，“人家给你提供工作机会，你就别再胡扯了。”
“哪儿的话，我对你们的意见极感兴趣，”古罗夫头一次完全诚恳地说，“假如一个有经验的侦查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当莫斯科刑侦局和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伙计们得知我们对他们的证人感兴趣时，他们对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而我们撇开这些证人无论如何也不行。”
“我不同意你的话，”克里亚奇科插了进来，“格里戈利个人认识古罗夫上校和奥尔洛夫将军，了解他们之间的友谊，因此才作出以上结论。彼得罗夫卡①的人早把我们忘了，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只知道我们的警衔和姓氏。谁也不会仔细琢磨这件事，只会把它看成民警内部的一般争斗。噢，大案侦查员跟将军闹矛盾了，这种事是常有的。”
“①莫斯科街名，莫斯科刑事侦查局所在地。”
跟往常一样，斯坦尼斯拉夫说了几句就懒得再说了。古罗夫笑了一笑，给柯托夫递了个眼色，说道：
“而你呢，格里戈利，了解情况越多就越是睡不安稳。”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发誓从来都不想了解多余的事。现在掌握的情况已经叫我疲惫不堪了。”
“这好极了。你跟华连廷分工找证人，一人一半，把他们定为目标，跟他们认识认识，别提多余的问题，决不要指出他们讲话前后矛盾。原则上要持这样一种态度：是上司认为恐怖分子不止一人，而你们自己则认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你们干工作是出于压力，是被迫的。跟谁能喝一杯，那就请他吃喝，但什么也别问。只说碰上了一个好人，很高兴……至于作案的还有没有别的人，管他呢。要是那人说车臣人都该枪毙，那就枪毙吧；要是他认为应该跟他们和解，那就和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