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
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
密探不喜欢巴图林，即使那样还是在进行谈话。古罗夫最初不准备将文件转交给检察院，而打算将他招募到自己帐下。他知道少校和神秘的旧克格勃分子福金很接近，巴图林本人不会是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福金很适宜于充任这个角色。他不是贪求领导权的党内旧官员，其实福金完全不懂侦察工作，而是一个次要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但他在这个世界的强人身边很明显地享有威信。只有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影响这种人，即是拥有他们的重要材料。而所有上层人物相信的事情都会引起密探的怀疑，严肃认真的密探只要他愿意就不难弄到必不可少的证据。
福金极其危险而又招人喜欢，巴图林是他的助手，这样的特工非常了不起。古罗夫编织了坚固的网，可以迫使少校通力合作，但密探不能容忍在逮捕威胁下招兵买马。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在恐怖压力下工作的特工是一只你紧紧抓住尾巴的猛兽，而他只在想，怎样才能很快地挣脱，然后用牙齿狠狠咬住驯兽师的喉咙。
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立刻跳过壕沟站到另一边去。这个密探心里明白这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
“去干自己的事吧，或者带上一瓶酒和她单独地谈谈。我不尊崇那些不加思索地乱蹦乱跳的人们。我不催促你快走。你知道尤里雅处在危险中，福金找不到她。虽然他存在各种缺点，但他却是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他一定会有信心。他已经放弃了某种意图，即借助小姑娘去影响戈尔斯特科夫、阿连托夫和杜波夫的想法是不实际的，错误的。福金不得不寻求别的通路。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询问你什么，也不请你写什么。我们会面了，谈了一阵子，澄清了既成的局势，我们分手了。你需要多少时间，五天，一星期？你晓得我的电话号码，你挂个电话，我们就见面，商谈一会儿。”
巴图林是个有经验的侦察员，但是他不曾预料到这种结局，有几分手足无措。
“那么我可以走吗？”
“不用说，祝你一切顺利，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古罗夫站立起来，把少校送到门口。
当密探回到房里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桌旁忙碌，他斟上几碗咖啡茶，准备好夹心面包。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古罗夫问道。
“鬼才知道，可我一点也不相信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你出卖的。你，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个王牌侦察员，真正的为首征召者。你以最高的水平带领一个团体。但少校是个已经成熟的人，他是一条毒蛇，谁也不能把他变成一只忠诚的警犬。他以后会兜圈子，耍滑头，拍马屁，等待时机一到，他就拼命地咬你一口，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