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星期一是个令人沉闷的日子。甚至你连滴酒不沾口，你也会觉得自己身体舒适。在一周的第一天里，你反正不想工作，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甚至在你启程之前，你总得把汽车烧热一番，尽管汽车是铁制的。假使你在休息日贪杯好酒，你最好不去谈论星期一了。达尔老头子自己是不去找这样的话聊天的。
当然，最好把我们的历史从另一天开始，正如众所周知，即从一周的最佳的日子——星期五开始，但是你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正月二十二日来临了，一片片雪花在那空气中凌乱而讨厌地闪现，雪花虽不多，但是它却踌躇不前，理所当然它应当落在地面上，它却没有赶着到某个地方去，而是平静地飘荡，粘附在汽车前面的玻璃窗上。凡是没有汽车的人们，都竖起衣领，一片片雪花就在衣领后面竭力地寻找最后一个栖身之地。
刑事侦查局的侦缉主任上校古罗夫脱下熟羊皮短皮袄，用力地拍打一下自己办公室的门，两脚踩得咚咚响，迈过门坎。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也是上校——一位举足轻重的朋友，他已经坐在桌旁，好像在书写什么文件。
“日安，斯坦尼斯拉夫。”古罗夫说，把熟羊皮短皮袄挂在立柜门角上。
“你是主任，”克里亚奇科带着满意的微笑搁下钢笔，伸了个懒腰，“如果这个鬼日子想给好心人起个名字，我是同意的。”
古罗夫又踩了一脚，敲下皮鞋上的雪。
“难道不能把毡毯放在门旁边吗？”
“有人偷东西。我可以偷窃邻居的东西，只要随便钉上几个钉子就行了。彼得要请你顺路到他那里去。”
总局局长中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是侦察员的朋友，光凭克里亚奇科的腔调来推断，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故，因此，古罗夫情不自禁地问：
“他没有说需要什么吗？”他走到自己的桌子跟前，翻转了一页日历，日历上画了一个问号，他试图回想这个记号意味着什么，没有回想起来。
克里亚奇科把公文夹扔进那摆在屋角里的保险柜里，“咔嚓”一声锁起来，走到了朋友跟前，摘掉粘在他的上衣翻领上的一根多余的绒毛，有腔有调地说了一句话：
“伦敦的纨袴子弟穿得怎么样……咱们一块儿走吧。”
“也请了你吗？”
“不，我怕你会误入歧途哩。”
将军办公室和密探办公室之间隔了两扇门。
“当人家把你从办事处赶出来，你就去舞台上演出，你有一副自然的笑容，机智在那里不再时兴了。”
古罗夫比克里亚奇科大四岁，高他半个头，但是斯坦尼斯拉夫竟能屈尊俯就似的，甚至从头到脚地打量自己的朋友和主任，这样做显得巧妙。古罗夫是个很有天才的密探，但在生活上他的特点是天真烂漫，根本不愿和上级搞好关系。奥尔洛夫将军虽然是总局局长，但是不属于上级范畴。在和这个世界的强人打交道时，古罗夫明了而且喜欢、同时又在暗中嫉妒他的缺心眼。古罗夫的威力和英勇的秘密在于他的极端淳朴，他所获得的职位比他原应获得的职位低几级。因此，部长对这个密探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将他革职才行，但是人人都不会抛弃一批这样的专家。要知道，没有一个主任大夫竟会仅仅因为一个罕见的外科医生具有乖僻的性格而将他撤职。但愿血统相近的亲戚或是总统周围的某人不要发生不幸的事情，不然，你急急忙忙去向谁求救呢？手术刀交给谁呢？
“列夫·伊凡诺维奇，昨天的广播请你别向外人说，我们是密探，政治不是我们智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克里亚奇科说道，打开通向奥尔洛夫会客室的门。
昨天晚上在“总结”广播中，有人知识分子式地，但却是开诚布公地抨击了总统。整个星期各大报纸和电视所讨论的事情则是消灭那些扣留人质的车臣恐怖分子所盘据的五一村镇，拥有实力的部长们称之为解放人质的战役，并且认为这是联盟实力的彻底胜利，认为这是对杜达耶夫将军的一次严厉的教训。从昨天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如果总统在过去一周的全部言论和管理军事的部长们的行为都以音像的形式一一展示出来，那就造成了极为困窘的局面了。一清二楚，总统经常说蠢话，说假话，佩戴多枚星徽的将军们行为不轨，不止一次地触犯刑律。
克里亚奇科清楚地知道，古罗夫沉痛地接到有关业已发生的事件的消息，并毅然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在办公室里除开奥尔洛夫将军之外没有其他人，那么这儿的一切都显得正常。好吧，列瓦随便说什么都行，彼得则避而不谈，可以说，只要在干活儿、别多管闲事就行。但是，将军办公室里可能会有一些新闻记者出现。
“男孩子们！”将军的秘书维罗奇卡喊了一声。“你们最好到小吃部去。巴尔金刚刚到了，这次谈话好像是用男低音进行的。”
中将尼古拉·伊里奇·巴尔金是个副部长，领导刑事侦查局，一点也不熟悉侦缉业务，但他曾是个体面的男人，近来开始趋访他自己属下的办公室。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说出自己的初步看法：副部长正在回避那整天价向他围攻的报界。
“咱们一块儿回避那倒霉的事吧！”斯坦尼斯拉夫将朋友轻轻地推到门边。“部长陷进了这个案件，我听见人家说，有个普通兵士臭骂他。”
“我们侦察员和部队的战役无关，”古罗夫回答。“维罗奇卡，有人在叫我，去汇报。请将军决定，他现在需不需要我们呢。”
“维罗奇卡，甭办这件事。”克里亚奇科飞快地说。
“古罗夫上校没有来过吗？”从电动式扬声器里传来了奥尔洛夫的嗓音。
维罗奇卡按了按电钮，回答说：
“古罗夫上校和克里亚奇科上校刚刚进来了，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请他们来吧。”奥尔洛夫说。
“嗯，走吧”，像已判决的犯人说话时正在收拾好东西，去赴死刑似的，克里亚奇科打开了沉甸甸的双层门。
“日安，将军先生们。”古罗夫说，同时走进办公室。
“您好。”克里亚奇科从朋友的肩后说。
巴尔金像平常一样穿着一件雅致的便服，不作声地点点头。奥尔洛夫从桌旁欠了欠身，向两个属下伸出一只手。
“你们好，请坐。”趁古罗夫还没有走到他喜欢坐的窗台旁边的位子时，他严肃地瞥了古罗夫一眼。
古罗夫领会地微微一笑，在供开会用的桌子旁边的一把硬椅子上坐下来，密探非常不喜欢专供来宾用的软沙发椅。大约一个月以前，他和副部长之间进行过一次生硬的谈话，虽然他们互相表示好感，但是巴尔金从那天起就与古罗夫疏远了。副部长不愿意头一个采取和解的步骤，而密探对这类小事简直不介意。
“我们不要谈政治吧。”奥尔洛夫熟练地合上搁在他面前的公文夹，把它推到一边去，就像给战场腾出地盘来。
“自然，我们不是政治家，而是刑法专家。”克里亚奇科在精神上支持首长。
“所以是没有危险的，政治上只要动动嘴唇，而你会给粪水呛死的。”古罗夫掏出雪茄烟，望望奥尔洛夫，获得他的默许后便点上烟抽起来。“我很可怜部长，有人得到了一个好似有价值的男子汉，他陷入泥坑了，现在你等待一个新人吧。”
这个密探谈得天花乱坠，好像副部长不在办公室里似的。巴尔金病态地皱一阵眉头：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好像是个有教养的人。”
“顺便说一句，我父亲是个上将，但在乡下靠他自己的双手盖茅棚，”古罗夫回答。“爹爹有一把多余的斧头，尼古拉·伊里奇，他总是很有办法的。”
“咱们谈谈正经事。”奥尔洛夫闭了一会儿眼睛，从公文夹中取出信封，交给古罗夫，“当你没有拿斧头的时候，瞧瞧吧，这是你那个部门的信件。”
古罗夫站立起来，拿起了信封，仔细瞧瞧，肯定地说：
“手指已经会打量东西了。”
“想必是这样。”奥尔洛夫嘲笑地回答。
“尼古拉·伊里奇带来一封信，是从收件人那里收到的。”
信封不符合标准，外国制造的，没有邮票和邮戳。
“我喜欢匿名信件。”古罗夫从信封中取出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展开来，并在亮处看看这封信，然后才念了起来：“敬爱的尤里·卡尔洛维奇，爱护爱护女儿吧。”署名很难认清楚，但是古罗夫说道：“信的作者是个勇敢的人，他毫无畏惧之心。尤里·卡尔洛维奇的父亲是德国人么？他究竟是谁？尼古拉·伊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