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们带着孩子，同重伤号一道隐蔽在深深的地下掩蔽部，隐蔽在钢筋混凝土的要塞地下室里。然而，尽管这些隐身之所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呆在里头不出去，也许比留在上面还要困难，要塞保卫者在废墟里经受炮火与死亡的考验，愤怒地搏斗着。
人们在上头可以积极地行动和斗争，可以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疯狂、紧张的斗争驱走了恐惧，吸引了筋肉和神经的全部力量，干脆不给人留下丝毫焦虑不安的时间和余地。
地下室里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只好呆在那里无所事事。这里笼罩着因情况不明而万分痛苦的气氛，人们由于忧心如焚、前途不明而惊慌不安，紧张而痛苦地等待着。伤员的呻吟和孩子的号哭淹没在令人心碎的隆隆炮声之中，厚厚的穹顶被震得直晃。有时飞机在近处扔下的炸弹震得这些埋在地底的小盒子忽悠忽悠地晃动，地下室的混凝土地面也裂开了大口子，气浪极为强劲，人们的耳鼻都震出了鲜血。
妇女们竖起耳朵，毫不放松地谛听着传入地下室的战斗声息，她们想猜出上头发生的情况。每一次轰炸，每一发大口径炮弹对要塞的轰击，都使她们情不自禁地要为孩子的生命，为自己的命运而颤抖。她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炸弹或者炮弹会直接命中地下室，并把她们埋葬在这一座座沉重的穹顶化成的废墟之下。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在浴血奋战，生死未卜，心就不由得由于担惊受怕而痛苦万分地缩成一团，她们只好眼看着自己的孩于日渐衰弱，眼看着饥渴带来的死亡离她们越来越近而无能为力，于是她们陷入了绝望之中。
然而，她们都是大无畏的妇女，她们尽可能不流泪，不抱怨。象她们在上面同敌人斗争的丈夫一样坚强地承受着全部考验。
后来，更为可怕的新考验又来临了。
当第三三三步兵团防区的情况变得全然无望之后，第九边防哨时指挥官基热瓦托夫中尉来到地下室看妇女们。他一身硝烟尘土，疲惫万分，到处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但这位边防军官同她们讲话时却还是那样精神抖擞，甚至还开着玩笑。
“我说，女同胞们，”基热瓦托夫说，“你们跟我们在一块来的时候也不短了，待够了吧。该分手了。我命令：带上孩子，打上白旗，出去投降当俘虏去吧。当了俘虏你们有人总还能保存下来，孩子也能保全，在这里可是所有的人都准得玩完。”
但这些妇女同他们的丈夫一样，对于当俘虏是深恶痛绝的。她们声称哪里也不去，要在要塞里呆到底。有些人甚至说，最好基热瓦托夫下令叫士兵们开枪把她们和孩子们都打死算了，这比去当俘虏受罪还要强得多，当了俘虏早晚也是个死。
但中尉可不是个软耳朵根子。他说，这是指挥部的命令，她们这些指挥员的妻子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他。给了妇女们一面白旗，送她们出去当了俘虏。
这些天这种情况在要塞别的防区也出现了，如第九十八反坦克炮兵独立营战士防守的东门，即科勃林门，就是如此。那里是由教导员尼古拉·瓦西尼耶维奇·涅斯捷尔丘克和阿基莫奇金中尉领导的。涅斯捷尔丘克看到这场战斗的必然悲剧性结局，便也做出了把妇女交出去当俘虏的决定。
“妇女们听着，”他说，“我们把你们送出去当俘虏，目的是为了救孩子。要往最坏处打算，等待你们的是侮辱、嘲笑、酷刑、甚至还有死亡。记住一点，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为我们的祖国而保存后代，你们应该承受这一切。”
在炮兵营地下掩蔽部里同妇女儿童们呆在一起的，也有涅斯捷尔丘克的女儿——十四岁的丽达。她哭着要求父亲不要把她送走，把她留下来。但涅斯捷尔丘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丽达听到他轻声对参谋长阿基莫奇金中尉说：“我的手枪里只剩两颗子弹了：一颗是为敌人准备的，还有一颗为我自己。等到最后一刻来临的时候，对她我会下不了这个手的。让她走吧。”
于是，丽达便跟随妇女们走了出去。
要想把这些妇女在俘虏生活中的一切情况都—一叙说清楚是十分困难的。她们有些人跟孩子一起被枪杀了，还有一些人受到德国人的嘲笑，鬼子逼着她们跪在机枪前面给她们拍照。把她们剥光了衣服毒打，然后用枪托推着她们，赶进了布列斯特监狱。
一个军官的妻子尼基金娜一阿尔申诺娃向我讲过怎样把一群妇女和儿童赶到集中营去的情况，她本人就是这群人里的一个。那天天气炎热，押解队的自动枪手们不愿冒着酷暑押着她们走这趟路。离开要塞不久，他们就想就地把这队俘虏统统枪毙。但他们之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士兵，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押解队的人经常命令队伍停下，把自动步枪对准妇女和儿童，但每一次都是那个上年纪的士兵又喊又骂，才迫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企图。这些家伙终于对他发起火来，回头朝要塞折了回去，他一个人把俘虏押到了布列斯特。
妇女跟儿童在挤得满登登的布列斯特监狱里呆了两个星期，她们先是在那里挨饿，然后是吃臭鳕鱼。最后等把她们放出去时，做一个“自由人”也并不轻松多少。
我们有些指挥员的妻子虽然在市内或郊区各村安顿下来，但等待着她们的严峻考验也不少。她们已丧失了一切生存手段。她们的财物被抢光了。为了能养活孩子，这些女人便应雇去做最沉重的工作。其中好多人——有上校、少校、尉官的妻于，为了免于饥饿而死，不得不向农民乞食。这些人在农村到处乞讨，用这种办法来养活自己的孩子。
无论命运之神对这些妇女多么残酷，但她们始终不曾丧失对于未来胜利的信心。她们坚信早晚东方会重新响起苏军的大炮，红军会给她们带来盼望已久的自由。在这漫长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沦陷生活的几年中，她们一直在梦想望眼欲穿的那一天将会到来，唯有这种希望才能给她们以力量，来承受她们所遭遇的一切。
她们是苏维埃祖国的女儿，在战斗的党培育下长大，她们没有消极等待自由的来临，没有束手待毙，没有忘记斗争。有些妇女参加了布列斯特及其郊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地下活动，还有一些同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完成他们交付的任务或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布列斯特州有不少所谓家庭游击队，那里男人是战士，妇女和儿童也是战士。
按着是令人毛骨惊然的四二年。希特勒匪帮把他们所谓的“东方人”几乎一个不留地统统枪毙了——那是些在西白俄罗斯解放之后来到布列斯特州工作的指挥员、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家眷。警察把这些人从各村各镇一家一家送往布列斯特附近的区中心扎宾卡。一连几天机枪一直啦啦地响个不停，被枪毙的妇女儿童尸体一排排倒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
这种骇人听闻的兽行仍不能吓倒侥幸活下来的人们。勇敢的妇女们续继在战斗——她们仍然是不动摇，坚信未来的胜利。据说，当一九四四年我空军第一次轰炸位于布列斯特的敌方军事目标时，生活在该市的指挥员的妻儿老小简直把这天夜晚当成了真正的节日。就在占领军和他们的走狗躲进地下室、防空洞的时候，这些妇女儿童却跑上街头，把轰炸的危险当成了及时的春雨。他们仿佛有一种坚强的信念：苏联人双手制造出来的炸弹是不会伤害于她们的。她们捡来爆炸后仍然烫手的弹片连连亲吻，把它象宝贝似的藏在身边。
她们终于活到了久已盼望的一天。苏军到来了，在西白俄罗斯土地上重又牢固地确立了苏维埃政权。
后来战争结束了，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临。然而，在这些妇女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盼回了自己的丈夫——大部分指挥员已经牺牲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或者牺牲在希特勒的战俘营中。
指挥员的家属得到了国家的救济金或抚恤金，但当时在那备受敌人蹂躏和掳掠的土地上，在那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土地上，日子过得仍是那么艰难。战后那些年，妇女们又接着受了不少苦。成了子女唯一抚养者的寡妇，被迫加倍地劳动，在物质生活上常常非常窘迫和贫困。
她们的遭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年龄并不算大，但早巳未老先衰。皱纹早早就出现在她们脸上，她们的手由于干重活磨得粗糙了。但她们的良心却纯洁、安宁——面对着他们受到的严峻考验，她们保全了自己的子女，把他们抚养成人，教育他们无愧于苏联公民的称号，忠于人民，忠于共产党，成为和他们的父辈——那些牺牲于布列斯特要塞英雄保卫战的烈士——同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