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走近便门，按动门铃。眨眼间，便门上的电锁喀嚓一声打开。塞巴斯蒂安沿着水泥路朝正门走去。又喀在一声，他来到了宽敞的前厅。在前厅深处，被众多的电话机包围起来的女秘书坐在办公桌旁。这是一位容貌十分秀丽的女郎，她带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看了来人一眼。
“有什么事吗？先生？……”
塞巴斯蒂安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叫塞巴斯蒂安！我可以跟谁谈谈这份广告所涉及的问题？”
塞巴斯蒂安把一条用线条把广告标出的已经翻坏了的《雇佣军人》杂志递给她。
“我想，这个问题您最好跟英格拉姆斯本人谈。啊，他现在已经外出了。不过不要紧，他的助手罗伯特。怀特先生一定会接待您的。请坐一下，我现在就通报。”
女郎轻盈地离开沙发椅，以优美的风姿从塞巴斯蒂安身边走过，消失在厚实的带着青铜色弧形把手的橡木大门的后面。
现在，只剩下塞巴斯蒂安一个人了，他感到心脏急剧地跳动，神经极度紧张。行动开始了，退路已被切断。
大约过了三分钟，女秘书重新地出现在前厅，她指着一扇门，笑眯眯地说：“塞巴斯蒂安先生，怀特先生正在恭候。”
坐在厚实橡木门后面的人是一位肥瘦适度，有点秃顶的先生，面容修整得体，身着雅致的灰色夏装。从外表看，会以为他是位国会议员或者是交易所经纪人。只有那双灰暗的眼睛不争气。塞巴斯蒂安在安哥拉的同团战友身上见到过这种眼睛，那时他们由于追不上游击队而抓住当地居民，硬说这些人是“红色密探”，挖掉这些不幸人的眼睛，割去他们的耳朵，剖开他们的肚子，让他们在非洲炎热的赤日下，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看来，怀特完全学会了在体面的伪装下掩盖自己的本性。塞巴斯蒂安明白，他是在和谁打交道。
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老狗”，早在50年代他就在驻马来西亚的军队中开始升迁，后来到文莱继续仕进。命运使怀特转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最后于1978年来到尼加拉瓜，参加索摩查的御林军。在尼加拉瓜他踏着了倒霉的地雷，炸断了左腿。
这个雇佣兵的功名结束了。但是他很走运：1979年，他的老朋友英格拉姆斯找到了他，建议他担任国际安全局的副镖主。就这样，他从一个职业雇佣兵变成了雇佣兵的职业招募者。
他在这个领域里尽情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怀特刚刚顺利地结束了将自己的“货物”送往南黎巴嫩的行动。已经和自己的政府决裂并和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的“自由黎巴嫩”的头目萨德。哈达德无疑会为怀特送来的一整打精壮的小伙子而感到自豪。
1982年6月6日怀特听到了以色列军队开始入侵黎巴嫩的消息，他擦去额上的汗珠，洋洋得意地微微一笑，因为哈达德的队伍最积极地参加了以色列的入侵行动。他的人有事干了，拨归他私人账户的数万美元增加了他对明天的信心。
怀特说：“有什么事，年轻人？”
穿旧的牛仔裤和士兵衣，皮鞋，枯瘦的脸——这一切都是“常胜军”的标志。这些东西怀特是见过不少的。但是本能的直觉使这个老狼产生了怀疑。在这个陌生人脸上的青紫斑和微肿后面他看出了某种与他格格不人的东西。稍过一会儿他明白了，是他的眼睛。这个年轻人有一双诚实的眼睛，诚恳坦直，炯炯有神。
怀特重复地说：“有什么事吗？”
“我是看到了这个广告来的，”经过一阵局促不安之后塞巴斯蒂安匆忙地回答，隔着桌子把杂志递了过去。
“对，对，已经向我报告过了。请问贵姓？”
“塞巴斯蒂安。卡多祖。”
“嗯！卡多祖。您在什么地方服过役吗？”
“1972年至1975年在葡萄牙驻安哥拉远征军团。”
“您是葡萄牙人罗？”
“是，先生。”
“您会使用哪一种武器？”
“在北大西洋国家通用的冲锋枪、手枪和轻机枪。”
“很好，卡多祖。但问题是，广告里所说的工作要求具有不平凡的，可以说是超高级的作战技能。因为要去的是一个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换句话说，那里正在打仗。您是狙击手吗？”
“不是。”
“很遗憾。您要是狙击手，事情就好办多了。不过请不要泄气，我还没有说‘不’字呢！”
塞巴斯蒂安边从胸前衣兜里取出“介绍信”，边胆怯地问：“这封信是不是有助于说明情况？”
“好，好，让我看看，”怀特说。他从信封里取出信，看了看后，立即喜笑颜开。
“迪索扎。早有所闻。早有所闻。安哥拉，罗得西亚。听说，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出色地组织对罗得西亚游击队的追剿，遗憾的是，像他那样的人当时在罗得西亚实在是太少了。”
“是呀，”塞巴斯蒂安连声说是，“要是这样，黑人就不会掌权了。”
怀特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信，放回信封，扔进办公室的抽屉里。
“好，卡多祖先生。过几天我们把决定通知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您？”
“伦敦，‘霍利得因’饭店，我等候你们。”
“再见，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不让您等候得太久。”
在前厅，女秘书正在用电动打字机打字。塞巴斯蒂安对她微微地一笑，说了句时髦的恭维话，便朝门口走去。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但他感到轻松多了。正所谓顺利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