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塔尼亚对克拉西科夫的求婚没有回答过一言半语,可是他觉得基本上什么都解决了。他因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很畏惧,并因为轻率求婚而微微后悔。他惶恐地想到他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与其说想着他们,还不如说想着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那次和塔尼亚谈话以后,虽然他怀疑又害怕,可是他比从前更顽强地找寻着和塔尼亚见面的激昂。这种暧昧状态使他很苦恼。自然,最好的办法是把塔尼亚完全置诸脑后,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所能做得到的了。

塔尼亚完全没想到克拉西科夫心里的事情。她常常诚恳而亲切地打电话给他,并且老是答应到他那儿去玩,可是医疗营的事务总使她脱不了身。

有一次她终于趁空上他那儿去了。

塔尼亚驾着汽车,望着旁边掠过的德国村庄,围墙上和房屋上的白旗迎风招展。天气已经很暖和,有真正的春天气息。

军部设在一座小镇里。士兵们和从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战俘在街上行走。塔尼亚从拥挤的人群中穿出去,转入一条静谧的小巷。

“到啦,”司机指着石头围墙,墙后面望得见一个小花园,在院子深处有一座带有两座小塔楼的屋子。

塔尼亚把车子开进大门,传令兵听见汽车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上校马上就来,”他说,“他请您等一会儿。”

塔尼亚走进屋子,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克拉西科夫的一只图囊和一架望远镜。这儿摊着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一个军官的报告。

塔尼亚因为闲着,就读起这份报告来。

报告里所叙述的是关于某营长伊里亚·维谢尔恰科夫少校和医务长格拉莎·彼得罗夫娜·柯罗特娃两人的调查材料。这两个人在营里过着夫妇一样的生活,这是违反规章的。

进行调查的一个军官报告说,伊·彼·维谢尔恰科夫是师里最优秀的营长之一,曾经得过三枚战斗勋章,受伤四次;工人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没有手过处分;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入伍;从前参加过哈勒欣湖和芬兰战争。据这个军官说,他爱着格·彼·柯罗特娃,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也将跟她一起生活。被询问过的党员们都证明维谢尔恰科夫和柯罗特娃是互爱自尊和同志般的战斗友谊的典范。格·彼·柯罗特娃,非党员,一九四二年七月被征入伍,曾经受过伤,得过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战功奖章。虽然不止一次地要到模范医务工作者的她到医疗营或者团卫生队去做危险较少的工作,可是她都拒绝了。并在营里和前沿度过了整个战争。她曾经因为在营里模范的医务工作,而得过团部九次嘉奖。

结论是:认为调走柯罗特娃是不适当的。

塔尼亚读完了这件棘手事情的文件后,微微一笑,可是接着她就收敛了笑容,陷入沉思中。

这当儿,窗外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有个人和克拉西科夫一起来了,塔尼亚退避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她不愿意跟上校的同事见面。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从窗口可以看见给盖上了一层薄雪的小花园,她不由自主地成了克拉西科夫和另一个上校——军政治部主任温盖罗夫两人间的谈话的看不见的证人。塔尼亚听得出后者的声音。

克拉西科夫问:“您看过这份关于维谢尔恰科夫的事情的报告吗?荒谬之极!请看看结论!”

温盖罗夫上校安静地说:“我知道……普洛特尼科夫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他们都是好人,勇敢的人。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吧,我去了解一下。”

“但是您必须同意,”克拉西科夫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样是不好的。他们是在这儿前线上相识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友谊!这必须终止,免得别的人,特别是结果婚的人仿效!我不必对您解释道德因素的重要性。”

随后他们谈到了军事行动。最后温盖罗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说话的声音远了。汽车轧轧地响起来。一片寂静,传来了克拉西科夫沉重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轻轻地喊:“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她坐在黑暗里,不愿意回答。她现在不想看见克拉西科夫。

门开了,他在门槛上出现了,显然他很高兴。他走进了黑暗的房间里,看不见塔尼亚,继续喊着:“塔尼亚,塔尼亚,您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摸索着,继续往隔壁房间走去,他打开了门,又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朝黑暗里张望一下,一边笑,一边说:“哎呦,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塔尼亚!……您在哪儿,塔尼亚!”

塔尼亚默不作声。当克拉西科夫消失在隔壁房间里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走到那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就是在写字桌上放着一只图囊、一架望远镜和一份用打字机打的报告的那个房间。一会儿后,笑呵呵的克拉西科夫从远远的房间里回来了。

他看见了塔尼亚冰冷的目光,不觉大为惊异。他知道了她愤怒的原因后,暗暗地痛责自己说话轻率,并且开始辨白:“干么您把这件事和旁的事情相提并论!”他问,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惶。“这不过是要把一个优秀的营长从那个讨人厌的女人手里救出来而已!”

她说:“您不必辨白。您所说的关于这两个人的话或许是对的。问题在于,您的话也应当适用于您自己。不可以有两种道德——对某些人适用这一种,而对另一些人适用另一种,”

他茫然失措了,默默地望着她穿上大衣,束好腰带。看见塔尼亚真的要走,他声音沙哑地说:“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去……”

他紧紧地挨近她的身边,可是她没有丝毫害怕的表示,只是突然笑了笑说:“当心,我会写信个西斯克雷洛夫。”

于是克拉西科夫马上就退到了窗口,当他掉转身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塔尼亚走到了小院子里,汽车里的司机座位空着。点火机的钥匙插在锁孔里。她想了想,就坐在驾驶盘后面,踏着起动机。

不知为什么车子摸黑行驶着,过了一会儿,塔尼亚才想起她忘记开车灯。显然她的情绪比自己所感觉到的要激动得多。

她把车灯打开了,道路亮了起来。汽车在夜晚的小镇街道上颠颠簸簸地行驶。

接着她听见背后有轻微的震动:原来司机类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这很好,他可以把车子开回去。

塔尼亚想起了,她提到军事委员对克拉西科夫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觉突然笑了起来。可是不,那是没有什么可笑的。塔尼亚觉得很伤心。

克拉西科夫对于她毕竟不只是一个好朋友:在她的生活中,他显然占着一个不小的地位。在困难中和在不高兴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她常常想起她有一个朋友,一个惺惺相惜的、可信赖的和亲密的朋友。

她竟会看错了这个人——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那时候四周挤满了人。黑压压的影子在路上迎着汽车移动。雨落在士兵们的带耳扇的帽子上。防雨大氅飘舞着,靴子嚓嚓地作响,汽车的车头灯照亮了运输马车、向上昂起的高射炮的炮身,扛在两个士兵肩上的防坦克枪,某个人的安详的脸。或许不久她就会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张脸。那时候她塔尼亚就不是一个懦弱的女子,而是战士们尊敬的任务——外科医生。

司机醒来了,他迷迷糊糊地问:“塔吉亚娜·伏拉其米罗夫娜?是您?”

“是我。”

“我怎么啦?睡着了,是不是?”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您把汽车开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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