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凯尔一早就在这座小城的街上遛跶。这一天他可以明确地认识俄国人强大的进攻力量了。坦克和一级重炮象不绝的洪流似的隆隆地驶过。

此外,人即使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也能够在这些步兵们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上,看出真正的战斗精神和优良的军人教育。士兵们不用密集的队形行进,不是鹅步式走路,这儿既不吹军号,又不打军鼓;既没有外表的光彩,又没有征服者的姿态。他们都安详地行走着,外表上甚至仿佛是从容不迫的——就好象在做习惯工作的人们在走路一样。他们好奇地望望招牌,向漂亮的波兰姑娘们狡猾的微笑。大概他们乐意休息一会,和姑娘们聊聊天,向她们献献殷勤。可是他们并没有在什么地方停留下来,他们越来越远地西进。所以温凯尔觉得世界上没有一股力量可以阻挡住这些人,他不仅发抖了。

有一支队伍持着一面展开了的军旗走过。

温凯尔在这面旗子上看到了一把镰刀、一柄铁锤和一只五角星——这是共产党的,或者如在德国常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标记。他一向认为凡是共产党人都是非法的。可不是: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党人”这个字眼被认为是违禁的和可怕的字眼。自由的共产党人——这两个概念,正象如果人们对他说:“月球上的居民到了柏林”一样,在温凯尔的头脑里是不能共存的。可是这儿的共产党人却都是自由的!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来到了日耳曼帝国的大门口!

中午的时候,温凯尔回答了家里,他累极了,又冷有饿。马谢夫斯基看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意味深长地咳嗽。一会儿后,响起了敲门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袖子上缠着一块红白色布条。他跟马谢夫斯基和这个房东向他介绍的“华沙难民”打过招呼后,通知说,一小时后在广场上举行市民大会。

马谢夫斯基点点头,把一只胖胖的手贴在背心上,感谢这个青年的通知。并向他保证说:他,马谢夫斯基和他的家属,准来参加为庆祝故乡依诺夫罗茨拉夫从卑鄙的德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这么一件伟大的和快乐的事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

他同时恶意地向温凯尔瞪了一眼。

温凯尔跟着马谢夫斯基一起去参加群众大会了。

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欣喜若狂的人们。到处飘扬着鲜艳夺目的红白色旗子和红旗。市政厅的阳台上站着苏联和波兰军官们。

一个年轻的可是头发却完全灰白了的波兰女人正在讲话,她是从德国集中营里给解放出来的。她所讲的真是骇人听闻。广场在阴郁的沉默中凝然不动了。温凯尔呆若木鸡,不敢动一动。当这个波兰女人讲家的时候,一辆汽车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隆隆地驶进了广场。在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站着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枪的苏联士兵们。从汽车里走下来一位上了年级的俄国将军。他由两个俄国军官和一个波兰军官伴随着走进了市政厅,立刻就在阳台上出现了。

担任大会主席的那个波兰人立刻请他讲话,“西斯克雷洛夫”这个姓,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却是德国侦察兵们所熟知的。

将军开始讲话了,他那响亮而清晰的声音在古老的房屋之间回响着。他祝贺波兰从德国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并答应波兰居民,苏军将给予友好的支持和援助。

广场上的人们用高亢而兴奋的欢呼声来回应将军的话。温凯尔觉得有个人在拥抱他,热烈地吻着他。他看见自己被一个波兰老头儿拥抱着,接着又有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拥抱他,并他把狂吻了一阵。无数的帽子和钢盔在空中飞舞。

温凯尔又惊愕又颓丧,好不容易动人群中挤了出来。他回到马谢夫斯基那儿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上了顶楼。这儿寂静、黑暗、有腐烂的和老鼠的气味。温凯尔点了灯,急忙调准了发报机。此刻他要报告城市里有许多俄国军队,西斯克雷洛夫将军也在这儿。他们会派飞机来——整座易诺夫罗茨拉夫城和马谢夫斯基都会飞到空中去了!

他开始拍起电报来,叫唤着“凯撒霍夫”。在以太中有谈话、唱歌和演奏的声音。一会儿后,他的电波也说话了,但是……说着俄国话。有个人固执地数着“一、二、三、四、五……”接着又说,“瓦尼亚,我来调音。”

“凯撒霍夫”没有回答。

温凯尔开始找寻别的电报,从断断续续的德语谈话中,就可以知道军队正在混乱地撤退。有人向某人求援:“我被包围啦!”另外一道电波说:“该死!”第三道电波在咆哮。

温凯尔整夜坐在发报机旁,后来又接连坐了三夜,他终于明白了,这完全是徒劳的。电力弱的发报机在一百公里以内才有效力。显然德军已经退出——说得更正确些,已经跑出发报机的有效范围之外了。

早晨温凯尔走下楼来。他推开马谢夫斯基的房门,看见了两个俄国军官,差点儿拔脚就逃,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原来这两个军官不过是来借宿的。他们跟房东和这个“华沙难民”有礼貌地攀谈过后,就坐下来下棋了。温凯尔两眼直盯着他们。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棋盘,这两个青年都有一副倾斜而宽阔的前额和一对聪明而安详的眼睛。不,他们完全不象征服者。他们不叫嚷、不吹牛,也不拿自己的优越来欺压他人。

他问他们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两个人同时从棋盘上抬起眼睛来,注意地倾听着他们不是全部都了解的波兰话,接着有一个回答道:“战争就要在最近几个月内终结。”

“就在今年吗?”“瓦列夫斯基”问。

“当然,”俄国人甚至稍微有点儿奇怪地回答。

“瓦列夫斯基”对于这一点坚决地表示怀疑,说德国还有很大力量。马谢夫斯基向他投了个恶狠狠的警告的眼色——他自己马上向“军官先生”保证说,德国人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这两个俄国人却同意“瓦列夫斯基”的意见。

“他们有力量,而且是很强大的,”其中一个说,“可是我们更强大,并且德国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

“先生,您说什么?”“瓦列夫斯基”追问了一句,他不懂最后一个字。

“低落了,”俄国人重说了一遍,用拳头从肩头向下一挥,做出一个雄辩的姿势。

温凯尔从房里走了出来,马谢夫斯基也跳起来,跟着他走出来了。他小声说:“您发疯啦,先生!……您干么说那些话,您要害死我们不成?!”

“别作声,老傻瓜!”温凯尔低声说,走到自己的顶楼上去了。

怎么办呢?潜往但泽回家吗?毫无疑问,家里的人都已经从那儿撤退到住在维琴堡的艾里希舅舅那儿去了。带着发报机潜往战线附近吗?那是不智之举:俄国反间谍人员会把他捉住的。

他终于决定了。他到舒宾城李赫特·海涅那儿去。中尉到那儿去比较早,当时没有这样匆促。或许他的发报机强些,或许他还有别的通讯工具。温凯尔跟这个中尉有些儿相识,虽然,长官总是不允许情报员们来往过密的。

他又下楼去了。马谢夫斯基在自己的铺子里。“索斯科夫斯基将军”的拥护者决定开门营业,借此表明他十分欢迎俄国人的到来和他对新政权——人民代表会议的忠诚。他穿着油布长袍,在鲱鱼桶和煤油桶之间小步来回踱着。他的妻子坐在旁边,按照神话般的价格出售面粉和香肠。

“我要走了,先生。”温凯尔说。

马谢夫斯基用惊讶而不解的目光凝视着温凯尔。

为了使得顾客们听见,温凯尔故意高声解释说:“心里想着华沙……或许我会在那儿找到一个亲人。”

马谢夫斯基连忙用围裙拭干净了手,跟着温凯尔一同走进堆满袋子和木桶的后房里。温凯尔说,他不把发报机带去,他有事要到别的城市里去一趟。或许他就要回来。他请求马谢夫斯基给他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温凯尔的每句话都使马谢夫斯基的脸色越来越开朗。他很高兴,所以他给了温凯尔一大包吃食。里面有白面包、香肠、一整块荷兰干酪,甚至还有一瓶伏特加酒。

这晚,温凯尔悄悄地打开门出去了。他推真着独轮车。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大路上。下着雪,有时侯他碰到一队队的波兰人,他们都是从各集中营、德国人的田庄和工厂里走回家去的。许多人都带着家眷。孩子们睡在父母的怀抱里。独轮车和脚踏车的轮子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夜里道路上也不安静。路边的灌木从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哭泣和谈话。

风在树林里嗖嗖作响。温凯尔一边走,一边极力什么也不想。可是许许多多不愉快的和悲痛的思想却在脑子里涌现出来。既然一切都是谎话——德国的伟大、德国的使命和德国的无敌——那么,他温凯尔到什么地方去藏身呢?“去过平民生活吗?”他用报纸上茶话栏里的夸大的字眼想道。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到:“大概,千千万万的德国人现在都作了这样的决定吧。”他,温凯尔归根到底算是哪种人呢?他老是只为自己着想。人们曾经对他说过:富有的生活只有在德国征服了欧洲,并在那儿建立起了保障他们的权力和重要地位的新秩序以后,才有可能。“可是什么是权力和重要地位呢?”温凯尔现在想。“不过是烟与灰而已……”

长途的跋涉使温凯尔很疲劳,他离开道路,折入一座小树林,把独轮车放好。便靠着它打起盹来。一会儿后,他觉得身旁好象有人。当真,在不远的一棵大树旁站着几个人。一共有三个。他们都穿着仓促地穿上身的不合身的便服,长满胡子。三个人的眼睛都定定地看着这个推独轮车的人。

“你运的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个嘎哑地用德语问。他说着那样标准的斯瓦比亚方言,以致温凯尔因为出其不意而吓了一跳。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们一定是改穿便服的德国兵,他们想逃出俄国人的包围,去归队。虽然他无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一看见自己的同胞,高兴极了,以致他决心不顾秘密,嚷道:“我也是德国人!”

他们一句话也不回答,其中一个对准他胸口打了一拳,另一个把他从独轮车旁推开。他们开始翻寻东西,拿了这件,又拿了那件。他们老是回头朝大路张望。最后他们找到了食物。

“你们干什么?”温凯尔嘟哝着。“我是德国人……我是从但泽来的……我是中尉,我们都是……我也是逃往……”

他们默默地推着独轮车,带着它躲到树林里去了。温凯尔站起来,他在道路上蹒跚地走着。很奇怪,没有了独轮车,他觉得走路更加困难了:独轮车使他的行路有了一种意义,他觉得推独轮车似乎是一桩重要的事情,推独轮车使他摆脱了痛苦的思想。温凯尔叹着气,简直气得要哭出来了。

在一个村子里——这已经是早晨——他碰到了一队俄国兵,看样子都是通讯兵,他们在篝火上烧粥。他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他们叫他过去,有一个士兵露出微笑问:“怎么啦,冻僵了吗?你是什么人?”

“波兰人,”温凯尔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回答,“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从华沙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另一个人问。“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温凯尔想起了镰刀和铁锤,他不敢说自己是房地产经纪人:他知道,在共产党人看来,做“房地产”生意是不值得介绍的。

温凯尔回答道,为了使他们更明了,他用右手在空中挥动,好象还挥笔似的。

“画匠!”第三个士兵高兴地说,这是个身材高大而结实的家伙,有一头亚麻色头发。

大家都叫他“司务长”,一望而知,他是这儿的首脑。

“弟兄们,听见没有?他是一个画匠。要不要吃一些东西,画匠?坐吧!”

温凯尔坐下来,开始吃滚烫的肉粥。

“我的叔叔是一个画匠,是一个有名的匠师。他住在伏洛格达,这座城市——伏洛格达,听说过吗?”

“没有,”温凯尔回答。

“有这么回事!”司务长打趣地抱怨说。“没听说过伏洛格达!唔,现在你就知道啦!一座奇异的城市!记着,别忘记!你改知道俄国的城市,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些城市来援助你们的……你的头脑里充满着柏林、巴黎、伦敦……你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城市吧?”

“是的,”闻凯尔说。

“果然是这样,”爱说话的司务长继续往下说,“现在你就会知道柯斯特罗马和伏洛格达……就是这样!”

“柯斯特罗摩、伏廖格杜,”温凯尔复述了一遍。

大家都放声笑了起来。

“你上哪儿去?”有一个士兵问。

温凯尔解释说,他到彼得哥旭的姐姐那儿去,她的全家和宅子都在那儿,可是他的家已经被毁了,家属都在轰炸中被炸死了……

“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士兵摇了摇头,他一直没有说过话。“现在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啊……”

闻凯尔站起来,摘下帽子,向俄国士兵鞠躬,然后缓步继续前进了。

傍晚他到了舒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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