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国人走得看不见了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又站了一会儿，一边侧耳静听着，过后他坐回到绒毛褥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那种故意装出来的惊骇和愚蠢的表情现在从他脸上消失了。可是甚至他从前的同事们现在也未必能够认出这个服饰滑稽而肮脏的老头儿，就是军团司令部情报处R特务科派来的康拉德·温凯尔（第二一七号F）。
当温凯尔看见贰国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决定说出自己的身份并投降。后来因为他被将要发生的事情嚇坏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冒充了房东。一看见许多壁钟，他不禁起了冒充钟表匠的念头，因为他在三星期的流浪生活当中，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俄国人对待劳动人民是很友善的。
他惊慌失措，垂头丧气。他从前也能够猜想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盯得千真万确：德国被打败了。可是这还不是使他这么绝望的主要原因。所发生的事情比军事挫败还要严重——这一代德国人的希望和期待都成了泡影，温凯尔公正地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康拉德·温凯尔一直居住在但泽。受到希特勒宣传的煽动，赫斯、罗森堡、和鲍莱手下的特务们不断地怂恿、并对竞争者——波兰人——充满着憎恨的这个“自由市”的德国人民，都是极端沙文主义者。不管他父亲——一个聪明的人和怀疑主义者——的耐心规劝，年轻的温凯尔们——康拉德、修果和本哈特——在“希特勒青年营”和冲锋队里狂热地操练步法，高呼“希特勒万岁！”，讨论德国在欧洲的伟大使命。他们从前都是文静而勤学的青年，渐渐地中了野蛮偏见的毒害而变成了希特勒式的狂妄之徒。
这些头发光亮的、贫血的、勤奋的、瘦长的、相当腐化的青年们，自以为是无敌的、可畏的、勇猛的“金发野兽”。对暴力的崇拜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作为国家主义的自大狂，魔法般地影响着从哥尼斯堡到蒂罗尔一带的一般年轻的傻瓜们。
说句老实话，在这种乌烟瘴气里，老大康拉德（一九三八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心灵深处已经发生了一点儿怀疑。许多事情使他感到不满。他听到了党卫队的种种暴行，关于集中营、集体枪杀和驱逐的各种传闻。固然，他竭力不很密切地注意这些事实——这会引起危险。他所固有的对夸张的威望纯市民式的信任，不允许他过分大胆地怀疑。既然德国元首，他的威望甚至在外国也这般高（顺便说一句，用外国来作证，其中便含有对元首真正的威望表示有点儿不信任的意思），既然教授们、作家们、旧德国政府部长们——冯·勃罗姆堡和冯·纽拉特（人们对前辈的人比对新的人更为信任，因为他们的威望较高），既然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们以及号召希特勒执政的兴登堡本人——既然他们都说“这是必要的”，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为了德国的幸福必须消灭许多民族——怎么办呢？该屠杀吗？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必须欺骗吗？是呀，这些傻瓜天生是给人欺骗的。
就是由于这些和那些思想、诡辨和谬论，康拉德·温凯尔之流窒息了他们的良心的呼声，那种呼声有时侯会悄悄地说出不愉快的事实。
不消说，假如还可以假别人的手去作战，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可是，不，必须亲自作战。
修果、本哈特、和康拉德都相继参军去了。可是本哈特作战不久，就失掉了两条腿。他回到了家里，他对于用战争解决各种问题的合理性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康拉德起先是在克拉科夫前波兰总督弗兰克博士的总署里服务。他的波兰语言知识对他很有用处，对于这种语言他本来是很轻视的。一九四四年夏天最后一次总动员的时候，他给调到军团司令部里去做情报工作。他在那儿受了短期的间谍训练，过后就在德军战线后方从事反间谍工作。
德军撤退到维斯杜拉河防线，当然使温凯尔深为焦虑。作为一个情报员的他，当然知道报纸上所宣传的什么俄过人经过这样一来的突进后已经没有进攻力量的话，是与实际情形不符的。但是他相信维斯杜拉河上的防御是一股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三星期前，当德军还驻守在维斯杜拉河上的时候，康拉德·温凯尔想不到这样强固的防御一经俄国人的打击就会粉碎。固然打击是很猛烈的。当俄国人进攻的时候，在前沿或在前沿附近的参谋们已经传出可怕的消息。苏联炮队和空军准确地扫除了它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一月十三日，温凯尔在军团司令部里遇见了他的弟弟修果，不久前，他的铁十字章上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修果是为某项任务而来司令部的。
十四日早晨，他们听见了远远的猛烈炮声。
“开始啦，”康拉德脸色惨白地说。
修果细听了一会，摇摇头说：“即使俄国人在什么地方突破。我们还可以在布朗堡和波兹南的防线上以及在最适于防守的西里西亚挡住他们。”
真的，修果没有一句话提到元首：他的希望只寄托在军事指挥部身上。
“我们的将军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他说，一边匆匆地扣好军服，“他们正在新的地界上建立新防线。再见，我走了。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两小时后，大家都知道俄国人已经在广阔的战线上突破了。
但是，甚至到现在温凯尔还认为形势没有到完全无法挽救的地步。离德国还远，俄国人是会精疲力竭的。“东方壁垒”——在德国旧边境上建造了很多时候的那道巨墙——无论如何会阻断俄国人向帝国心脏推进的道路。
那时候司令部怀疑地不安起来了，到傍晚的时候慌张得象发了疯一样。任何东西都给装上了汽车。到处都是神经国民、急躁和莫名其妙的拥挤。
这当儿，别姆上校把康拉德叫了去。谈话是在地下室里进行的，因为俄国空军显然已经探知了司令部的位置。差不多不停地轰炸着村子。康拉德奉命改穿便服，并携带一架无线电发报机到霍恩扎尔查——波兰的一座城市去，这座城市从前叫做依诺夫罗茨拉夫。他的任务是用无线电报告俄国军队的推进和兵力。密码照旧。上校给了温凯尔几张用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房地产经纪——的名义的证件。他必须冒充华沙来的难民，居住在霍恩扎尔查一个波兰商人——德国特务的家里，他会让他居住的。同时上校说，里赫特·海涅少尉已经接受了同样的任务，被派到临近的阿尔特布尔公德城去了（及波兰舒宾城，也给改成德国式的名字）。他冒充波兰汽车司机居住在那里。上校又告诉了温凯尔三个在德国境内的秘密接头地点，以备他更向西走时利用，过后就打发他走了。温凯尔飞奔到他所指定的那所屋子里去。西别尔特少校已经爬进汽车，他不情愿地走了下来，喊到：“给他一架发报机！”然后马上就开车走了。一个脸色阴沉的下士向温凯尔指了指放在地板上的一打无线电发报机，并向他要收据。温凯尔坐下来写收据。周围一切东西因受俄国炸弹的震动而鸣响着。
这个下士沉吟了一会，说：“得拿，拿去吧，用不着收据了。”
温凯尔茫然地望着发报机。怎样把它带走呢？幸而他看见院子里有一部花园里用的旧手推独轮车。他把发报机和干电池都放在这部独轮车上，推着它到“11－B”科去了。别姆已经走了，人们在汽车旁奔跑，不愿意答理他。最后霍斯中尉出现了，他是温凯尔的同事和朋友。
“你上哪儿去？”霍斯低声问。
“到霍恩扎尔查去。我随身带着一台发报机。”
“我到波兹南和格尼斯去。”霍斯把声音放得很低，“事情糟透啦。至少你精通波兰文，可是我的波兰话蹩脚透了，我马上就会给人家认出是萨克森人……我对他说，我会说捷克话……您派我到捷克去吧。可是他几乎吓傻了。他走了，恶魔。这儿没有人可谈的。我听说俄国人明天就要到这里。好，我们走吧。克拉夫特和汽车在邻近的村子里等我们。”
他们走进了屋子，从散乱在这儿的物品中间各挑了一套便服，换上了。温凯尔把自己的发报机用痰子裹起来。他们离开了村子。一路上被击溃的正规军的残余部队象滔滔不绝的洪流似的退却着。汽车狂怒地吼叫着，冲散了忧郁地行走着的步兵们。
士兵们把温凯尔的霍斯当作了波兰人。一个曹长甚至用开枪来威吓他们，命令他们离开道路。
“间谍，”曹长喃喃地说，“我要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温凯尔当真吓坏了。的确，他们一定会引起怀疑的。如果有个士兵把独轮车搜查一下而发现那架无线电发报机，那么他们会不听任何分辨，立刻开枪打死他们。
路上没有交通指挥，有时侯一个军官试图建立秩序，但是没有人理睬他。被遗弃的汽车和大炮露出在沟外面。更远些，在一个炸弹坑里散乱着许多书籍——这显然是某个逃跑的宣传中队的财物：福音书和天主教祷告书，还有士兵日历。有一本书打开着，给污泥弄脏了的元首的肖象用凶狠的目光望着锅炉的人。温凯尔转过脸去。
士兵们都皱着眉望着驶过去的满载着家具、地毯、和室内装饰植物的卡车——这是逃往西方的省长们、司令官们和特别队队长们的财物。十几辆卡车装载着某个省长的全套红木家具疾驶而国。据说，这是汉斯·弗兰克博士的。许多镂刻精美的橱、桌子和衣柜都给雪慢慢地覆盖了。肥大的白鹅鸣叫着，从桌子和安乐椅下面伸出脚来。
田庄里一个神圣的地方挤满了人——军需官们、士兵们和如痴如狂的喝醉了酒的女人们，这个地方旁人是不许进去的，否则就会遭到枪击。原来军队的妓院正在撤退。
“难得克拉夫特已经走了吗？”霍斯吓得脸色苍白，问道。
幸好克拉夫特还没有走。独有他在混乱和骚动中依然神情镇定。他站在自己房里的壁炉前面，焚烧着他周围堆积如山的文件。他向那两个改了装的军官点了点头，说：“我马上就送你们走。俄国人近啦。”
他用批判的目光向他们打量了一下，对他们的服装提出了一些意见，他教霍斯用不着挺胸。“记住，现在您是一个平民啦。”他挥了挥手，作为对霍斯抱怨他的波兰话说得不好的答复，并且忧郁地说：“有什么办法呢？送您到格尼诺士去，这是命令。我们不能把它撤消，而且长官们都已经走了。”他停了一会儿后，又重说了一遍。“俄国人近啦。”
“您怎么想，他们马上就会被挡住吗？”霍斯关切地问。
克拉夫特用泛白的、凝然不动的、阴郁的眼睛久久地望着他，说：“命令必须执行……我们的人正在西面亚尔德内斯一带打美国人，而这儿俄国人突然进攻了。就力量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还以为进攻将在两个星期后才开始。有过这样的情报。布尔什维克们急急前进：显然要拯救发慌的美军……”他把最后一堆文件扔进了壁炉，问：“你们的钱够用吗？拿去在必要的时候用吧。”
他分给了他们每人一叠纸币——马克和波兰兹罗蒂，然后他沉吟了一会，说：“或许这些纸币已经不通用了。这些俄国卢布都给你们吧。它们虽然是伪造的，但是造得很精巧，你简直辨别不出。”
那时候有一辆大型蓝色公共汽车驶到了屋子跟前。它不停地鸣喇叭，催克拉夫特出去。克拉夫特穿上衣服，他们都出去了。
汽车里坐着几个温凯尔不认识的人和两个穿军装带自动枪的军士。公共汽车里装着许多用火漆盖印密封着的箱子。独轮车和发报机好不容易放进了汽车，可是温凯尔舍不得离开它，他们推进了独轮车，就开走了。
天色黑下来了。从路上传来了喧哗声和什么人尖锐的喊叫声。
半夜里他们驶过了库特诺城，在那儿有一个便服的人跟克拉夫特轻轻地谈了几句后，就下了车。在科罗称又有一个人下了车。他们度过了瓦塔河。渡口塞满了人和行李。不得不停留了两小时。在科宁称又留下了一个特务，然后向北行驶。他们行驶了一天。道路被撤退的军队、难民和沿路边行走的一家家的德国人阻塞了。公共汽车在某段路上追上了那些满载着弗兰克博士的红木家具和白鹅的汽车。
晚上已经很迟的时候，他们离霍恩扎尔查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现在轮到温凯尔了。克拉夫特叫他把军事证件交出来，把所有德文信件和任何留着过去生活痕迹的一切东西统统毁掉。温凯尔迅速地把自己的衣袋检查了一遍，说一切都弄妥了。霍斯用灼热而发抖的手握了握他的手。
温凯尔下了车。人们跟着把他的独轮车放了下来。公共汽车立即开走了，一会儿后，它转弯不见了。温凯尔站了一会，然后慢吞吞地推着独轮车，朝霍恩扎尔查——或者更正确地说，朝依诺夫罗茨拉夫的方向走了。从此以后，温凯尔必须用波兰原名来称呼这座城市了。
他觉得害怕而又怀疑。他想：“在目前信赖波兰人是危险的事情。”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使他稍微安心的是：路上有许多德国人和波兰人行走，其中有几个也推着差不多跟温凯尔所推的同样的独老婆车，所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德军部队也在行走，可是今后他已经不能请求他们保护了：他已经改名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华沙的一个经纪，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而且他已经不能到城市入口汽油站旁那家漂亮而舒适的饭店里去了；因为这家饭店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只招待德国人”。
“可是，”他苦笑着想，“俄国人不久就要来了，他们就会把‘我们’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街上空寂无人。温凯尔费了少许气力就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所下面开设着一片食品杂货店的两层的石头楼房。他敲了一下紧闭着的百叶窗，开始等待。没有人出来。
温凯尔又把招牌看了一遍，不错，就是这所房子：“马谢夫斯基食品杂货店”。他更沉重和更坚决地在窗子上又敲了一下，终于从门里面远远有男人的声音用波兰语问：“先生，有什么贵干？”
温凯尔照着指示作了回答，说他有一封信，是华沙柴勃鲁托夫斯基先生给马谢夫斯基先生的。小门轻轻地开启了，温凯尔把自己的独轮车朝前面推过去。
马谢夫斯基是一个矮小、肥胖和爱说话的家伙。这件事儿使他大吃一惊，所以他并不因为伏拉其斯拉夫·瓦列夫斯基先生的到来而显得格外高兴。一听到街上有轻微的响声，他那粗硬的灰色小胡子就抖动起来，他的上唇翘了起来，露出了几颗小而锐利的牙齿，胖胖的右手警戒地悬在空中——在这样的时候，他使人想起麦田里有人出现而惊惶不安的小田鼠。
可是声响一停止，马谢夫斯基又开始急速地讲话了，他大谈其家庭和居住在伦敦的哥哥，抱怨德军的脆弱无能，述说其不可实现的希望和俄国人必然的到来。
“唉，唉，”他说，“事情变得多糟啊……这怎么结局呢？先生……”
可是他因温凯尔有苏联货币而异常高兴。（当然，温凯尔没有告诉他，这些货币都是伪造的。）他把这个德国人安顿在顶楼下面的一个小方案脉冲。他们把发报机放在顶楼上，跟零乱地堆置在这儿的一堆大麻、木桶和旧箱子放在一起。
温凯尔—瓦列夫斯基是被当作华沙难民介绍给那个瘦削的、妖艳的老婆子——马谢夫斯基太太的。他把所知道的一切和他一无所知的关于华沙的情形和俄国人的进展都讲给了她听。主人竭力要使他的妻子快回到卧室里去，当他又和温凯尔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讲述了，照他夸张的说法，自己的“政治信仰”。
“我是波兰人”，他说，“是的，先生……我很讨厌，嗯－嗯－嗯……德国先生们的所做所为。德国的政策，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是不聪明的政策。我招待您，先生，不是因为我对您有好感，而是出于崇高的政治见解，因为，先生，共产主义是上帝降下的灾难。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我赞成人民军的见解，在某方面，我有属于它的光荣。我常常收听‘斯维特’电台，我完全赞同索斯柯夫斯基将军的政策……我完全坦白地对您说，先生，嗯－嗯－嗯……瓦列夫斯基，完全坦白地……我不是一个波兰叛徒，噢，不！我的哥哥在伦敦政府机关里任职。噢，不先生，我的哥哥不是马谢夫斯基部长，然而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噢，不！马谢夫斯基部长先生——不过和我同姓罢了……”
马谢夫斯基的喋喋不休使温凯尔非常恼怒，但是他不得不听他的唠叨。这个波兰人放肆地直言不讳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德国威信扫地的现实，在几天前他是绝不敢这样说的。温凯尔几乎沉不住气，要骂他了。但是现在不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了。他蹙紧眉头坐着，甚至企图在脸上表现出对这位波兰“政治家”所说的话很感兴趣的申请。温凯尔一边勉强听着主人的唠叨，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但愿我军能够守住布朗堡－波兹南－布雷斯劳的防线。那时候一切可就都得救了……”他又想，“多么可耻……这个样子，象绵羊似地逃跑！”
他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不久就睡熟了。
拂晓，一个人急促的低语把他弄醒了。他看见了马谢夫斯基。一块大红布在这个波兰人的手里抖动。
“俄国人进城啦，”他低声耳语，“起来吧，先生，起来给我帮个忙……”
“这么快？不会吧……”温凯尔吃了一惊，说。
“‘不会’！”马谢夫斯基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你们这些军人！……起来，给我帮个忙，先生！”
他推开了小窗。一阵凛冽的寒风冲进了房间里，把桌子上的台布和日历都吹起来了。马谢夫斯基爬上了椅子，把红旗钉在一根从顶楼的小窗下面的墙上伸出去的杆子上。敲击声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高声地回响。
马谢夫斯基爬下椅子，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面红旗在屋子上飘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