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行驶的是谢尔吉耶夫斯基的“霍尔赫”，跟在它后面的是乌拉尔旅长的“爱姆卡”，再后面是军事委员的汽车和半履式装甲汽车。鲁缅采夫仍然跟司机并排坐着，虽然他现在用不着注意道路了。
他在坦克部队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乌拉尔到德国的“绿街”、对于坦克攻击的惊人力量和速度的体会、从这儿遥远的波兰村庄跟斯大林的通话。最后，突然向鲁缅采夫表露出来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的悲伤——这一切使鲁缅采夫深为惊异，他觉得它们是互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将军关怀他的自动枪手们和对他鲁缅采夫的注意，也具有某种重大的意义，而且鲁缅采夫觉得这一切跟斯大林和我们无敌的进攻力量都有直接的关系。
他的思想给强有力的“乌拉”的呐喊声打断了。汽车停了下来。在它们驶进去的那片林中旷地上，停着大批坦克。炮塔上都飘扬着小红旗。坦克兵们戴着簇新的羊皮兜形帽，以整齐的队形一动不动地站在坦克旁边。前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坦克兵，他持着一面展开的红旗。给呐喊声所震动的雪从针叶树上撒落了下来。
西斯克雷洛夫慢慢地走下汽车，用响亮得出乎意料的、清晰而镇静的声音，仿佛亲切地谈话似的，开始讲话了：“坦克兵同志们！我简短地讲几句话，因为时间很紧，你们马上又要出发。我刚才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在最近几天内到达柏林的城下。”
森林里充满了强烈的鼓掌声和“乌拉”的呐喊声。停了一会儿后，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你们的同志们从维斯杜拉河方向完成了巨大的跃进。你们顺着‘绿街’从乌拉尔来到了这儿，必须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事业。军事委员会确信，你们担负得起自己的任务，因为你们是一支共产主义者、不知困难的人们的队伍。你们，坦克兵们，是历史上最先掌握政权并能够创造一股这么可畏的力量的劳动人民军队的攻城槌，这股力量是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军事政治联盟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光荣而艰苦的进军，军事委员会预祝你们成功。”
“准许执行吗？”谢尔吉耶夫斯基问。
“执行吧。”
军事委员坐进了汽车，他们走了。从他们后面传来了马达的轧轧声和隆隆声，森林因此又震动起来。坦克、半履带式装甲车、“卡秋莎”和自动推进炮都给撒上了雪。
在他们动身之前，谢尔吉耶夫斯基把一张卷拢的地图塞在鲁缅采夫手里。
“这是给军事委员的，”他低声对鲁缅采夫耳语。
当西四克雷洛夫同坦克兵们告别的时候，鲁缅采夫趁机把这张地图看了一下。这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复制了一个有几座风磨和小林的小地区。图中正中用红铅笔绘了一个十字架，上面用地形测量员的字体写着：“近卫军中尉安德列·盖奥尔吉耶维奇·西斯克雷洛夫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日安葬于此。”
车轮在雪地上轻轻地沙沙作响。天色越来越明亮。鲁缅采夫瞟了军事委员一眼，看他又闭起眼睛坐着。
西斯克雷洛夫竭力不去想他的儿子。但这就是说，他老想着他。他立刻明白了这一点，可是他仍然思考着别的很重要的公务——关于汽油、坦克和空军的协同合作，以及关于必须使步兵推进，不让他们落在坦克部队的后面——来转移他的思想。
可是他的独子阵亡的消息不可避免地又从许多别的想法中冒出来。有时候这个念头刹那间驱走了其他的一切念头，他独个儿可怕的留下来。
在一个这样的时刻，将军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可是他立刻睁开眼睛，对他的副官急急地说：“别忘记，我们一到，就用我的名义下一道命令，立刻供给卡特林汽油。”
“是，”上校回答。
“现在我们在德国领土上行驶。”西斯克雷洛夫继续说，“甚至我们自己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意义……现在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武器的胜利，而且更在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方法、我们的教育人民的制度和我们历史道路的胜利。这使人想起一九一八年，那时候强大的德意志帝国（顺便说一句，他比希特勒帝国要弱得多）。威胁着年轻的苏维埃。当时列宁和斯大林坚持要同德国缔结和约。正如弗拉基米尔·依里奇所称的，不幸的和平……我们的领袖所以赞成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明白：首要的是保存和巩固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种能够保证战胜任何人的制度……现在我们到了德国。”
为了克制自己，将军在这些回忆中和历史性的对比中找出了一种力量。它们——这些回忆，使他想起了他是伟大的党的工作者，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将军痛苦地皱着眉头，“处在我的这种情况，很不容易继续做一个对世上任何不幸都无动于衷的、镇定的、头脑冷静的领导者。将军尚且觉得困难……那么将军的妻子呢？”他想起了妻子。
当安德列在坦克学校毕业的时候，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怯生生地请求丈夫把儿子带在他的身边。
“让他跟着你吧！”她红着脸说。“你总应该有几个副官。”
她是深知丈夫的性格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她这么跟他将到他们的儿子的时候，果然不出她所料，他生气了，并且责备地说：“你要知道，纽拉，这件事我绝不答应。而且安德列——这一点你也很明白——决不愿意躲在一个将军背后逃避战争，特别是躲在父亲的背后……”
现在他懊悔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妻子吗？不！
现在他想到妻子还是觉得可怕，而且对她做母亲的悲伤是难以比解的。
西斯克雷洛夫咬紧了牙关，吃力地睁开了眼睛。天色大亮了。他们经过了那座有着“色当胜利者”纪念碑的偏僻小城，锱重队在道路上伸展着，车辆轻轻地轧轧作响，侦察兵少校的淡黄色头发又使将军想起了儿子。
将军说：“少校，您的师大概将要围攻施奈德穆尔要塞。这是所谓‘东方壁垒’的最巩固的要塞之一，在制订侦察计划的时候，得记住这一点。”他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您能够在夜间很好地辨识方向，这使您不愧为一个侦察兵。”
汽车驶近了师部昨天晚上驻扎过的那个村子。司机减低了行军速度。鲁缅采夫把那张卷着的地图放在他身边，向将军点了点头。司机会意地俯下了头。
“请向谢列达和普洛特尼科夫问好，”西斯克雷落夫说，一边握着少校的手。
鲁缅采夫下了汽车，瞥见齐比列夫也同时从半履带式装甲汽车上跳下来。鲁缅采夫举手敬礼，等待着汽车驶过去。汽车终于消失不见了。
齐比列夫说：“自动枪手们对我讲起过他，也讲起过他的儿子……哦，对啦……”他以外地简短而轻轻地结束说：“那才是人。”
他们走进了村子，可是师部已经不在这儿了。军部通讯兵们带着电线框，在盖满雪的田野上慢慢地走动着。他们说，师部已经在拂晓前开走了，司令部迁到更靠西的一个村子里去了。
鲁缅采夫决定到侦察兵们昨天驻扎过的那所房子里去看看，说不定有什么人留在那儿。他们走了进去。屋子里是空荡荡、冷清清的。绒毛褥子依然零乱地堆着，壁钟嘎哑地敲着。
这时候，他发现房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有个人睡在一条绒毛褥子上。
“这儿有个人给遗忘了，”齐比列夫说，一边朝着那个睡在被窝里的人走去。
一张令人发笑的、惊骇的脸出现在给嚇了一跳的侦察兵的眼前。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戴着一副眼睛，没有刮脸，头上包着一块女人的头巾。头斤上戴着一顶揉皱的黑帽。他看见了侦察兵们，就跳了起来，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齐比列夫冷冷一笑。鲁缅采夫从这个德国人的嘟哝里，知道这个德国人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个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就逃到森林里去了。现在平静了，他就回家来了。
德国人说，用手指了指自己，有指了指挂钟。
“钟表匠，”鲁缅采夫给他的传令兵翻译。
“这么说来，他是个工人，”齐比列夫收敛了笑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片面包。
“多谢。”德国人感谢地说。
齐比列夫学着德国人嘟哝道，大概他对自己过分宽大的行为有些不满了。
侦察兵们走了。那个钟表匠却依然站立着，一边啃着面包，一边喃喃地说着难懂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