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有心奔向未来,但却无力飞升上天。即使让我去沙漠中的石窟,我也不会感到害怕,但我却害怕此地。在沙漠里,我将与自己同在,没有他事分心。而在此地,却有大量的需要使人畏缩不前。当你沉溺于遐想时,一旦走到街上,即使目不斜视,也会有人向你乞讨,让你意识到你生活在饥寒交迫的贫困之中。要想漫步,也必需有钱。①器官总受到细枝末节的干扰,无法休息。在这里,诗人的神经质倾向不断受到干扰,应当成为荣誉的一切都折磨着他。诗人的想象力成为他最残酷的敌人。在这里,工人受伤、穷人生产、神女卧病、儿童被弃、老人残废、恶习、犯罪,都有人收容或关怀。而对发明者,对沉思者,世界却冷酷无情。在这里,一切都必须急功近利,这一点实在真切。人们嘲讽初期不见效果,但却可能导向重大发明的文章。人们不尊重需要长期集中精力予以深入持久研究的课题。国家本可以豢养天才,正如它已为举刺刀的关饷一般。但它却害怕受骗于有智力的人,仿佛真能长期压制天才似的。舅舅,当他们在山脚下僻静处的绿荫中破坏隐修所②时,难道就不该为受苦受难的灵魂修筑一些济贫所吗?这些灵魂的点滴思想便能改善国家民族的生活,或是为科学的进步预作准备。

◎一八一九年九月至十一月于巴黎

①指会有人向你乞讨。

②指大革命以后的反封建之举。

您知道,是学习和研究驱使我来到这里。我在这里确实发现了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大多令人诧异。但是科学工作缺乏统一性,几乎使各种努力都付诸东流。教育和科学都无人指挥。你会在博物馆听到一位教授论证圣雅各路的教授是在胡言乱语。医学院的人士鞭挞法兰西学院的人。我初来时,听过一个老院士对五百名年轻人说,高乃依是个有力而自豪的天才,拉辛哀伤而温柔,莫里哀无法仿效。伏尔泰是杰出的思想家。博叙埃和帕斯卡尔无比强大。有个教授出名以后便论证柏拉图之所以为柏拉图的原因。另一位讲授历史,只注意语言,不重视思想。一个解释埃斯库罗斯①,另一个洋洋自得地论证公社为什么是公社而非其他。如此挥洒数小时的新颖而闪光的概念是人类知识中的巨大成就。如果政府有思想,我便会怀疑它是害怕真正的优胜者一旦觉悟便会用智力的权力去统治社会:这却为时尚早,国家会走得太远;于是,只能让教授培养傻瓜。整个教授阶层缺乏章法,毫不考虑未来。对此只能作此解释,别无其他。学院②本可以成为道德和智力界的伟大的最高管理机构,但最近又被分割成几个分散的学士院。这样,人文科学的前进就变得没有首领,没有体系,而是随波逐流,没有方向。这样放任自流,这种变幻莫测的状态在政治上也象在科学上一样存在着。在自然界,手段是简单的,目的则是伟大而卓越的,而在这里,在科学界正如在政治上一样,手段无穷而目的渺小。在自然界,力量以平稳的步伐前进,总数永远在增加,A+A产生了一切。而在社会上,这种力量却具有破坏性。

①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古希腊悲剧诗人。

②指法兰西学院。

在目前的政界,人类的力量互相对抗,互相抵消,而不是互相结合,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致奋斗。以欧洲为例,从恺撒到君士坦丁,从渺小的君士坦丁到伟大的阿提拉,从匈奴人到查理曼大帝,从查理曼大帝到利奥十世,从利奥十世到腓力二世,从腓力二世到路易十五;①从威尼斯到英格兰,从英格兰到拿破仑,从拿破仑到英格兰,在政治上,我看不到任何稳定性,而经常的动乱却无助于实现任何进步。国家靠纪念碑显示伟大,或靠个人福利显示幸福。现代纪念碑能如古代纪念碑那么伟大吗?我怀疑。个人的艺术成品,天才的产品,手工的产品,赢得的价值有限。吕居吕斯的美食不逊于撒母耳·贝尔纳、博戎②或巴伐利亚王爷。③最后,人类失去了长寿的诀窍。④凡有良知的人都能看到,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依然如故。力量是他唯一的依据,成功是仅有的智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⑤、路德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同一范畴,结果年轻的民族便有所进化。任何政策都无法阻挡文明,阻挡其财富,其风尚,其弱肉强食的法则。其思想,其嗜欲,从孟菲斯走向推罗,从推罗走向巴尔伯克,从巴尔伯克走向塔德莫尔,从塔德莫尔走向迦太基⑥,从迦太基走向罗马,从罗马走向君士坦丁堡,从君士坦丁堡走向威尼斯,从威尼斯走向西班牙,从西班牙走向英格兰。但孟菲斯、推罗、迦太基、罗马、威尼斯和马德里均无遗址留存。这些伟大的城邦,精神已经泯灭。废墟中一切荡然无存,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条公理,当效果与原因无关时,便是解体。最精明的天才也无法揭示这些伟大的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任何政治理论都不曾留传。政府如人们,一届届相传,但却不曾留下任何教导。任何制度都未产生较以前的制度更为完善的制度。以神灵为依靠的政府已在印度和埃及垮台,依靠剑和教皇的三重冕来支撑的政府已经过时,孤家寡人的政府已泯灭,众人的政府从未传世,知识力量用于物质利益的概念未能久远,一切都有待重新开始。

①恺撒(前100—44),罗马政治家,曾征服高卢;君士坦丁(280—337),罗马皇帝;阿提拉(395—453),匈奴人之王;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国王;莱昂十世(1475—1521),罗马教皇;腓力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之子,西班牙、荷兰王;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

②撒母耳·贝尔纳(1651—1739)和博戎(1718—1786)均系法国金融家。

③据说巴伐利亚王族好美食,对法国烹调有贡献。

④一八三二年流行霍乱,死亡率大为提高。

⑤穆罕默德(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

⑥以上提到的,均为腓尼基古城。

今天,正如过去各个时期一样,人们呼号着:“我在受苦!”所以从政治中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被人们视为拿破仑最美好的作品的《民法》是我所了解的最为严酷的作品。《民法》肯定财富均分法则。而领土的可分性,说到底就有可能导致民族国家的退化,艺术和科学的消灭。分割的土地只能种植五谷和蔬菜。森林和河流都会消失。牛和马都不能饲养。不论是袭击或是反抗都缺乏手段。有人进犯,人民便被摧垮,因为人民已经失去巨大的活力,失去领袖。这就是沙漠的历史。

政治是没有一定准则的科学,没有稳定性的科学。它是暂时的天才,力量的经常运用。能预示两个世纪之遥的人,必会在人民的诅咒中死于众目睽睽之下,或是,我认为这样更糟,荒谬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目标。国家是由既不更聪明也不强于他人的个人所组成。他们的命运相同。你要就人进行思考,不就是关心这些个人吗?社会不断在因果方面、在理由和行动方面受到折磨。在这个社会上,慈善事业是高尚的谬误,进步毫无意义,放眼纵观这社会,我就真理得出结论:生活在于我们自身,不在外部,要想凌驾于人们之上并指挥他们是发挥比一个阶级的摄政更伟大的作用。人若果然强大有力,能够高瞻远瞩,远望世界,就不应注视足下。

●九月二十日

毫无疑问,我关心的都是严肃的问题,我正走向某些发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导我走向光明,它早就照亮我的道德生活。但是又有一种权力束缚着我的双手,堵住我的双唇,拖着我走向与天职相反的方向。这种权力何以名之呢?必须离开巴黎,告别图书馆的书籍、光明的美好家庭、乐于助人的随和学者和我同情的年轻天才。究竟是什么拒我于千里之外?是命运,还是上苍?这两个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命运并不存在,那就应当承认宿命论,一切事物都被迫按照总的方针协调进行,那么为什么还要反抗呢?如果人不再自由,他的道德又以什么为准?如果他能确定自己的命运,如果他能自由决定自己的总方针,上帝又成为什么?我来此是为了什么?我若反躬自省,当会获得答案:我在自己身上已经发现可供发挥的课题;那么,既然我有巨大的能力,又为什么不能运用呢?如果让我受苦受难是为了让人仿效,那我必定忍受。但我是在冥冥中受难,效果有如无名鲜花在原始森林中枯萎,既无人嗅到香气,也无人欣赏鲜花怒放。正如花儿在孤寂中芬芳四溢一般,我在这里频繁思考但却无人问津。昨天傍晚我在窗前和一位名叫梅罗的医生一起吃完面包和葡萄。我对他说,我要走了,你留下,把我的思想拿去并加以发挥吧!他辛酸地回答,我不行,我的体质太弱,不能胜任工作,我要与贫困作斗争,会夭折的。我们注视着上苍,互相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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