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怜的父亲还活着，”她对他们说，“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况，说不定这个人也不至于犯罪。可是我看你们心里全装着一个怪念头。你们说爱情是犯罪的根源，这点我同意；但为什么你们以为那女子已经结婚？难道他不可能爱上一个姑娘，却遭到姑娘父母的拒绝吗？”
“一个少女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他。”德·格朗维尔先生答道。“塔士隆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来得及正大光明地挣一份家产，等待一切姑娘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自由结婚的时刻到来。”
“我以前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可以实现；”格拉斯兰太太说，“但在一座毫无秘密可言，邻家的事在众人眼皮底下发生的城市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两人相爱至少要见面吧？你们这些法官有何高见？”她盯着代理检察长的眼睛问道。
“我们全相信那个女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商人阶级。”
“我的想法正相反，”格拉斯兰太太说。“这类女子没有足够高尚的情感。”
这个回答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韦萝妮克身上，人人等着听她解释这句悖谬反常的话。
“我白天躺在床上或夜不能寐时，禁不住要想想这桩神秘的案子，我相信猜到了塔士隆的动机。为什么我说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呢？已婚女子有些利害关系，甚至有些感情分她的心，阻止她达到完全狂热的地步，引得别人对她如此神魂颠倒。没有孩子的人才怀有把母爱和性爱合二而一的爱情。显然爱上这个人的女子想作他的依傍。在这个陌生女子的情欲中包含着艺术家和诗人赖以创造杰作的天才，这种天才在已婚女子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她命中注定创造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的作品就是孩子！孩子是我们的画，我们的书，我们的雕像。我们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吗？所以，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那陌生女子即使不是姑娘，也不会是母亲。检察院的人必须具备女性的细腻，否则在许多情况下将分辨不出事物的千差万别。我要是您的代理检察官，”她对代理检察长说，“我们早就找到女罪人了，如果那陌生女子有罪的话。我和杜泰依长老先生一样，承认那对情人因无钱去美洲生活，打算带上可怜的潘格雷的财宝逃走。盗窃导致了凶杀，这是凶犯从死刑中领悟到的必然逻辑。所以，”她朝代理检察长投去恳求的目光，“您应当高抬贵手，排除预谋的因素，救这个不幸的人一命。这人尽管犯了罪，仍是一位伟人，说不定他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悔改行为应当在执法思想中起一定作用。如今，除了掉脑袋或如过去建造米兰大教堂之外，难道没有更好的赎罪方式吗？”
“太太，您的见解高超卓绝，”代理检察长说，“但即使预谋被排除，塔士隆仍然要判死刑，因为盗窃的情节严重并有据可凭，如在夜里翻墙撬锁等等。”
“您认为他将被处死？”她垂下眼帘问道。
“我对此深信不疑，检察院必将胜诉。”
格拉斯兰太太轻轻哆嗦了一下，弄得衣裙窸窸窣窣地响，她说：“真冷啊！”然后挽起母亲的胳臂，回房睡觉。
“今天她好多了，”朋友们说。
次日，韦萝妮克奄奄一息。医生见她快要断气十分惊讶，她微笑着对他道：“我不是向您预言这次散步对我毫无益处吗？”
自法庭开始辩论以来，塔士隆既不夸夸其谈，也不虚伪做作。医生为了给女病人解闷，试图向她解释为何罪犯采取这种被其辩护人大加利用的态度。医生说，被告辩护律师的才华使被告看不清案子的结果，以为可以保住性命。人们不时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对幸福的期望，这幸福比生的幸福还要大。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其生活经历与他一生的最后行为大相径庭，以致辩护人提出以他的态度作为结论。最后，检察院假设的确凿证据在被告的浪漫史中变得如此无足轻重，辩护律师很有可能保住这颗脑袋。为救主顾一命，他在预谋问题上大作文章，他接受预谋盗窃的假设，但不承认预谋杀人，认为杀人是两场出其不意的搏斗导致的结果。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孰胜孰负似乎难下定论。
医生来探视后，代理检察长又来拜访韦萝妮克，他每日上午开庭前都来看看她。
“我读了昨日的辩护词，”她对他说，“今天即将开始辩驳，我对被告兴趣极大，希望他能得救；您不能在一生中放弃一次胜利吗？让律师把您打败吧。得了，把这条命送给我吧，说不定有一天您会得到我这条命！……塔士隆的律师发表了精采的辩护词后，人们疑惑不决，那样……”
“您的声音很激动，”子爵几乎吃惊地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她答道，“我丈夫适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巧合，由于我很敏感，这个巧合也许会要我的命：我分娩之日将是您下令砍下这颗脑袋之时。”
“我能修改法典吗？”代理检察长说。
“算啦！您不懂得爱，”她闭上眼睛答道。
她把头靠在枕上，挥了挥手叫法官走开。
格拉斯兰先生竭力为被告辩护，但未能替他开脱罪责，他在妻子授意下提出一个理由，得到陪审员中他的两位朋友的赞同：
“如果我们给这人留一条命，德瓦诺家将找回潘格雷的遗产。”这个难以抗辩的论据把陪审团分成七对五的两派，因此需要法官们表态；但法官们站到了陪审团少数派一边。按照当时的刑法原则，被告判罪已成定局。塔士隆听到对他的宣判气愤已极，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有这种反应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法官、律师、陪审员和旁听者几乎从未见过罪有应得的凶犯如此愤怒。对大家来说，悲剧并未因宣判而告终。和这类案子几乎总要遇到的情况一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把人们分成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被告是个受压制的无辜者，另一派则视他为罪有应得的凶犯。自由派坚持塔士隆无罪，他们并非确信不疑，只是想和当权者闹对立。他们说，“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脚和另一只脚的脚印相仿便给这人定罪呢？怎么能因为他出门在外便定罪，年轻人不都宁肯死也不愿连累一个女子吗？借了工具，买了铁料有什么关系？并没证明他做了钥匙嘛。挂在树上的一块蓝布片？说不定是老潘格雷挂在树上吓唬麻雀的，碰巧和我们上衣钩破的口子一样大小！一个人的性命简直系于一发！最后，冉－弗朗索瓦一概否认，检察院没有提出任何目睹罪行的证人！”他们对律师的辩护方式和辩护词反复论证，大加发挥。“老潘格雷是什么东西？一口破裂的银箱！”那些自由思想家们说。几个所谓的进步人士不承认早被圣西门主义者用抽象的经济学派思想攻击过的神圣私有法则，他们说得更过分：“潘格雷老爹才是元凶。这个人积攒金子，就是偷国家的钱。他闲置不用的资本可以让多少工厂运转！他侵占了工业的资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个女仆呢？大家可怜她。德妮丝引起的兴趣最为强烈，她挫败了司法机关的一个个计谋，在辩论时不经长时间思索绝不回答问题。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变成了堪与珍妮·迪恩斯①媲美的人物，和她一样妩媚俏丽，谦虚虔诚。弗朗索瓦·塔士隆继续激起全城和全省的好奇心，几个浪漫女子公开表示对他的仰慕。“如果这个人爱上了地位比他高的女子，他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她们说，“你们瞧着吧，他一定死得漂亮。”他会不会招供呢？大家为这个问题打赌。罪犯听到判决时怒火冲天，倘若没有宪兵在场，司法人员或旁听者中说不定有人遭殃，从此罪犯象头狂怒的猛兽，谁走近他就威胁谁；狱卒不得不给他穿上紧身衣，既防他自杀，又防他发狂造成后果。
塔士隆被这件战胜一切暴力的工具束缚住了身体，只能用令看守们惊惧万分的痉挛动作，和在中世纪被视为魔鬼附身的话语和眼神发泄他的绝望。他那么年轻，妇女们同情这条充满爱的生命即将夭折。似乎特意于不久前发表的《一个死囚的末日》②，这首凄婉的哀歌，这篇徒劳无益声讨死刑——社会的巨大支柱——的檄文，成为众人交谈的话题。临了，无人不指责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子，她两脚踏在血泊中，如竖立于底座上的雕像一般屹立在重罪法庭的台子上，忍受着撕肝裂肺的痛苦，在家里被迫保持最大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