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住在一条小街上，这地方你们一定不会知道，它叫莱迪吉耶尔街。这条小街从圣安东街上巴士底广场附近的一口喷泉对面开始，一直穿过樱桃园街。我爱好科学研究，晚上在一间阁楼里工作，白天的时间就在附近的莫苏伊图书馆度过。我过着俭朴的生活，安于象出家人一般清苦的生活条件——对工作着的人来说的确也非这样不可。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很少到布尔东大街去散步。只有一种嗜好能使我暂时放弃我好学的习惯；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性格。但是，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研究吗？我和工人穿得一样褴褛，又不拘礼节，所以他们对我倒也一点不存戒心。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能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一切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当我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使自己处于他的地位，过着他的生活，就如同《一千零一夜》里下神的一样，可以附在别人的身上，借别人的口说出话来。
有时候，在夜晚十一、二点钟光景，我会在路上遇到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从昂必居喜剧院出来，我会好玩地尾随着他们，从白菜桥大街一直跟到博马舍大道。这些忠厚的人起先总是谈论他们刚才看的那出戏，接着东拉西扯，话题就转到他们的家务事上去了；母亲一手牵着孩子，任凭孩子埋怨也好，问东问西也好，她都不理不睬；两口子开始计算着他们第二天将赚到多少钱，还给这笔钱安排了许多不同的用途。接着就谈起家常琐事：埋怨马铃薯的价钱太贵啦，冬天太长啦，燃料涨价啦，为了欠面包铺那么多钱怨天尤人啦。最后，越讲越起劲，夫妇俩都本性毕露，什么好听的话都用上了。听着这些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他们那双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这就象是一个醒着的人在那里做梦一样。对那些虐待他们的工头，或者催了好几次始终不给钱的坏主顾，我也和他们一样感到愤恨。我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些欲望，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自己的一切习惯，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的消遣。我这种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看透表面、洞悉事物本质的天赋？过分运用这分才能又会不会使我变成疯子？我从来也不追究我这种能力的来龙去脉；反正我有了这种能力，我就利用它。不过要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区、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处；这里有英雄、发明家、科学家，有流氓、无赖，有美德，有罪恶。这一切人都受到贫困的威胁，生活的担子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整天在醉乡之中，烈性饮料快把他们损耗尽了。你们简直难以想象，在这个充满痛苦的城市里，曾经有过多少被埋没了的奇遇，多少被遗忘了的悲剧！多少可怕的和美丽的事物！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也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些真情；非要深入其中，才能发现里面竟有那么些动人的场面：有悲剧性的，也有喜剧性的，然而都是机缘巧合的杰作。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把我将告诉你们的这个故事保留了那么久没讲出来；这故事不过是我脑袋里所藏的许多希奇古怪的故事中的一个，我的回忆就象摇彩票似的把它们从我的脑袋里摇了出来：这种故事我多得很，都和这一个同样怪诞，而且也都在我脑袋里藏着，可是，相信我，将来我都要一个个地把它们讲出来。
有一天，我的女仆，一个工人的妻子，来请我去参加她一个妹妹的婚礼。为了使你们明白这个婚礼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先得告诉你们，我按月给这可怜的婆子四十个苏，叫她每天早上来给我铺床，擦鞋，刷衣服，扫房间，做午饭；余下的时间她就去给人家摇一台机器，这个苦差使一天才不过挣十个苏。她的丈夫是个制家具的木匠，一天挣四个法郎。可是，他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所以一家人往往连面包都吃不饱。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对夫妇更正直的人了。后来我离开了这一区，但是在离开后的五年中，每逢我的生日那天，瓦扬大娘总来给我祝贺，还给我带来一束花和一些桔子，要知道她自己连十个苏的积蓄都没有呢！贫穷使我们互相亲近。我除了给她十个法郎以外再也没有可给的了，而就是为了要给她这笔钱，我还往往需要借债呢。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明我为什么答应参加这次婚礼，我打算也去领略一下穷人们的欢乐。
婚礼的宴会和舞会都是在沙朗通街一家酒店二楼的大房间里举行的；房里的灯都罩着马口铁的灯罩，墙的下半截糊着肮脏的壁纸，糊到桌子般高，房间四壁放着一排木板凳。在这间屋子里，八十来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饰着花束和飘带，被这贫民酒店的气氛激发得兴奋异常，一个个脸上都红艳艳的，在那里旋舞，好象世界的末日快要到来似的。新婚夫妇的接吻使大家乐不可支，只听得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虽然有些轻浮，但比起大家闺秀羞答答的秋波，倒反更有体统。
这群人粗卤地表示他们的欢乐，这欢乐好象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染力量。但是，这次宴会的情景，这次婚礼，以及这些参加婚礼的人，都和我的故事没有一点关系。你们只要记住当时那种奇特的环境。请你们想象一下：一家漆得通红的低级酒店，在那里可闻到浓烈的酒味，可听到愉快的狂呼，你就处身在圣安东区，在那些沉湎于一夜狂欢的工人、老人和妇女中间！
乐队是由三百盲人院①的三个盲人组成的；第一个是提琴手，第二个是吹黑管的，第三个是吹笛子的。三个人演奏一夜，总共只能得到七个法郎的报酬。当然，出这样低的代价，他们决不会演奏罗西尼或者贝多芬的作品，他们只是随兴所至地演奏一些他们所熟悉的乐曲；但是谁也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多么温文有礼啊！音乐是那么刺耳，我往四下里瞥了一眼以后，立刻注意到了这三重奏的乐队，待我认出了盲人院的制服，我马上就原谅了他们。这几位音乐家坐在窗旁，一定要走近他们才能看清他们的面貌。我没有立刻走过去，可是后来我一旦走近他们，不知怎的，婚礼、音乐就一下子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的好奇心已经到了顶点，我的心灵已经深入到吹黑管的身心里面去了。那个提琴手和吹笛子的，面容都十分平凡，和一般盲人的脸完全一样：聚精会神，庄严肃穆；但是吹黑管的那个人的脸却不一样，象他这样的脸，往往一下子就能把艺术家或哲学家吸引住的。
①指一七八〇年在火枪手大厦旧址修建的盲人院，地处圣安东区的沙朗通街，当时可收容三百人。
你们想象一下：油灯发红的微光照亮了一座但丁的石膏像，满头银发，由于双目失明，更使这堂堂一表的脑袋上那种愁苦悲痛的表情加深了。但丰富的思想却使死了的双目复活过来，在某种独特的、顽强的欲望支配下，射出了炯炯的光芒，而这欲望本身，却深深地铭刻在一个突出的额头上，额上皱纹密布，活象是一垛古墙上的重重砖缝。老头儿随意吹奏，一点也不注意节拍和音调，他的指头时起时落，机械地按着陈旧的乐键；就是吹出一些怪音，他也毫不在乎，而那些跳舞的人也并不比那意大利人的两位伴奏者更注意这些怪音。我很希望他是个意大利人，而他倒真是个意大利人。这位年迈的荷马内心深处，似乎也藏着一部注定要被人遗忘的奥德修纪。在他身上，可以发现一种伟大而又暴戾的东西。这种伟大是那么真实，所以它战胜了卑贱，这种暴戾又是那样有力，终于克服了贫困。在他那个模样高贵、颜色苍白的意大利型脸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作恶，可以使人堕落为苦役犯，也可以使人成为英雄。灰白色的眉毛将阴影投掷在它们下面的凹处，人们见了总是心惊胆战，生怕有思想的光芒在那里再现，就好象害怕手持火把和刺刀的强盗在某个山洞口出现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