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要把话说得过头一些。议会迟早要垮在某一个人的权杖之下，但你们得到的不再是国王们的改朝换代，而是首相们变幻莫测、代价昂贵的朝代交替。在一切磋商之后就会出现米拉波①、丹东②、罗伯斯比尔③或拿破仑；几位行省总督或一位皇帝。确实，要提起一定的重量，就需要有一定的力量，这个力可以分布在或多或少的杠杆上；可是，归根结底，力量必须和重量成比例：这里所说的重量，是指愚昧无知、受苦受难的百姓，他们是一切社会的第一层砖石。政府从其本质上讲是用于镇压的，所以需要极大的集权，才能和群众运动相抗衡。那就是执行我方才谈到限制政府特权时向诸位阐明的原则。如果你们接纳有才干的人，这些人就会服从自然法则，并使国家也服从这一法则；倘若你们将平庸之辈集中在一起，他们迟早也会被优秀的天才所征服，因为有才能的议员觉察到什么是国家利益，平庸的议员则与暴力妥协。简言之，这就如同恐怖时期④的国民公会⑤，议会让步于某种思想；如同拿破仑时代的立法团，让步于某种权势；在今天，则让步于某种体制或金钱。
①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立宪派领袖之一，曾大胆揭露封建专制制度，坚决维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晚节不佳，曾接受王室贿赂。
②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公会山岳派的领袖之一。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成为新暴发户的代言人。于一七九四年四月被处死。
③罗伯斯比尔（1758—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首脑，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时被处死。
④指一七九三年五月至一七九四年七月雅各宾派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期。
⑤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高立法机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成立，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解散。
“一些好心人梦想的共和议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希望有这种议会的人，若非受骗的糊涂虫便是未来的暴君。一个评议会在应当促使国家采取行动时，却讨论国家的危机，你们不认为它十分可笑吗？就算人民有了一些代言人，委托他们接受或拒绝赋税，那倒是公平的，不过这种事古已有之，无论是在最最残酷的暴君还是最最宽厚的英主统治下都曾有过。金钱不是俯拾皆是的，赋税更有其天然的界限，超过这个界线，国民就会起来抗税，要不就坐以待毙。这个选举团体如同它所反映的各种需要和各种思想，一贯变化无常，如果它反对将大众的意志屈从于某条错误的法律，那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让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五百个人制订出一条确当的法律，这种设想岂不是一场恶作剧，迟早要害苦黎民百姓吗？这些人只是换几个暴君，仅此而已。那么政权和法律就应该是某一个人的事业，这个人迫于形势，不得不随时将他的行动提请全国人民批准。但不管是一个人当政，还是几个人或许多人掌权，修改施政纲领只能通过一个民族的宗教机构来实行。宗教是对付滥用极权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抗衡力量。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宗教感情，就孕育了动乱的因素，君主也不得不变成暴君。设置在君王和庶民之间的议会，对于以上两种倾向来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根据我方才所说的，议会只能成为造反或暴政的同谋。然而，我所倾向的独裁政府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政治上的结果永远取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已经老化，如果伪哲学和爱争辩的习性已经使它病入膏盲，这个民族即使形式上享有自由，也必定走向专制；同样，聪明的人民几乎总能在专制形式下找到自由。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大大限制选举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创建一个既能使富人成为穷人的朋友，又能教育穷人安于天命的有权势的宗教。总之，当今存在着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把议会的活动限制在讨论赋税和通过法律的范围之内，剥夺其直接立法的权力。
“我知道，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另一些想法。今天象过去一样，常会遇到一批热心追求好上加好的人，他们总想责令社会变得比现在更聪明些。殊不知，旨在施行整个社会大迁移的改革，需要得到普遍的认可。改革者必须有耐心。我估算了创立基督教——纯属用和平的手段实现的思想革命——所花的时间，一想到为物质利益闹革命所带来的苦难就不寒而栗，我因此得出结论：要维护现存的制度。基督教说过：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现代法律则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现代法律和基督教精神在此取得了一致。让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就是赋予人们以思想的权利；让每个人有自己的土地，乃是确认通过劳动拥有产业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应当依此而建立。大自然将人类的生命建立在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上，社会生活则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这些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政治原则。宗教用来世的思想消除了这两种利己主义的感情，从而改变了社会接触中的冷漠无情。上帝就通过以忘我为美德的宗教感情来减轻利益冲突所产生的痛苦，正如他曾经用无形的法律缓解了人间社会这个机体中产生的冲突。基督教教育穷人容忍富人，教育富人减轻穷人的苦难；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正是天上人间一切法律的精髓。”
“我不是政治家，”公证人接口说，“我将国君看作随时需要清理账目的社会清理人，他只是把从前任手中接收的资产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他的继承者。”
“我也不是政治家，”贝纳西打断公证人的话，急忙反驳说，“只要依靠良知，就能改善一个镇、一个区或一个行政区的命运；治理一个省的人就已经需要才干了；可是这四级行政区划只打开有限的视野，平常人很容易一览无遗；它们的利益通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纽带与国家的整体运动联系起来。在高一级的地区，一切都扩大了，政治家必须高瞻远瞩。在为一省、一地，一区或一镇创办福利的时候，只需预见十年后的效果，而一旦涉及整个国家，就必须预感到国家的气数，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加以衡量。象柯尔柏①和苏拉那样的天才，如果不依靠造就出拿破仑和克伦威尔②的毅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先生们，伟大的相才，乃是镌刻在一个世纪年轮上的伟大思想，正是这种相才，为这个世纪带来了荣耀和昌盛。对于他来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他首先必须具备的美德。同样，在人间事务中，这种精神不正是力量的最高表现吗？有些人的头脑里缺乏统观全国的思想，只有当宰相的概念，这种人我们近来见得多了。因此真正的国务活动家，为我辈奉献出浩如烟海的人间诗篇的人物，不能不使我们敬佩。高瞻远瞩，顺应天命；置身于政权之上，留任于自觉有用之时，而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清心寡欲，摒弃一切庸俗的奢望，以便做到自制、未雨绸缪，意志坚定和自强不息；公正果断，有条不紊，控制自己的感情，处事全凭智慧；既不疑人也不信赖人，既不多疑也不轻信，既无报恩之情也无负义之心；既不落后于形势也不为某种思想所震惊；总之，在生活中和群众息息相通，展开智慧的双翼，扩大嗓子的音量，运用锐利而统观全局的目光，自始至终统治着群众，这样的人难道不比凡夫俗子稍稍高明一些吗？正因为如此，这些伟大和高贵的国父们的英名将被万世传颂。”
①柯尔柏（1619—1683），路易十四的重臣，历任宫廷大总管、财政总监、王家国务秘书等职，在发展工商业、改组财政和司法、创设法国科学院和国家天文台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②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两次战胜王党军队，他处死了英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爱尔兰民族起义，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先后战胜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冷场，宾主们互相注视了一会。
“先生们，你们还没谈军队呢，”热奈斯塔大声说，“依我看，军队的编制正是每一个优良的平民社会的楷模，宝剑才是一个民族的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