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甫先生，”热奈斯塔打断了让维埃先生的话说，“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阻止这些可怜的人在星期日跳舞取乐。”
“上尉先生，”神甫回答说，“我们对跳舞本身并无仇恨；我们禁止它，是因为跳舞是扰乱乡村的宁静、毒化民风的一种不道德的根源。净化家庭观念，维护家庭关系的圣洁，还不是为了连根铲除邪恶？”
“据我所知，”托讷莱先生说，“每个区总发生一些扰乱秩序的事；但在我们区，这类事越来越少了。倘若有些农民在耕作时竟敢侵蚀邻家一垄土地，或在需要柳条的时候砍别人家的柳树，那么比起城里人的罪孽来这些不过是一些小的过失。所以我认为这条山谷的农民还是很信教的。”
“噢！信教么，”神甫微微一笑，说道，“在这儿不用担心出现宗教狂热。”
“不过，神甫先生，”康邦又说，“要是镇上的人每天早上都去望弥撒，要是他们每周都向您忏悔，那么土地就难以耕种，而这里就算有三位神甫，也管不了那么些事呀。”
“先生，”神甫接着说，“干活本身就是祈祷。信教就包含着对于维持社会生命的教义的认识。”
“那么您将爱国主义派什么用呢？”热奈斯塔问。
“爱国主义，”神甫神色庄重地说，“只能唤起短暂的感情，宗教才能使这种感情持之以恒。爱国主义只是暂时忘却个人利益，基督教义才是一个反对人类腐化堕落倾向的完整体系。”
“可是，先生，在大革命①年代的历次战争中，爱国主义……”
“不错，”贝纳西打断了热奈斯塔的话，说道，“大革命期间，我们确实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爱国志士；可是二十年后的一八一四年，我们的爱国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法兰西和整个欧洲却在宗教思想的驱使下，一百年内十二次扑向了亚洲②。”
①指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
②指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在一〇九六至一二七〇近两个世纪内有过八次。
“也许，”治安法官说，“推迟偿付导致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作战的物质利益是比较容易的；但为了支持某种信条而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永远是不明确的，因而必然永无休止之日。”
“怎么，先生，您不吃鱼呀，”雅柯特在尼科尔的帮助下撤去了菜盘。
厨娘按照她的习惯，一道一道地上菜，这种习惯有其不妥之处，那就是促使老饕们放开肚子大嚼，使节食者尝过头几道菜便已经饱了，从而势必放弃后上的佳肴。
“喔！先生们，”神甫对治安法官说，“您怎么可以说宗教战争没有明确的目标呢？从前，宗教在世俗社会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任何物质利益都离不开宗教问题。所以每个士兵都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
“如果人们是为了宗教而不停地厮杀，”热奈斯塔说，“那准是上帝建造的这座大厦有不少缺陷。一个神圣的制度不该以其具有的真理的特性打动凡人吗？”
餐桌上的人全都看着神甫。
“诸位，”让维埃先生说，“宗教能让人感到其存在，但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很难评判上帝的手段和目的。”
“那么，根据您的说法，我们就该完全相信您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啰，”热奈斯塔带着从未想到过上帝的军人的憨厚说。
“先生，”神甫一本正经地回答，“天主教比任何其他宗教都善于消除人间的忧虑；即使不如此，我倒想请教您：您相信它的真理会担什么风险？”
“没什么大风险，”热奈斯塔说。
“那么，如果您不信，您会担怎样的风险呢？不过，先生，让我们来谈谈与您关系最大的尘世利益吧。请看，上帝通过教皇之手，多么有力地干预人间的事务。由于离开了基督教指定的道路，人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很少有人想到阅读教会的历史，尽管人们根据某些故意在民间散布的错误观点来判断它，天主教会仍然提供了如今人们力求建立的政府的完美典范。我们的选举原则长期以来使它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过去，没有一个宗教社团不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它们采取一切手段，为这一事业通力合作。那时，院长、神甫、主教、修会会长，直至教皇，都是认真地按照教会的需要遴选出来的，他们表达了教会的思想；因此，人们应当对他们绝对盲从。且不谈教会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多大益处——正是这种思想造就了现代国家，并为那么多诗歌、教堂、雕塑、绘画和音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我只想提醒您注意，你们那种世俗的选举、陪审团和两院制，都植根于各省的主教会议和大公会议，植根于主教团和红衣主教团；撇开这点不说，在我看来，与天主教的崇高和神圣的一统思想相比，现今有关文明的种种哲学观念便黯然失色，因为这种一统思想乃是世界大同的写照，并且已为体现在教义之中的圣言和圣行所实现。不管人们设想出多么完善的新的政治制度，想重现天主教会扶植人类智慧的那些年代所开创的奇迹，是十分困难的。”
“那又为什么？”热奈斯塔问。
“首先在于，选举作为一项原则，要求参加选举的人享有绝对的平等，用一个几何学名词来说，他们应当等量，而这一点正是现代政治永远做不到的。其次，社会大事只能凭感情的力量来完成，也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将人们结集在一起，而现代的伪哲学却将法律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倾向于将人们孤立起来。从前，在各个国家里，宽宏大度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怀着慈母之心对待民众被忽视的权益和他们的痛苦，今天这种人却少得多了。因此，作为中产阶级之子的神甫们就反对物质的力量，而保卫各国人民，反对他们的敌人。教会有过自己的领地和世俗的权益，这似乎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却削弱了它的行动。因为，神甫享有特权，就有点象压迫者了；国家付给他报酬，他就成了公职人员，应当为国家贡献他的光阴，他的心血，他的生命；公民们把他的美德视为义务，他的仁爱就不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就会在他的心中枯竭。可是，神甫一旦成了贫民，并且他心甘情愿当神甫，除了依靠上帝再也得不到别的依靠，除了赢得信徒们的心，别无其他财富，那时他会重新成为一名奔赴美洲的传教士，当一名使徒，成为普渡众生的大善人。总之，他依靠清贫治人，他垮在生活的优裕。”
让维埃先生已经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众人默不作声，细细品味着出自一位普通神甫之口的如此新奇的话语。
“让维埃先生，在您发表的许多至理名言之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贝纳西说，“您知道，我并不喜欢讨论新派作家和现代政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那种总体利益。依我之见，设想了一种政治制度的人，假若他觉得具有实现它的力量，就应当不事声张地夺取政权，采取行动；但如果他仍然处于普通百姓浑浑噩噩安之若素的状态中，那么想通过个人之间的讨论改变群众的观点，岂非疯狂之举？然而，亲爱的神师，我还是要和您争辩，因为我是在和心善的人说话，他们习惯于集思广益，在一切事物中寻求真实。我的想法在您看来也许十分离奇，但这是以往四十年的灾难启迪我深思的结果。今天，主张所谓立宪的反对派人士要求的普选制，曾是教会一项卓越的原则，因为，亲爱的神师，诚如您方才指出的，教会人士都是有学问的人，宗教感情使他们遵守纪律，他们的头脑里浸透着同一种体系，他们知道想得到什么，要走向何方。然而，现代自由主义借助于思想观点，轻率地攻击波旁王朝欣欣向荣的政府，这些思想观点的胜利将毁灭法兰西和自由党人自己。左翼的领袖们很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斗争纯属权力之争。一旦——但愿不致如此——资产阶级打着反对派的旗号，压倒了他们的虚荣心所不服的社会上层，这一胜利将立即招致一场资产阶级支持下的反人民的战斗，而人民不久便会把这个阶级视为贵族，尽管是斤斤计较的贵族，但它的财富和特权会使人民感到可憎，尤其当他们有切身感受的时候。在这场战斗中，社会——我不说国家——又将濒于死亡，因为劳苦大众每获得一次短暂的胜利，都会导致最大规模的混乱①。
①这里讲的故事虽然发生于一八二九年，但作者在此影射的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至十二月的里昂工人起义和一八三二年六月的巴黎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