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巴尔扎克在这里影射的是古罗马名将昆克蒂厄斯·辛辛那蒂斯。辛辛那蒂斯曾于公元前四六〇年任罗马帝国执政官，于公元前四五八年和四三九年两度出任独裁官，拯救过罗马帝国。后来解甲归田。
②此处指体力劳动者。
“要开化穷乡僻壤，为人善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知识。如果没有摆脱一切个人私利、献身一种社会思想的坚强意志，那么知识，正直，爱国，都毫无用处。诚然，法国每个市镇都有不止一个有知识的人和爱国的人，可是，我确信不是每个区里都有人能在这些可贵的品质之外，还具有持之以恒的意志，具有象马蹄铁匠打铁那样的顽强精神。破坏的人和建设的人，体现了两种意志：一个为事业做准备，一个完成事业。前者好象是恶鬼，后者似乎是善神。一个得到荣誉，另一个则被遗忘。恶有一副响亮的嗓子，能唤醒芸芸众生，使之钦佩赞叹；善则长期保持沉默。人的自尊心立即选择了最惹人注目的角色。因此，教育在改变法兰西的风习之前，一项不怀个人打算完成的和平事业，永远只是个意外事件。当法兰西改变了风习，当我们都变成了伟大的公民，尽管享受平庸生活的安逸，难道我们不会变成地球上最使人厌倦，最感到腻烦、最没有美感，最为不幸的民族吗？这些大问题，不该由我作出答案，我不是国家的领袖。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其他的困难阻碍政府具有准则。
“就文明而言，先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适用于某个地方的思想，在另一个地方则不能存在，智慧如此，土壤亦如此。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蹩脚的行政官员，那是因为行政管理同味觉一样，也是出自一种很高尚、很纯洁的感情。就这点而言，天才不是出自学问，而是出自心灵的一种倾向。谁也评价不了一位行政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他的真正的鉴别者离开他很远，他的成果离开他更远。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风险地自称为行政官员。在法兰西，思想对人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们对有思想的人怀着巨大的崇敬。但在只需要意志的地方，思想则无关紧要。总之，行政管理不在于强迫群众接受大致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而在于给群众的正确或错误的思想指明有益的方向，使他们的思想同普遍的利益一致起来。如果一个地方的偏见和陈规走上了邪路，居民们便会自动放弃自己的错误。
“凡是农村经济、政治经济或家庭经济上的错误都会造成损失，而利益的考虑不是会慢慢地加以纠正吗？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里遇到的是一张白纸。根据我的意见，这里的土地得到了很好的耕种，没有因循任何农业上的陈规陋习，而且这里的土地是良好的，因此，我引进五次轮作法、人工牧场和马铃薯并不困难。我的农艺方法没有遭到任何偏见的抵制。这儿的人不象法兰西的某些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劣质的犁骨，由于很少耕地，锄头就够用了。大车匠为了推销他的产品，热衷于吹嘘我的带轮子的犁，成了我的同道。在这个问题上，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总努力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其次，我从发展直接关系到穷人利益的生产，到发展增加穷人福利的生产。我没有把任何东西从外面带到里面来，我只是帮助进行会使穷人致富、利益显而易见的输出而已。这些人用他们的产品为我做宣传而不自知。另一个考虑是：我们这里离格勒诺布尔只有五法里，靠近大城市，产品的出路多。不是每个乡镇都靠近大城市的。在这类事情上，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到当地的特点、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都要研究一下那里的天时、地利、人和，不能一厢情愿，在诺曼底地区种植葡萄。所以说，没有什么比行政管理更变化多端的了，行政管理很少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法律是统一不变的，风习、土地、智慧则不然。而行政管理是执行法律又不损害利益的艺术，所以一切都是因地制宜的。那个废弃了的村子在一座山脚下，山那边的土地土层不够厚，不能用带轮子的犁耕地。所以，如果那个乡镇的镇长要学我们的办法，就可能毁了他治下的居民。我劝他种植酿酒的葡萄。去年，那个小地方葡萄大丰收，现在用酒和我们换小麦了。总之，我在我所教化的人们心里有几分威信，我们不断保持着联系。我给农民治病，他们的病很容易治，因为关键是用营养丰富的食物使他们恢复体力。节约也好，贫困也罢，总之乡下人吃得太差，他们的病都是贫穷造成的，而他们的体质一般都相当好。
“当我以宗教的虔诚选定这种甘于默默无闻的生活时，我曾在做神甫、做乡村医生或做治安法官之间犹豫了很久。亲爱的先生，众所周知，人们把神甫、法律界人士和医生这三种穿黑袍子的人归为一类，这并非没有道理：一个包扎灵魂的伤口，另一个包扎钱袋的伤口，最后一个包扎肉体的伤口。他们代表了社会的三个主要生存条件：良心，财产，健康。从前是神甫，随后是法律专家，掌管整个国家。我们的祖先也许没有想错，他们认为支配思想的神甫应该掌握全部政务：于是神甫既是国王，也是教皇，又是法官。但那时一切都是信仰和良心。今天，一切都变了。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就让我们承认它是什么样子吧。可是，我认为文明的进步和大众的福利取决于这三种人。这三种人是立即使人民感到功业、利益和原则之影响的三股力量，是事变、产业和思想在一个国家里产生的三大成果。时间在前进并带来变化，财产或增加或减少，一切都要按照这些不同的变动来调节：由此产生了秩序的原则。要变得文明起来，要制造新产品，就必须使大众懂得：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什么上面是一致的，而国家利益是由实绩、利益和原则决定的。这三种职业必然关系到人类的这些成果，所以我认为这三种职业今天应当是文明的三大杠杆。只有这三种职业才是不断地给善良人提供改善贫民阶级的命运、永远同贫民阶级息息相关的有效手段。可是，较之谈论灵魂得救的神甫，农民更愿意听从给他开药方救他肉体的人：一个可以同他谈谈他耕种的土地，另一个则不得不同他谈论天堂，而天堂，不幸得很，农民现今很少关心。我说不幸得很，是因为有关来生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安慰，而且还是用于统治的一种工具。宗教不就是批准社会法则的唯一力量吗？我们最近为上帝的存在做了论证。没有宗教，政府便不得不制造恐怖，使法律得以施行，但这是人间的恐怖，所以它消失了。
“先生，当一个农民生了病，躺在破床上动弹不得，或者需要将息身体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倾听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要把道理给他说清楚，他也会明白的。这个想法使我做了医生。我跟农民一起盘算，为他们盘算。我给他们出的主意都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眼光准确。给百姓办事，要做到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曾造就了拿破仑，如果全世界没有听到他在滑铁卢栽了跟头的话，那就会把他当做天神了。穆罕默德在征服了地球的三分之一后创立了一种宗教，那是因为他没有让大家看到他是怎么死的①。对村长或者对征服者来说，原则是一样的：国家和市镇是同一个群体。天下的群众都是一样的。总之，对待从我的钱袋获得好处的人，我表现得很严格。没有这种坚定的态度，大家就会不把我当回事。农民同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最终会看不起受他们欺骗的人。受人欺骗，这不是软弱的一种表示吗？唯有力量能治人。除了那些明显富有的人，我从不向任何人要一文看病的钱，但我也让人知道我的劳动的代价。除非病人贫穷，我并不免费送药。农民们虽不付给我医药费，但他们知道欠我的情。有时候，他们给我的马送来燕麦，小麦不贵的时候送小麦，以平息良心的不安。而即使磨坊工只送我一些鳗鱼作为我给他看病的报酬，我也会对他说，为了这点小事，他太破费了。我的客气是有效果的：冬天我会从他那里得到几袋给穷人的面粉。瞧，先生，这些人是有良心的，只要你不使他们心里感到绝望。同过去相比，我现在更多地把他们朝好里想，而较少把他们朝坏里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