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真是糟糕,先生!她牙齿全掉了!先是变聋,后又变哑。而她彻底聋哑了六个月之后,又突然恢复了听力和说话能力。她的双手莫名其妙地丧失功能,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功能。但她的双脚七年来一直瘫痪。她有极明显、极典型的恐水病症状并曾发作过几回。她不仅见到水,听到水声、看到一只杯子就会勃然大怒,而且发出一种狗叫声、一种悲哀的叫声,在弹奏大风琴时听到的狗的哀号。她几度生命垂危,行了圣事,却又起死回生,神智清醒、头脑健全地忍受病痛折磨,因为她的心智并未受到损伤。她倒是活下来了,先生,她丈夫和她母亲却死了,他们没有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唉,先生!我对您说的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她的所有自然功能都损坏了,人体器官的这种古怪的病变只有医学才能加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于一八二九年把她从外省带来巴黎,因为我找过的几位巴黎名医,德普兰、毕安训和欧德里,全都以为我在愚弄他们。当时动物磁性学说遭到各科学院的激烈反对,他们即使不怀疑我和外省医生的诚意,也以为我们观察不全面或是夸大了病情,这种情况在患者或家属中间相当普遍。但是他们不得不改变了看法,最近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些现象,他们把这种怪病归之于神经官能症。那几位先生上一次举行会诊,结果放弃了医学思考。他们决定着眼观察自然,研究自然。从那以后,我只剩下一个医生,他是这一带穷人的医生。的确,既然找不出病因,那么,只要能减免疾病的痛苦就行了。”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一下,似乎这种可怕的吐露隐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五年以来,”他又说,“我女儿的病情一直时好时坏,但再也没有任何新症状。我对您简要说明过的那些花样繁多的神经症状,她仍然时有发作,而双腿的症状和自然功能的紊乱则始终不见好。我们手头拮据,每况愈下,只得离开我一八二九年在鲁勒城厢一带租下的房间。我女儿经不起搬迁劳顿,我已经两次险些失去她,一次是带她来巴黎的时候,另一次是从博戎街区搬来这里的时候。当时我立即租下了现在这套房间,我预料到不久即将临头的灾难,因为我虽曾供职三十年,却一直等到一八三三年人们才付给我养老金。我六个月前才开始领养老金,而新政府还雪上加霜,只给我最低的养老金。”

戈德弗鲁瓦做了个表示惊奇的手势,要求他和盘托出全部真相。老人会意了,他不无怨尤地望了一眼天空,立即解答这个疑团。

“我是政治动荡所造成的千千万万牺牲品中的一个。我隐藏着自己的姓氏,因为许多人要向它复仇。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经验教训不该总是被人遗忘的话,那么请记住,年轻人,永远不要顺从任何政治的苛求。……我并非后悔自己曾经忠于职守,我完全问心无愧。但是如今的政权不再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能使各届政府尽管彼此不同却承上启下。他们出于一时的恐惧才奖赏满腔热忱工作的人。他们用过的工具,不管多么忠心耿耿,早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您看,我是坚决拥护波旁长支政权的,也曾坚决拥护帝国政权,我却穷愁潦倒!我过于自尊,不愿伸手乞讨,永远没有人会想到我在忍受闻所未闻的痛苦。五天前,先生,那位替我女儿治病,或者也可以说是在观察她病情的本街区的医生对我说,他无法治愈一种每隔十五天就更换一种形式的疾病。据他说,神经官能症是医学上的绝症,因为病因隐藏在一个无法探察的系统内。他叫我去请教一位被人当作江湖郎中的犹太医生。但他又提醒我说,那是个外国人,一个波兰流亡者,医生们对他的某些为人称道的神奇的疗法非常忌妒,有些人认为他极为博学、医术十分高明。不过,他很挑剔,不相信人,他自己挑选病人,不肯白费时间。还有,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叫哈佩佐恩。我外孙已经去找过他两次,都白跑了,他没有来我们家出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咳!我那十六岁的外孙比我穿得还差,您能相信吗?先生?我不敢去那个医生的家,因为我的穿着与我的年龄、我的严肃态度太不相称。要是他看见当外公的那么寒酸,而外孙也那么糟糕,还肯给我女儿以必要的治疗吗?他会象对待穷人一样打发我们。……您想想,先生,我是那么爱我女儿,因她给我带来的所有痛苦,也因她以往给予我的所有欢乐。唉!她现在象个天使,只剩下灵魂了,一个照耀着她儿子和我的灵魂,她身躯已不复存在,因为她战胜了痛苦。……请您想象这对于当父亲的我是一种什么情景吧!对于我女儿来说,她的房间就是整个世界!房间里应当有她所喜爱的花朵,她念了许多书,而当她能使唤自己的双手时,她象仙女般心灵手巧,……她不知道我们陷入了何等深重的贫困之中。……因此,我们的生活十分古怪,我们无法在家里接待任何客人。……您理解我吗,先生?您猜想到我们不能有邻居吗?我会对邻居提出许多要求,使我欠下许多情分,无法还清。首先,我没有时间来干所有要干的事,我要教育我的外孙,先生,自己还要干许多工作,每夜至多睡三、四小时。”

“先生,”戈德弗鲁瓦一直耐心听着老人的诉说,并且痛苦而专注地望着他,这时才打断老人的话头说道:“我将成为您的邻居,我会帮助您……”

老人不由做了个高傲的、甚至是焦躁的手势,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们会有善心。

“我要帮助您,”戈德弗鲁瓦抓住老人双手,恭敬而亲切地握着说,“既然我能帮助您,……请听我说。您打算让您的外孙干什么?”

“他马上就要进法学院,以后在法院供职。”

“这就是说,您的外孙将要您花销六百法郎……”

老人沉默不语。

“我呢,”戈德弗鲁瓦稍停片刻又接着说道,“我一无所有,却能办到许多事:我能为您请来那位犹太医生!如果您女儿的病还有救,那她就会被治愈。我们会筹划到钱来酬谢那位哈佩佐恩的。”

“噢!如果我女儿的病真能治好,我愿意做出我只能做出一次的重大牺牲!”老人叫道,“我要卖掉我最后一点老本!”

“留着您的老本吧……”

“年轻人啊年轻人!……”老人摇头说,“别了,先生。我也许应该说:再见。图书馆开门了,我所有的藏书都已卖掉,所以只好每天去图书馆工作……,我对您刚才的好意心领了,但我们还要看您能否惠予我必须向邻居提出的要求。我所希望的是……”

“行,先生,让我成为您的邻居吧,因为,您看不出来吗?巴贝不是个肯让房子长期闲置不租出去的人,您也许会遇上一个比我更糟的难兄难弟。……我目前并不要求您信任我,只要求您允许我为您效劳……”

“为的是什么呢?”老人说着,准备走下沙尔特勒修道院的石阶,当时从卢森堡公园的大路去地狱街就从那里走。

“您在您的职位上时就没有为任何人做过好事?”

老人皱着眉头,望着戈德弗鲁瓦,眼神里充满回忆,象是在查阅自己的生平,从中寻找一件可能导致如此少见的报恩行为的往事。而后,他满腹狐疑地道过别,冷冷地转身走了。

“好了,作为第一次见面,他还不算太受惊动。”那位初出茅庐的慈善家心想。

戈德弗鲁瓦马上去地狱街,按阿兰先生告诉他的地址找到了贝尔东大夫。贝尔东大夫是一个沉着而严肃的人,他证实贝尔纳先生关于自己女儿的病所说的一切情况都准确无误。

戈德弗鲁瓦大为惊异,他问到了哈佩佐恩的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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