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德·吕卜克斯立刻板起面孔向杜托克说:“为什么我没叫您就来了?国家大祸临头了还是怎么的,要您十点钟就跑到我这儿来?这正是我要到大臣阁下家去吃午饭的时候!”

杜托克说,“先生,假如我今天早晨有幸能更早见到您的话,您就会看到拉布丹先生对您的评论,大概您就不会那样称赞他了。”

杜托克解开外衣,从左边贴胸掏出一叠纸来,放在德·吕卜克斯的书桌上,翻到做着记号的地方,然后去拴好门,害怕发生一场爆炸。以下就是杜托克关门的时候,秘书长在文章中读到的:

德·吕卜克斯先生政府公然录用此类人物实有损其威望。此人于外交有其特长。用以对付其他部门之政治扒手,可获成功;而用于内政部门则颇为可惜。……他高于庸俗密探,能理解一项计划,善于圆满完成必要的卑鄙勾当,而又机智地掩护其退却。

短短五、六句话把德·吕卜克斯剖析入微,他的生平已在本故事开头扼要叙述过了。秘书长刚刚读了开头几个字就感到是在接受一个比自己强的人的审判;但是这份作品涉及面广,牵扯到很高层,他要独自审阅,不向杜托克这种人吐露自己的秘密。因此德·吕卜克斯在这个密探面前表情庄严而平静。秘书长象法庭的辩护士和法官、外交官以及所有惯于搜索人的心灵的人一样,已经对一切都司空见惯。他历尽叛卖、仇恨和尔诈我虞,已经能做到背后让人插一刀都面不改色。

“这份东西你怎么拿到的?”

杜托克于是把他的好运气叙述了一番,德·吕卜克斯听着脸上没有丝毫赞许的表情。这使得那个密探的叙述以洋洋自得开始以惴惴不安告终。

“杜托克,您的手指头已经伸得太长了。”秘书长板着脸回答他。“您如果不想树立最强大的敌人,就得对此绝对严守秘密,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我是知道的。”

德·吕卜克斯用比言语还说明问题的眼神打发走了杜多克。

杜托克心里说:“啊!拉布丹这坏蛋管得这么宽!”他很怕他的上司跟他作对,“他在参谋部而我在最底层!我真没想到!”

在他厌恶拉布丹的种种动机之外,又加上了同行之间的妒嫉,这是制造仇恨的最烈性的成分。

当德·吕卜克斯独自一个的时候,他陷入了奇异的沉思。拉布丹是哪一家权势的工具呢?他该利用这份独特的材料来把他搞垮呢,还是用它作武器来征服他的妻子?这是德·吕卜克斯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他怀着畏惧的心情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份文件,在那里面他的熟人都受到空前深刻的审判。他虽然感到深深被刺伤,但还是钦佩拉布丹。他读着读着,惊觉到吃饭的时候到了。

大臣的仆人来提醒他:“如果您还不下来,大人要等您了。”

大臣通常是和夫人、孩子以及德·吕卜克斯共进午餐的,没有佣人在场。上午这顿饭是政治家们唯一可以从繁忙的公务中脱身而同亲人共度的时刻。但是他们尽管设置了许多巧妙的屏障来保护这一与家人亲密相处或进行密谈的时刻,不少大大小小的人物还是会想方设法越过这屏障。常常有一些事情插进来干扰他们的欢乐,此刻就是这样。

“我本来以为拉布丹这个人比一般公务员要高出一筹,可是您看,拉比亚迪埃刚去世十分钟他就通过拉布里耶尔给我送来这样一封真是戏剧性的信。您看。”大臣边说着,一边递给德·吕卜克斯一张在他手里卷着的纸。

拉布丹心地坦荡,没有想到拉比亚迪埃先生之死会给他这封信带来可耻的含义,所以当拉布里耶尔向他报告死讯时,他没有从他手里收回那封信。以下就是德·吕卜克斯读到的信的全文:

大人:

余二十三年来辛勤效劳未敢稍懈,倘因此足蒙恩惠,恳请于今日赐见,此事与卑职之声誉攸关。(以下致敬如仪。)

“可怜的人!”德·吕卜克斯将错就错,以一种同情的口气说,“现在就我们两个,让他现在来吧。您在众议院开会之后还有咨询会,今天阁下还要回答反对派的质询,今天您没有别的时间可以见他了。”

德·吕卜克斯起身把听差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回到桌边坐下,说:

“我让他到进甜食的时候再来。”

这位大臣和王朝复辟时期所有的大臣一样,是一个从来没有过青春的人。路易十八所同意的那部宪章的缺陷在于把国王的手脚束缚起来,迫使他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四十来岁的众议院议员和七十来岁的贵族院议员手里,而无权随时选拔尽管出身低、年纪轻但有政治才能的人。能够不受任何考虑的阻拦,任用自己选中的人才的,惟有拿破仑。因此,自从这一伟大的意志陨灭以来,“能”与“权”就分家了。而在朝气蓬勃之后,继之以软弱疲塌,这种鲜明的对比对法国比对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危险。一般说来,到了年纪一大把才当上大臣的人大半是庸才;而青年时即擢升为大臣的大多是欧洲君主制度的荣耀,或者是那些大臣们真正管事的共和国的产物。当年皮特①和拿破仑的斗争至今脍炙人口。这两个人从政时的年龄,也就是纳瓦尔王亨利、黎塞留、马扎兰、柯尔柏、卢弗瓦②、奥朗日、吉斯③,拉罗韦尔④、马基雅弗利⑤之流——总之,所有知名的伟人,不论是起于卑微还是出身皇族——开始治理国家的年龄。当时国民议会是力的象征,大部分由年轻人组成。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应忘记,它曾以十四支军队对抗整个欧洲;它所奉行的政策在主张绝对君主集权的人看来是如此不可救药,却是真正按照君主制的原则行事的,因为它行动起来同一位伟大的国王一样。

①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顽固反对法国大革命,曾组织三次反法联盟,均失败。

②卢弗瓦(1641—1691),路易十四时期著名政治家,其父曾任内阁大臣。其青年时期即随父在政府任职,对法国建军、外交、工业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③奥朗日、吉斯,均为法国著名贵族世家,出过许多名臣。

④拉罗韦尔(1445—1513),自一五〇三年任罗马教皇,称朱利厄斯二世。

⑤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名着《君主论》奠定了强权政治的基础。

现在一个大臣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象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等到终于被某一派封为大臣时,就被这一派看作是自己的办事员。幸好,他这时已是离五十远而离六十更近的人,假如他还有一点青年的活力的话,也早已给摧垮了。但是他已习惯于受攻击、退却、再反攻,能经受得起自己的党、反对党、宫廷、教会的轮番打击,以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软绵绵的无所作为来应付这一切。总之他能因祸得福。他受到政府中千百个问题的拷问,就象什么都辩护过的老律师一样,已经麻木不仁,既没有惯于独处的人的敏感,也没有惯于速战速决的青年军人所特有的当机立断。他怎能不这样呢?多少年来,他习惯于龂龂诡辩,而不是明断是非;专事批评事物的效果,而从不涉及其根源;满脑子都是一个党向它的头头投来的千百种改革方案,或是各利益集团向未来的发言人提出的种种计划,整天都纠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计划与建议之中。等他爬到大臣位子的时候早已失去了朝气,已经为那些进退浮沉的过程弄得心力交瘁。在他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宝座之后,又遇到千百种荆棘,千百种需要调和的相反的意见。假如复辟时期的政治家得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他们的能力可能会少受一点非议;但是,虽然他们的意志得到了锻炼,年龄却已不容他们象初生之犊一样去反抗那些既崇高又卑鄙的阴谋诡计。这些诡计连当年黎塞留有时也为之所败,现在,在低一层的范围内,拉布丹又要与之较量。这些人经过了开初的混战之后,已是未老先衰,现在又要经历部一级的混战。正当他们需要鹰一样的目光时,却已视力模糊;正当他们需要加倍的精力时,却已筋疲力尽。

拉布丹要与之倾谈的这位大臣每天都听到一些无疑比他高明的人向他阐述各种最聪明的理论,不管是否适用于法国的事务。这些人对一般政治的艰难是看不到的,每当这位大臣经过一场议会斗争,或是同宫廷的昏庸明争暗斗之后回来,或是在同公众进行一场斗争的前夕,或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使参议院分成三派的次日,这些人就向他发动攻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家一听到有人跟他讲如何更好地管理公众事务时,自然就要打呵欠。所以,有些地方的宴会他是欣然去参加的,那里聚集着大胆的投机家,金融界和政界的幕后人物,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用一句深刻的警句概括财政部和银行界的看法,或是发表外交上的惊人之见,或是提出与欧洲形势有关的计划。大臣身边还有德·吕卜克斯和他的专职秘书,形成一个小小的参议会,可以在一起把吸收来的营养加以反刍,把通过这么多聪明的声音表达出来的各种利害关系加以分析、核对。他和所有六十岁的大臣们共有的通病是对一切困难都采取搪塞的办法:对付记者——现在对他们是要悄悄地堵口,而不是公开打击——,对付财政问题或是工业问题,宗教或是国民财产,自由主义或是众议院,莫不如此。他这样弄权已经七年之久,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如法炮制。一个人怎么爬上来的,当然愿意用同样的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谁也不敢去指责一个为庸人所发明,用以取悦庸人的制度。复辟王朝同波兰革命一样,向各国和各王公都显示了得一人有多重要,而缺这样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①。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最大、也是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在斗争中的诚实。而在这场斗争中的对手却用尽了政治手腕和造谣中伤,并且以破坏性最大的手段来发动那些除了善于制造混乱之外毫无聪明才智可言的群众来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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