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阿雷老二先生，——这样称呼是为了区别于其兄，已经退休住在伏盖公寓的波阿雷老大，波阿雷老二也常到伏盖公寓去吃饭，并表示将来也要在那里度过余年——他已经有三十年的工龄了。这个可怜人的生活如此之刻板，相形之下，自然界的运转也就不算一成不变了。他永远把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把笔头插在同一支笔杆里，在同一个钟点坐在同一个地方，每天同一分钟到炉边去烤火，因为他唯一的虚荣心就是戴着一只准确无误的表，而且每天都和市府大楼的钟对过。他住在马特鲁瓦街，每天都经过市府大楼。每天早晨六点到八点，他给圣·安东街一家生意兴隆的百货店管账，晚上六点到八点是给布尔东奈街的卡缪索号管账。这样，包括本职的薪金，他每年就有一千埃居的收入。几个月之后，他就满期，可以领退休金了，因此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完全处之漠然。退休对他哥哥是一大打击，使他从此一蹶不振。他也和他哥哥一样，在不再需要从马特鲁瓦街走到部里，不再需要坐在那张椅子上收发文件时，一定会感到一落千丈。他的任务是收发办公室订的日报和《导报》①。他以一种狂热做着这项工作。如果有一个公务员丢了一期，拿走了没还回来，那波阿雷老二一定请求批准立即到报馆去补回那遗失的一期，并且为报馆出纳员的彬彬有礼所感动。他总是遇到好人，而且他认为那些新闻工作者肯定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只是很少为人所知罢了。
①《导报》是《总汇导报》的简称，为当时法国政府的报纸，专门登载政府法令，议会报告以及其他官方文件。
波阿雷中等身材，目光已半熄灭，微弱而没有热情，饱经风霜的皮肤满是皱纹，呈灰褐色，上面布满了青色的小疙瘩。塌鼻梁，凹进去的嘴里散落着几颗坏牙。因此蒂利埃说波阿雷照镜子也是白费，因为“此（齿）中照不见”。他的瘦长的胳膊尽头是一双硕大无比的手，没有一点白净之处。灰发让帽子压得紧贴在头上，使他看起来很象神职人员，这样类比对他并不是一种恭维，因为他痛恨传教士。这种对宗教的观点，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但是这对立情绪并不妨碍他对政府极端忠诚——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他从来不把那件发绿的旧外套扣起来，最冷的冬天也不例外。他永远只穿系带子的鞋和黑裤子，三十年来，永远在同几家店里添置衣物。他的裁缝去世时，他请了一天假去参加他的安葬，在老子的墓穴旁握着儿子的手，向他保证今后一切照旧。他同所有他经常光顾的店主都交朋友，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意情况，倾听他们的疾苦，而且付现钱。他要是为了改变一项定货而给这些先生中哪一位写信，一定采用最客气的尺牍体裁，先生二字还要抬头，标明日期，还保存一份底稿，放在一个卷宗里，题为“我的通信”。谁的生活都没有他的生活那么有规律。波阿雷保存着他所有已经完成的事情的备忘录，所有付过钱的最微不足道的账单。自从他入部以来，所有的账簿都按年份用口袋装好。他永远在同一家饭店吃饭，每次坐同一个座位，那是沙特莱广场的乳犊饭店，那里的跑堂总是给他留着位子。他在那家著名的金茧绸缎店逗留决不超过预定时间五分钟。八点半准到本区最著名的大卫咖啡馆去，一直坐到十一点。他到那里去也和到乳犊饭店一样，三十年如一日，每到十点半就喝一杯加奶油的咖啡。他两臂交叉靠在手杖上，右手托着下巴，听别人讨论政治，但自己从不参与。
那位坐柜台的太太是他乐于交谈的唯一女人，也是唯一能够了解他生活中小小波折的心腹人，因为他的座位就在柜台旁。
他玩多米诺骨牌，这是他唯一会玩的牌。当他的牌友不来的时候，人家有时看见他背靠在板壁上，手里报纸的托板靠在桌子的石板上，睡着了。他关心巴黎的一切建树，每星期日都用在监督新建筑上。他向那些雇来看守工地、防止人们走进去的残废人打听情况。凡遇到由于缺材料、缺钱、或建筑上的困难而拖延工期时，他就着急。人们常听他说：“我眼看着卢浮宫从废墟上建造起来。我亲眼看见沙特莱广场、百花码头、市场，一个个地诞生！”他同他哥哥出生在特鲁瓦一个农场职员家庭，两人都给送到了巴黎的政府机关来学习。他们的母亲尽管没少给他们寄钱，但是以行为不端闻于邻里，最后死在特鲁瓦医院里。兄弟俩听到这消息十分痛苦，不但发誓决不结婚，而且连孩子都害怕。他们跟孩子在一起就浑身不自在，怕孩子就象人们怕疯子一样，总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在罗贝尔·兰代底下效力时，让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政府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觉得能保全脑袋已经万幸，除了两人私下发发牢骚外，从不埋怨政府亏待他们，因为他们曾参与制定最高价格法①。当人们拿菲利翁让拉布丹修改过的那句名句作为笑料时，波阿雷出门时在走廊上把菲利翁拉到一旁，对他说：
“先生，请相信，我已尽我最大的努力反对这种做法。”
自从他来巴黎之后，就没出过城。从那时开始，他天天写日记，记下一天中突出的事件。杜·勃吕埃告诉他拜伦爵土也是这么做的。这一不谋而合使波阿雷心花怒放，于是专买拜伦的作品，——是沙斯托帕里②的译本，他根本看不懂。
①法国大革命后，革命政权为了对付投机商囤积居奇，于一七九三年颁布了《普遍最高限价法令》，规定全国主要商品的限价。当时大批政府工作人员曾参与制定商品价格表。
②沙斯托帕里，弗朗索瓦·欧赛伯博士的笔名，曾于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年间与阿梅代·皮肖一起翻译拜伦作品。
人家常常撞见他在办公室里神情忧郁地坐着，似乎在深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想。和他同住的房客，他一个也不认得，总是把大门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新年时，他亲自到司里每一个公务员的家门送名片，但从不进门拜访。有一个大夏天，毕西沃异想天开，要给波阿雷老二（那年他五十二岁）九年来一直戴的一顶旧帽子里面上点油。毕西沃在波阿雷的头上除了这顶帽子之外，没见过别的，做梦也看见它，吃饭时候也经常看见它。于是他下决心，为了自己的消化好，要把这顶晦气的帽子从办公室清除出去。四点钟左右，波阿雷老二出去了。他走在巴黎的街道上，阳光从墙上和柏油马路上反射回来，炎热异常。他这个从来不出汗的人感到头上大汗淋漓。
他据此认为自己生病了，或是大病即将临头。于是不去乳犊饭店而折回家去，从书桌抽屉里拿出生活日记来，郑重其事地记录如下：
今日，一八二三年七月三日，忽大汗不已，恐系香槟地方特有之盗汗症，当就诊于欧德里医生。疫病已自学校码头侵入矣。突然，他因为已脱下帽子，发现那所谓的“大汗”盖出自他故，与自身无关。他擦擦脸，把帽子端详了一阵，什么也没发现，因为他不敢把里子拆开。于是他又在日记上写道：
鉴于我怀疑此汗另有他故，诚非汗水，显系新近或过去加于此帽之某种物质所致，遂将此帽送往圣马丁大街制帽商图尔南君处。
图尔南先生当场就看出帽子上有一块猪油。第二天，波阿雷先生暂时戴着图尔南先生借给他的一顶帽子去上班了，新的还没做好。但是他在临睡前还忘不了在日记上添上一笔：
“已证实我帽上涂有猪油。”这件无法解释的事使波阿雷足足伤了两星期的脑筋，始终不知道这现象怎么发生的。办公室里人人拿他开心，给他讲各种海外奇谈，说得天花乱坠。从树根底下发现拿破仑的头，一直讲到各种离奇的自然史。维默告诉他说，他自己的帽子有一次忽然滴下墨来把他脸都染黑了，因为制帽商在里面放了药。于是波阿雷亲自到图尔南先生那里去了好几次，为的搞清他制作的过程，好让自己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