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布丹这个制度下，国家不收任何现金的保证，只接受以实物抵押作保证。理由如下：国家如果接受了保证金，要么就把这笔钱存起来，那么就妨碍了货币周转；要么用高于它所付的利息的利率放出去，那么就是可耻的牟取暴利；要么它赔掉了，那是愚蠢；而如果它有一天全部占有了保证金，那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在酝酿着一项惨重的破产。地产税倒也不完全取消，拉布丹还保留很微弱的比例，以便作为战时征税的出发点。不过，显然由于土地生产不受限制，工业就能得利于廉价的原料，从而增强同外国的竞争能力，而不需要那虚假的关税保护。各省政府可以由当地富豪义务管理，以在某种条件下获得贵族爵位作为报酬。法官、学者、低级官员都能看到自己的服务得到体面的报酬。所有的公务员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因为他们贡献大，薪金高，每一个人都自己负责自己的前途，这样，法国肌体上就再也没有退休金这一毒瘤了。这样结算下来，拉布丹发现每年只支出七亿，而收入有十二亿。每年国库有了五亿的盈余，那比目前这种流弊已经很明显的收入微薄的折旧费要强多了。根据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始终是坐享其成的食利者，不象过去，国家执意要拥有产业并制造商品。最后，为了将这一改革付诸实施而不致引起震动，并为了避免对公务员大砍大杀，拉布丹提出以二十年为期。
从他的职位被那无能之徒德·拉比亚迪埃占去的那天起，以上这些想法就在他脑中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看来庞大，实则简单的计划，要取消这么多的大参谋部和这么多同样无用的小职位，就要求不断的计算、精确的数字和明显的证据。
拉布丹对预算的两个方面——收入和支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为此花了多少个夜晚，他妻子还不知道。敢于设想这样一项计划，并敢于把它置于那行政机构的僵尸之上，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必须向一个能赏识它的大臣提出。因此，拉布丹的成功有赖于动荡的政局平静下来。他认为，只有在三百个议员有勇气形成稳定的多数时，政府才算是最后站稳脚跟。自从拉布丹完成这个计划以来，一个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政府成立了。在那个时期，波旁王朝带来的和平盛世的排场，已使人忘记当年法国作战的排场。那时的法兰西真是灿烂辉煌！由于是胜利者，它十分慷慨大方。西班牙战役之后，政府就感到需要休养生息了。新的朝代已成立了三个月，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因为左翼自由派和右派都以同样的热情迎来了查理十世。最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上了当①。时机看来对拉布丹很有利。提出一项设想周到而成绩如此巨大的改革建议，对政府来说，不是一种长期统治的保证吗？
①查理十世即位之初颁布了大赦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敕令，受到自由派欢迎。但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反对共和的措施，暴露了其反动面目。
于是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沉思。早晨上班途中，下午四点半下班回家，一路上都是心事重重。而拉布丹夫人这边，生活失意，再加上要为自己添妆而暗中劳神，真是烦恼到了极点。但是她爱她的丈夫，认为象有些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去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是有辱高贵女人的身分的。因此她拒绝同柯尔维尔夫人有任何交往。（那时柯尔维尔夫人正和弗朗索瓦·凯勒①过从甚密，家里举行的晚会极一时之盛，常使迪福大街倾街而至。）丈夫是由于专心致志地考虑政治问题而坚持不懈地工作，无暇他顾，她却把这看成是公务员让枯燥的公文压得麻木不仁，屈服于最可厌的苦差，庸庸碌碌，苟活下去。于是她自叹遇人不淑，丈夫竟这样没出息。
①弗朗索瓦·凯勒，巴尔扎克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是一位有权势的银行家，贵族院议员。
这时，她下决心一定要一手为她丈夫争来荣华富贵，不惜一切代价使他飞黄腾达，而又不让他看到她为此而玩弄的机关。
在妇女辈中，她鹤立鸡群，孤芳自赏，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不同她们一般见识，也无视社会给她们造成的羁绊。她盛怒之下，发誓要对那群蠢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要时亲自出马。她自以为高瞻远瞩。当时，时机很有利，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已是不久人世了。如果拉布丹能继承他的位子，他的才能——她认为拉布丹行政才能还是有的——一定会得到赏识，过去曾许给他的稽查长的职位就可以到手了。她仿佛看到他成为钦差大臣，在议会中为一项法案辩护而慷慨陈辞；到那时候，她要做他的贤内助！如果有必要，可以做他的秘书，通宵达旦也甘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坐一辆漂亮的马车到布洛涅森林一游，同但斐纳·德·纽沁根夫人并肩而行，把自己的沙龙也抬高到象柯尔维尔夫人的一样，使自己能应邀参加部长级的盛大隆重的宴会。为了征服听众，为了让人家称自己为“拉布丹·德·××夫人”（她还不知道封在哪里①），就象人们称呼菲尔米亚尼夫人，德·埃斯巴夫人，德·哀格勒蒙夫人，德·卡里利阿诺夫人一样，总之，首先是为了去掉拉布丹夫人这讨厌的姓氏。
①法国贵族的姓氏“德”后面应是其家族封邑的地名。
这些隐秘在心头的想法给家里带来了一些变化。拉布丹夫人开始以坚定的步伐走上了负债的道路。她重新雇了一个男佣人，让他穿上棕色镶红绲边的制服。她刷新了一部分家具，把住宅也扩大了一点，经常饰以鲜花，加上当时时髦的各种小巧的摆设。至于她自己，过去用钱还有所节制，现在为了使自己的装束能同她所向往的那个圈子相协调，已经无所顾忌。而她为了这场战斗经常光顾的几家商店却都得了好处。为了按当时时髦的方式来安排她的星期三，她就在每星期五举行一次晚宴，然后请参加宴会的客人下星期三再来喝杯茶。客人是精心挑选的，不是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就是直接、间接总能对她有点好处的人。总之，她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圈子。客人在她家里玩得很好，至少人家是这样说的，这在巴黎就足以吸引嘉宾了。拉布丹则深深地埋头于自己那严肃而伟大的计划之中，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家里这由俭入奢的变化。
就这样，夫妻二人各自为政，殊途同归，而互不相知。
当时部里有一位炙手可热的秘书长，叫做什么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此人是那种被几年中的政治浪潮抛到顶上来的人物。就象一场风暴之后冲刷到岸边的船身，远远望去倒也象个庞然大物。旅客们会寻思：这残骸中可能还有一些珍贵的商品，这条船当年可能在伟大的事件中出过力，参加过某个抗敌行动，载运过皇冠上的丝绒，或是某皇族的遗体。此时此刻，克莱芒·德·吕卜克斯（吕卜克斯这一姓氏把沙尔丹合并过去了）正是最走红运的时候。在世间的万物之中，不论是赫赫有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也不论是个畜牲，还是个秘书长，难道不是都有其盛衰、浮沉吗？不是都有一个皮毛光润，或是福星高照的时期吗？在寓言家创造的典型中，吕卜克斯之流属于贝尔特朗①族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找到哈东②就行了。由于他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而后来的七月革命又把这一对于立宪政府的部长们如此有用的秘书长职位给取消了，因此更值得花些笔墨对他进行一番描述。
①②贝尔特朗和哈东是拉封丹的寓言诗《猴子和猫》中的角色。猫哈东从火中取栗，而猴子贝尔特朗则剥栗子吃。
道学家们通常是在最骇人听闻的坏事上最有用武之地。在他们看来，罪行只存在于法庭或警察局的教养所中，而对那细致入微的社会现象却视而不见。他们既没有放大镜，又没有望远镜，只能看到那彰明较着的罪恶，却根本看不见在法律这个武器的掩盖之下得逞的阴谋诡计。他们只注意食肉类，却忽视爬虫类。这对喜剧诗人来说倒也是好事，因为可以把沙尔丹·德·吕卜克斯这种人物的色彩留给他们来描绘。这位秘书长同形成政界核心的所有的猥琐小人相类似：自私、虚荣、能屈能伸、生活放荡、享乐成性，由于负债累累而贪得无厌。其谨慎小心又象一座坟墓——决不会有什么东西从中跑出来向路人指出墓志铭上的谎言。当他有求于人时真有一股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劲头；平时又极尽和蔼可亲，机智风趣之能事。开起玩笑来很有分寸，又诡计多端。他轻轻地抚摩你一下，或是用力撞你一下，都能把你害得好苦。不论前面横着多宽的河水，他都能姿态优美地一跃而过。他象伏尔泰一样肆无忌惮①，但是发现圣多马教堂有盛会时，又去望弥撒。他的学问来自拾人牙慧，所以总是处于听者的地位，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地全神贯注。为了避免人家对他产生怀疑，他阿谀奉承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象香水一样沁人心肺，象女人一样轻柔温存。他马上就要满四十岁了。回首华年，无限怅惘。他感到他的政治前途有赖于当上议员。人们要问，他是如何爬上去的呢？方法很简单：德·吕卜克斯是博诺②式的政治人物，他承担这样一种微妙的任务，这种任务既不能交给自重的人，又不能交给不自重的人，而要交给一种既严肃，又可疑，可以随意予以承认或抛弃的那种人。他的处境常常岌岌可危，但是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总是能前进。他懂得，复辟王朝时代是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以及既成事实和正在酝酿的事物之间不断互相倾轧的时代。在这样一种时期，政权需要一个管家婆，她知道床该怎么铺，垃圾该往哪里扫，脏衣服放在哪里，银器锁在什么地方，怎样安抚债主，什么人该开门接纳，什么人该飨以闭门羹：一旦家里有了这样一个老太婆，哪怕她又脏又有坏习气，哪怕她跛脚缺牙，哪怕她好赌成性，每天要偷三十个苏作赌本，主人还是离不开她，在危难时刻愿意在她面前商量问题。她也总能在一旁出些点子，嗅出一点内情，乖觉地送上手炉或者披肩，挨骂受气，甚至给赶下楼去，都甘心情愿。第二天你一睁眼，她已笑吟吟地端上一碗好汤来。不论多伟大的政治家，都需要这样一个管家婆，在她面前无需矜持，可以表现软弱，优柔寡断，同自己的命运争论，自问自答，最后通过思想斗争而壮起胆来。野生的软木同硬木相擦，不就生火吗？许多天才之火就是这样点燃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