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指国会议员。
让我们解释一下这报告是怎么回事：
国王下面设部务大臣是从路易十五开始的。从那时起，国王遇见重大问题就要大臣们向他写报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同国家的元老商议。这些大臣们则糊里糊涂地让他们的办公室牵着走，也学起国王来。他们一心要在两院和朝廷中为自己辩护，结果为书面报告所左右。政府中凡有重大事情，不论多紧急，大臣总是说：“我已经要他们写报告了。”于是，对这件事和对大臣本人说来，这报告就象议会中立法的报告一样，是一份提出各种正反面理由，而又略带倾向性的咨询书。而大臣也和议会一样，在听了报告之后并不比在听之前有所进步。各种决断都是在一刹那间做出的。越是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理由拿来争论不休，判断力就越差。法国最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没有报告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决定都是顺乎自然地做出的。政治家的最高法则，就是象法官和医生一样，根据各种情况对症下药。拉布丹认为：“当大臣就是要做决定，熟悉情况并推动事物运行”；他看到在法国，报告统治着一切：从上校到元帅，从警察局长到国王，从省长到大臣，从议会到法律，莫不如此。
从一八一八年以来，一切大声疾呼的争论、翻来覆去地衡量得失，都通过书面进行。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人们总是坐而论，却不起而行。当时法国每年要写一百万份报告！官僚体制就此统治一切！各种档案、卷宗、文牍不断地增加，膨胀，而且日益美化。没有这些公文，法国就要垮台；没有这些通函，法国就寸步难行。这官僚阶层利用收入与支出之间的互不信任为自己谋利，他们不惜诽谤政府来维护行政官员的声誉。总之，官僚体制发明了一群小人国里的人，把法国拴在巴黎的中央集权的铁链上，好象从一五〇〇到一八〇〇年间法国还没有那三万公务员时，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他们象香菌寄生在梨树上一样，依附于公众事务，而又对公众事务全然漠不关心。
皇族或议会迫使大臣们分担预算的责任，他们不得不服从，而又必须保留他们的部下。于是他们就一方面减少薪金，一方面增加职位，以为政府雇用的人员越多，就越强大。事实上，宇宙的规律正好相反：活动的元素少的时候才能产生能量。因此，一八三〇年七月左右的事态①就证实了复辟王朝的行政主义的错误。要使政府扎根于一个国家之中，就要懂得不是把人，而是把各种利益同它联系起来。而现在的公务员则因为政府既不尊重他们，又扣他们薪水，自然对政府持蔑视态度，就象妓女对待老嫖客的态度一样，是为了拿钱而给他干的。这种局面于政府和公务员双方都是难以忍受的。如果双方都能互相摸一摸脉搏，如果高官厚禄没有把小人物的声音压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局面。
①指七月革命。
公务员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自保，领取薪金，最后获得退休金。为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们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这种状况使公务员产生了阿谀奉承的作风。他们在部里勾心斗角。穷公务员们同没落贵族斗，而这批贵族又要资产阶级奉养他们，为他们的破落子弟争一席之地。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在这迂回曲折、荆棘丛生的夹道中行走的。他无法在这只有几个显赫人物作威作福的污泥浊水中卑躬屈膝，匍匐而行。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为了爬上高位也会未老先衰。他如果想当司长，不必仿效西克斯特五世①。这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才有出头之日。在法国，低效能的行政机构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这官僚体制完全由一群鼠目寸光的人组成，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障碍。它可以把一份足以加速一个省的生产发展的兴修运河的计划，在卷宗里压上七年之久；它因循守旧，害怕一切新事物；它让一切营私舞弊之事永久存在下去，自己也赖以永存；它摆布一切，包括大臣本人；如果有一个有识之士胆敢摆脱它而自行其是，或是想要启发它，指出它的愚蠢，那就一定要受到压制。
①西克斯特五世，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年任教皇。被任命为教皇以前，他一直伪装体弱多病、老态龙钟。被任命以后，他掷杖而起，健步如飞。巴尔扎克多次援用此例，说明能人惟有藏锋蓄锐，才会被起用，这里是说在官僚机构中，能人早已未老先衰，不必再伪装了。
退休金的册子刚刚公布，拉布丹发现，处里一个小伙子登记领取的退休金比一个负伤累累的老上校还要优厚。官僚体制的全部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还有一桩现代习俗所孕育的弊病，也是造成这种世风日下的原因之一：巴黎的政府机构是没有真正的下属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头头同最起码的抄写员之间完全平等：二者在这个舞台上都一样伟大，都是只有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才能扬眉吐气。因为在这里，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商人也好，都只不过是雇佣的公务员而已。这些公务员之间毫无相互尊重之意。根据那一视同仁地向大众散发的指令，一个看门人的儿子不是也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或是对他父亲为之看大门的财主发号施令吗？后来者可以与老人争短长。一个有钱的见习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糟蹋他的上级，同一个漂亮女人坐上双人马车到郊外去，路上用马鞭子指指这个步行着的可怜的当家人，向他的女朋友说道：“这就是我的上司。”自由派人士把这叫做“进步”，而拉布丹却看出这是政权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他不是看到了吗？在苏丹王的后宫里，太监、嫔妃和昏庸王公之间不断进行的那种阴谋角逐，其结果产生的是：心胸狭隘、暗中坑人、教廷式的专制，为了晋级加薪而施展的那种连大使们也要为之侧目的外交手腕，拴在纸车上的跳蚤般的上窜下跳，黑奴耍弄部长的恶作剧等等，不一而足。也有真正有用的人，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些寄生虫的牺牲品。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人在这一大群昏聩无能者面前处处碰壁，最终为无耻的叛卖所整垮。由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从属于议会势力，而不再从属于王室，公务员们迟早会发现自己都是镶嵌在机器里的齿轮，问题只在于上了多少油而已。善良的人们早已相信自己命定如此。就这样，许多对祖国内伤的记忆都从心中抹掉，多少勇敢的人心灰意懒，最严于律己的人也会萎靡不振，因为那种种不平使他们困怠厌倦，那消磨意志的烦恼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罗特希尔德①兄弟手下的一个职员同全英国通信，一个政府公务员也可以独自同全国各省通信。但是前者可以了解到与公司财产有关的各种情况，而后者则是虚掷光阴，白白消磨掉生命与健康。国家的隐患由此产生。固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一个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对国家说来很不幸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对于它的存在谁也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随着一切都在日益萎缩，长此以往，国家也就会逐步衰亡。可以到威尼斯、马德里、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罗马去看看，当年那些地方赫赫权势，盛极一时，而今却由于猥琐小人爬上了高位而败落下来。由于一切已经虚弱，一旦有事，就不堪一击。得志的蠢才受宠，而一个有才华的人倒下，人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是我们倒霉的教育和风气所造成的结果。它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
①罗特希尔德，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金融家族，其祖先为犹太人。
自由派通过他们的报纸到处大声疾呼，声称公务员们的薪金就是经常性的盗窃国家财产。他们把预算的账簿勾画成吸血虫的形状，每年都质问，那十亿法郎的税收派了什么用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公务员们恢复名誉就是个难题了。但是在拉布丹看来，公务员和预算的关系就象赌徒同赌博的关系一样，凡是他得到的，最终都将还回去。一切优厚的待遇都是要求他付出代价的。每年才付给一个人一千法郎，而要求他把每一天都贡献出来，这不是同时在制造盗窃和悲惨的命运吗？养一个服劳役的囚犯差不多也要同样的钱，而他工作还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国家每年付给某人一万二千法郎，而要求此人忠于国家，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合同，可以吸引有才能的人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