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高尔求斯为古代传说中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国王。他将一辆马车献给神，把拴车的绳子打了极难解的结。根据神示，谁能解开绳结就能称王小亚细亚。许多人试过都失败。最后亚历山大王用一把斧子把它砍断。
②《人间喜剧》中的人物，青年有为，后失意自杀。见《老姑娘》。
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有家庭主妇、有供人消愁解闷的、有惯于奢侈豪华的、有贤妻、有良母、有情人、有纯精神的、有纯物质的，正如有艺术家、军人、手艺人、数学家、诗人、商人，有只懂得钱、或只懂农业、或只懂行政事务的人一样。而往往时运多乖，事与愿违：应召的总是多于当选的。天道如此，城市的法则也是如此。拉布丹夫人自认为才华足以照耀一位政治家的前程，温暖一位艺术家的心灵，做一位发明家的贤内助，协助他斗争，为他谋福利，献身于一位纽沁根式的人物的金融政策，或是做一个代表一笔显赫家业的风云人物。也许她愿以此来解释她为什么对洗衣房的账单、对每天核对厨房的账目、对这样节衣缩食地操持一个小家庭，简直厌恶到了极点。在她高兴使自己出类拔萃的地方，她是可以办到的。而如今，她自己感到处境就象圣者洛朗在烙刑架上①一样，真是如坐针毡。她能忍得住不叫出声来吗？于是在她郁郁不得志而心烦意乱的时候，在她的虚荣心受到损伤而痛苦万分的时候，她就发泄在格扎维埃·拉布丹身上。让妻子过体面的生活，难道不是丈夫的责任吗？假如她是一个男人，她一定会有能耐立即弄到一大笔财富，使她的爱妻生活得幸福！她怪他太老实，在某些女人的嘴里，这一责怪就等于骂他笨蛋。她为他设计出各种绝妙的规划，而对于可能遇到的障碍从来是略而不顾的。就象所有感情激动的女人一样，她在思想上变得比贡德维尔②还要足智多谋，比马克西姆·德·特拉伊还要诡计多端。于是，赛莱斯蒂娜的想象力无所不包，而自己则往往沉浸在这漫无边际的想象之中。拉布丹对此已是司空见惯，当这些美丽的想象发泄出来的时候，他总是冷静对待。
①圣者洛朗，传说中的殉教者，于公元二五八年被处以烙刑。
②贡德维尔，《人间喜剧》中的政客典型。见《一桩神秘案件》。
赛莱斯蒂娜伤心之极，认为她的丈夫思想狭隘，胆小怕事，又不体谅人，于是对她的终身伴侣做出了最无理、最错误的判断。起初，她总是以自己的能言善辩驳得他哑口无言；后来，由于她的想法往往是一闪而过的，每当他开始作解释时，她就干脆不让他讲话，以免放过一个自己思想的火花。从新婚的日子开始，赛莱斯蒂娜意识到拉布丹对她的爱慕，就对他肆无忌惮。她顾不得什么相敬如宾，把一切夫妇之礼都踩在脚下，以爱情的名义要求原谅她的各种过失，而自己却从来不改正错误。所以她经常统治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妻子面前就象一个孩子在他的监护人面前一样。监护人总是不相信从小归他管的孩子能长大，就象当年斯塔尔夫人①在高朋满座的沙龙里对一位比她高明的先生叫道：“知道吗，您刚才说的话还挺深刻呢！”拉布丹夫人提起她丈夫来也常说：“他还有点头脑。”她这种把格扎维埃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往往不知不觉形之于色，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对他的不尊重。这样，她就害了她丈夫而不自知，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们要对一个人下判断，总是先看看他妻子对他看法如何，这就是日内瓦人所谓的“初步意见”，当拉布丹意识到爱情促使他犯下的错误时，木已成舟。他只好逆来顺受。他是属于那种感情和理智势均力敌的人：既有美好的心灵，又有清楚的头脑。在精神的法庭上对他妻子作出判决时，他总是作她的辩护士，他引咎自责：由于自己的过错，使她没能如愿以偿地扮演她天生应该扮演的角色；她原是一匹纯英国种的千里良骥，却偏偏拴在一辆破车上，当然感到痛苦。她已经把对自己的看法，通过不断地重复传给了他。在家庭之中，思想是互相传染的。同许多大事一样，热月九日事件也是出自女人的影响②。拉布丹在赛莱斯蒂娜的野心推动下，早就想找出办法来满足她；但他一直瞒着她不说，免得使她痛苦。这个好人决心在政府部门里做出一项重大的突破，以便一鸣惊人。他想要引起一场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一派头头的那种革新运动，但是他又无力制造可以从中得利的那种混乱局面，只好让那些神思妙想在心中翻滚，梦想着用高尚的手段获得胜利。这种既野心勃勃又高尚为怀的想法，几乎所有公务员都有过，不过在公务员当中和在艺术家那里一样，流产远远超过产儿。这就应了布丰的警句：“忍耐即天才。”
①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
②一七九四年七月法国革命政府中的右翼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发动政变，逮捕并处死罗伯斯比尔等领袖，从而结束了雅各宾派的专政，称热月九日事件。此处“女人的影响”指塔利安夫人，绰号“热月圣母”，其夫冉·塔利安为热月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
拉布丹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就近研究法国的行政机构，观察它的运转制度，于是他就兴之所至地动起脑子来，——其实人类许多成就都是这么来的——终于发明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他深知他与之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一直尊重那过去、现在和将来很长时候都一直运行着的机器。因为一提要改造它，大家都会害怕。但是拉布丹认为如果要予以精简，谁也不应该反对。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更加恰当地使用同样的力量。简单说来，他的计划就是改革税收制度，使得税收减少而国家收入不减，使目前引起激烈争论的同样的预算能收到双倍的效果。长期的实践证明，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简单的改革。节约即精简，精简即取消无用的机构，也就是调整。因此，他发明的体制在于减少等级，另立一套新的行政职务。大概一切革新者之所以招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为了改进而必须取消的部分，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威胁着一些人的存在，这不是通过改变条件就能解决的。
拉布丹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抑制住一切发明家所按捺不住的热情，每走一步都耐心地寻找一个齿轮，以免引起激烈震动，让时间和实践来证明每一步变革的优越性。如果在匆匆分析这一新体制的时候看不到他的这种想法，那么，这项革新的成果之大，会使人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根据他的信念——不论这信念多么不完善——点出他对整个政府机构看法的依据，不是无关宏旨的。再说，这件事同本故事的情节中心有关，大概能说明一些时弊之所在。
格扎维埃对公务员生涯的痛苦体会极深。他暗自琢磨公务员越来越受轻视的原因何在；他找来找去，找到根源就在于一七八九年进行的那些小小的、不完全的改革；这些改革是那场革命风暴的余波，为写伟大社会运动的史家所忽视，然而却千真万确地是我们今天的习俗之由来。
过去，在君主制度下，是不存在这一支官僚大军的。那时，为数很少的公务员听从首相的指挥，而首相则经常同国王联系，并且差不多是直接为国王效力的。这些热忱的臣仆的头头，简单称作首席官员。在国王本人统治不到的地方，例如各农场，那里的公务员同他们的上司的关系，就象商业公司的雇员之于老板一样：学一门能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专业。就这样，圆周上的各点都通向圆心，并从圆心得到生命。因此也就有忠诚，有信任。而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国家，或者说祖国，代替了国君。不论我们对“祖国”有多少美好的想法，事实是，那些官吏不是直接从属于一位政治长官，而是成了政府的雇员。他们的头头则在一个叫做什么“部”的权力机构里飘浮不定，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还在不在。由于总有大量的事务要办，就出现了一批必不可少，而又可以随意解雇，因此都拼命要保住自己职位的公务员。于是，在一群侏儒的推动下运行的庞大的官僚体制就应运而生。它象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之间。如果说拿破仑由于要一切人和事都服从他的意志，因而暂时推迟了这个官僚体制的影响，那么它肯定是在立宪政府下形成的。那立宪政府专门喜欢庸碌之辈，热中于证件、账目，总之是象小市民一样整天忙忙叨叨。各办公室看到那些大臣们经常同四百名小人物①以及十来名野心勃勃而居心不良的人物处于勾心斗角之中，都暗自庆幸，赶忙设法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于是用文牍来代替积极的行动，发明了一种无所作为的力量，叫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