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3）结束以后，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敕令，史称《南特敕令》，保障新教徒之信仰自由及与旧教徒平等之待遇。此项敕令被路易十四于一六八五年十月十八日下诏撤销，致大批新教徒流亡英、荷、德诸国，为法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
侯爵说到这儿停住了，仿佛这些回忆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他又接着说：“那可怜虫叫做冉勒诺。单单这个姓就可以给你说明我的行为了。想到我的家庭有这样一段可耻的历史，我不由得痛苦万分。靠了这笔家私，我的祖父娶了纳瓦兰－朗萨克家的女儿，那是小房的继承人，家业远过于大房。从此以后，我的父亲被认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娶的是葛朗利厄家小房的女儿，便是我的母亲。那家私虽是不义之财，对我们倒是一本万利。因为决意要快快的补赎这桩罪过，我写信到瑞士去，直到把那家新教徒的踪迹访查明白了才安心。我打听到冉勒诺家潦倒不堪，已经撤回法国来了。以后我又发现，那倒霉的一家的继承人是一个拿破仑部下的骑兵中尉。在我看来，冉勒诺一家的权利是很明白的。要确定时效问题，不是先得控告产业的持有人吗？但为了宗教而亡命的人，叫他们向哪个法庭去陈诉呢？他们的法庭是在天上，或是在这里，”侯爵说着，拍了拍心窝，“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将来对我象我对祖先一样想法。我要传给他们一份没有污点的遗产，一个没有污点的爵徽；我不愿意贵族的品格在我身上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并且以政治观点来说，大革命时代逃亡出去的人既然都要求收回被充公的产业，他们自己怎么还能保留用罪恶的手段抢来的财产？冉勒诺先生母子俩老实得近乎迂执，据他们说来，我还是受他们剥削呢。我花了多少口舌，他们只肯收回路易十四时代的地价。我们把那地价议定为一百一十万法郎，可以陆续支付，不用加利息。为了张罗这笔款子，我必须有很长一段时期不能动用我的收入。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我才如梦初醒，发觉我对妻子认识错了。我向她提议离开巴黎，住到外省去；在那儿凭她收入的半数就能过着体体面面的生活，而且可以提早还清那笔债；我把事情告诉她，只是没说得怎么严重。不料她把我当作疯子。我这才发见了她的真性格：她可能问心无愧的赞成我祖父的行为，还会取笑新教徒呢。看她那么冷酷，对孩子们不关痛痒，居然毫无遗憾的让我带走，我不禁害怕起来，决意把我们共同的债还清以后，让她保留她那份财产。她说过她不能因为我发傻而跟着赔钱。既然我的收入不够开销，也没力量供给孩子们的教育费，我就打定主意亲自教育，希望他们成为勇敢的人，名副其实的绅士。我把进款买了公债，因为行市上涨，我还清地价的时期比预算的缩短很多。原来我留出了四千法郎家用以外，每年只能拔六万法郎，要十八年才能拔完；可是最近我把一百一十万法郎统统归清了。我很运气，偿还了人家的损失，并没使孩子们吃一点儿亏。先生，这就是我把款子交给冉勒诺太太母子的理由。”
法官听着大为感动，硬压着感情问道：
“那么侯爵夫人对你隐居的理由是知道的了？”
“是的，先生。”
包比诺把腰板一挺，表示大吃一惊，猛的站起来打开办公室的门，招呼他的书记：
“喂，诺埃勒，你回去吧。”
接着又对侯爵说：“先生，虽则你这番话已经使我完全明白，但状子上还提到一些别的事，我想听一听你的解释。比如说，你在这儿经营商业，这一点似乎跟你的身分不合。”
“这件事不便在这里谈，”侯爵说着，向法官作了一个手势请他出去；然后又对着老人：“努维翁，我下去了；两个孩子快回家了，你等我们吃饭罢。”
“侯爵，”包比诺在楼梯口问，“你不住在这里吗？”
“不，先生。我为了出版事业特意租这几间屋子作办公室。你瞧，”他指着壁上的广告，“这部历史的发行人不是我，而是巴黎一家最有地位的书店。”
侯爵把法官让进底层的屋子：“先生，这才是我住的地方。”
屋内那股诗意毫无卖弄风雅的痕迹，包比诺一进去就悠然神往。那日天气极好，窗都开着，客室内布满了园中草木的香气；一道道阳光把略带褐色的护壁照得格外光采。包比诺看到这个幽雅的环境，认为决不是一个疯子所能创造出来的。
他心上想：“对啦，我就需要这样一所屋子。”接着又高声问：“你不久要搬走了吧？”
“希望能这样，”侯爵回答，“可是我要等小儿子完成学业，等他们弟兄俩的个性完全成熟，再把他们带到社会上去，让他们接近母亲；并且，除掉已经给他们的实学以外，我还想加以补充，让他们游历欧洲各国的京城，见见世面，见见人物，把学的语言实地应用一下。”他请法官在客厅内坐下了，又道：“关于印行《中国史》的事，我不能在一个老世交面前和你谈。他是努维翁伯爵，大革命时代流亡在国外，回来连一点家私都没有了；我跟他一同办这件事，与其说为了我自己，不如说为了他。我并没告诉他我隐居的理由，只说我跟他一样把家产搅光了，可是还有些资本足够经营一桩买卖，他也可以从中出点力。我从小有个受业的老师，叫做葛罗齐埃神甫，由于我的保举，查理十世派他做兵工厂图书馆馆员，那图书馆是今上当太子的时候就主管的。葛罗齐埃神甫对于中国极有研究，深知它的风俗习惯。我在一个人极容易对所学的东西入迷的年龄上承继了他的遗产，二十五岁就学会了中文。我承认我对这个民族的钦佩简直不能自已，因为它能把征略者同化，它的历史比神话的年代或圣经的年代还要古老，稳定的制度使它能保持领土的完整，纪念建筑伟大无比，行政机关完满无比，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认为理想的美是贫弱的艺术原则，它的工艺和珍贵的出品发展到登峰造极；我们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能超过它，而我们自命为高人一等的成绩，他们却和我们并驾齐驱。可是，先生，即使我常常在谈笑中把欧洲各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相比，我到底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绅士。倘若你怀疑这个企业，我可以提出证明，这部附有插图与统计，涉及文学、宗教各方面的大书，已经得到普遍的赞许，预约的数目到了二千五百部，包括欧洲各国在内，法国只占到一千二。每部书要卖三百法郎；努维翁伯爵从中可以挣到一笔年息六七千法郎的款子，因为我办这个企业暗中的动机便是保障他的生活。至于我自己，只希望能挣些钱让两个孩子有点儿娱乐。我无意中赚的十万法郎可以作他们的特殊支出；凡是他们的衣着、马匹、看戏的钱，击剑和别的玩意儿的学费，随便涂抹的画布，喜欢的书，以及做父亲的极高兴让他们满足的一切小小的欲望，都有了着落。两个孩子读书那么用功，成绩那么优异，倘若我没力量供给他们这些享受，那我为了维持身家清白所作的牺牲，势必更加痛苦了。的确，先生，我关在家里教养儿子已有十二年之久，这十二年使宫廷把我完全忘了。我的政治生涯，我的世代簪缨的身分，自己可能挣到而传给孩子们的新的光荣，全部放弃了；但是我们姓埃斯巴的并没损失，孩子们将来一定是出众的人物。我固然没有进贵族院，但日后他们可以凭着为国效劳的功绩，光明正大的去争取，他们也必定能为祖国作出一些传世的事业。我把家声洗刷干净之后，等于替后人奠定了一个光荣的前途：虽然这番苦功是没人知道的，没有光华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件高尚的行为罢？先生，还有别的事要我解释吗？”
那时好几匹马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来。
侯爵说：“他们回来了。”
一忽儿两个少年进了客厅，衣着大方而朴素，穿着带有踢马刺的靴子，戴着手套，很高兴的扬着马鞭。兴奋的脸表示才吸过新鲜空气，精神抖擞，身体强壮。他们俩跟父亲握手，象朋友般彼此交换了一个温柔的眼风，又冷冷的向法官行了礼。包比诺觉得无须再询问侯爵与儿子们的关系了。
“你们玩得好吗？”侯爵问。
“玩得很好，父亲。我初次出马，十二枪就打倒六个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