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克拉拉·玛费①伯爵夫人。
一八三五年九月，巴黎圣日耳曼区一位豪门望族的继承人，杜·鲁弗尔侯爵的独生女杜·鲁弗尔小姐，嫁给了流亡国外的波兰青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伯爵。请允许我们按读音来书写斯拉夫人的姓名，为的是让读者不感到佶屈聱牙：斯拉夫语言中元音的数量少，所以在元音的前前后后设置层层屏障加以保护，生怕失落。杜·鲁弗尔侯爵把一份达官显贵的家产挥霍殆尽，而这份家业还是由于与德·龙克罗尔家族的一位小姐联姻得来的。由此，克莱芒蒂娜·杜·鲁弗尔在母系亲属中有舅父德·龙克罗尔侯爵和姨母德·赛里齐夫人；在父系亲属中有一个脾气古怪的叔父杜·鲁弗尔骑士。这位叔父在她父亲一辈中年龄最小，一直独身，靠做房地产买卖发了财。德·龙克罗尔侯爵不幸在霍乱大流行时②失去了他的两个孩子；德·赛里齐夫人的独生子，一个本来前程远大的年轻军官，也在非洲马克塔事件①中死于非命。如今，有钱有势的人家要么因子女过多而濒临一贫如洗的危险；要么因只肯要一、两个孩子而有断子绝孙的可能，这是实行《民法》后产生的怪现象，拿破仑当初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②说来也是幸运，尽管杜·鲁弗尔侯爵为了巴黎最妩媚的一个女演员佛洛丽纳挥霍无度，克莱芒蒂娜仍然成了一位富有的继承人。原来，德·龙克罗尔，这位新王朝③中出类拔萃的外交家，他的妹妹德·赛里齐夫人，以及杜·鲁弗尔骑士，为了将家产从杜·鲁弗尔侯爵的魔掌下拯救出来，商妥每人把其中的一部分转到自己名下，准备将来交给克莱芒蒂娜。他们答应从她结婚之日起，每人给她一万法郎的年金。
那个波兰青年尽管是逃亡在外，却没有让法国政府破费一厘一毫。这一点完全不必赘述，因为亚当伯爵属于波兰最古老、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家族与德国的一大半王亲国戚有姻亲关系，与萨皮耶哈家族、拉德奇维尔家族、热武斯基家族、查尔托里斯基家族、莱钦斯基家族、雅布洛诺夫斯基家族、卢博米尔斯基家族④，总之，与萨尔马特人⑤的后裔中所有最显要的带斯基的姓氏多有姻亲关系。
①一八三七年三月巴尔扎克在米兰与克拉拉·玛费伯爵夫人（1814—1886）结识。后来他因事去威尼斯，从三月十四至十九日短短五天内，他给玛费夫人写过两封信，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回巴黎之后又给她写过一封表示爱慕的长信。
②指一八三二年发生的霍乱。
①指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国殖民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省马克塔河畔与阿卜杜·卡迪尔亲王率领的地方武装之间的一次战斗，结果法军大败，死伤惨重，见本《全集》第二卷第474页注③。
②这是巴尔扎克最爱谈论的话题之一，他确信按照拿破仑的《民法》取消长子继承权会使家族逐渐消亡。
③指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的七月王朝。
④以上提及的都是波兰的显贵。
⑤萨尔马特人原是居住在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三世纪时为哥特人所征服，后为斯拉夫族所同化。
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纹章学知识在法国已经不吃香，旧的贵族身分对于当时占据王位的资产阶级来说，已经不是敲门砖了。再说，一八三三年亚当在意大利人大街、弗拉斯卡蒂和乔凯俱乐部①露面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已经失去希望，过着年轻人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生活。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大学生哩。由于政府对波兰国籍深恶痛绝，当时波兰人地位低下，而共和党人则竭力想要提高波兰人的地位。“运动”与“抵制”②这两个词再过三十年谁也解释不清，实际上这场“运动”与“抵制”之间莫名其妙的争斗，是对一个理当受到尊重的民族的嘲弄：法国曾经对这个战败的民族给予殷勤的接待，通过募捐为他们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因为在欧洲与法国决战的时刻，这个民族于一七九六年向法国提供了六千壮丁，而且是多么英勇的士兵啊！请不要根据这些话就下结论，说我们想责怪尼古拉皇帝③反对波兰，或是责怪波兰反对尼古拉皇帝。
①弗拉斯卡蒂，位于巴黎黎塞留街角，原是咖啡馆，路易－菲力浦时代成为巴黎最高级的赌场。乔凯俱乐部建于一八三三年，当时是上流人士的游乐场所，现在是一家夜总会。
②一八三四年春，路易－菲力浦着手镇压共和党人。他的拥护者都是右派。其中又分“运动”、“抵制”两系，彼此间常有争斗。“抵制”系更反动，也更为路易－菲力浦所倚重，最后终于获胜；其代表人物是基佐。
③指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曾残酷镇压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
首先，把政治论争塞进故事里来是件颇为愚蠢的事，因为故事应当要么供人消遣，要么引起人的兴趣。其次，俄国和波兰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一方要保持其帝国的统一，另一方要重新获得自由。顺便说一句，波兰满可以学中国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败俄国，而是通过其道德风尚的影响来征服俄国。中国人终于使鞑靼人被同化了，他们将来还要同化英国人①哩，应当有这个信心。波兰应当使俄国波兰化，波尼亚托夫斯基②在帝国最不温和的地区作过尝试。但是人们不理解这位绅士的意图，更有甚者，也许这个亲王自己也不怎么了解自己。当全巴黎一致要求援救波兰的时候，正逢追查一个案件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头来人们怎么会不憎恨这些可怜的人呢？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把波兰人看作共和党人的同盟者，却不想一想波兰是一个贵族共和国。资产阶级几天前还把波兰人奉若神明，此后却把他们骂得狗屎不如。
①巴尔扎克写这篇小说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时期。
②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的波兰国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面首之一，曾作过一些不彻底的改革，试图加强波兰的地位。
③指费希密谋案。费希（1790—1836），科西嘉人，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路易－菲力浦乘车去巴士底广场参加七月革命纪念活动的途中，图谋刺杀国王，为此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归罪于共和党人。巴尔扎克认为波兰共和派也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
不管在哪个朝代，一阵骚乱之风吹过，巴黎人准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必须提到巴黎舆论的这种翻云覆雨，然后才能说清为什么在自以为居文明之中心，执文学艺术之牛耳，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巴黎人心目中，在一八三五年，“波兰人”一词已变成了具有嘲讽意味的修饰语。唉！在波兰流亡者中也存在两类人，一类是波兰共和党人，列列韦尔的子弟，另一类是波兰贵族，以查尔托里斯基亲王①为首。这两类波兰人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为什么要非难他们呢？无论哪个民族的流亡者，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不是都有类似的分化吗？流亡者的心中总是装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怨恨。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流亡的法国教士，两人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有人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要这样时，此人指着他的难友说：“他是一个冉森派教徒。”但丁在流亡期间，如果遇到一个白党的对手，说不定也会干脆利落地用匕首将他捅死②。法国的激进派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可尊敬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商界的大亨和税局的新霸们对一部分波兰移民冷眼相待，道理也就在这里。一八三四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巴黎人的奚落。“尽管他是波兰人，倒还随和可亲。”这是拉斯蒂涅对他的评语。马克西姆·特拉伊说：“这帮波兰人个个以大老爷自居，不过这一位倒是付清了赌债的，想必他有地产。”我们并不想冒犯这些被放逐的人，但不妨指出，萨尔马特人轻浮随便、无忧无虑、缺乏主见的性格招来了巴黎人的恶语中伤。不过话说回来，巴黎人如果处在类似的情境中，也会跟波兰人一模一样。法国贵族在大革命时期得到波兰贵族仁至义尽的援助，对一八三二年被迫流亡的波兰贵族却没有投桃报李。因此我们应当伤心地承认，圣日耳曼区在这方面对波兰是欠下了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