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丹普尔堡时，国王首先关心的就是要求带他去见他家里的人，别人回答他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命令。
路易明白他像所有受到死刑起诉的犯人一样，被单独隔离起来了。
“至少可以告诉我的家属我已回来了，”他说。
然后，他不顾自己周围有着四名保安警察，像往常一样开始看起书来。
国王还保持一线希望：到了晚饭时，他的家里人会上楼到他房间里来。
他白白地盼望着：一个人也没有来。
“不过，我猜想，”他说，“我的儿子将在我房间过夜，他的日常用品都在这儿？”
遗憾之至！这个犯人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原来装得很有把握的想法也不再有了。
人家不再答复这种要求，因为过去没有过先例。
“来吧！”国王说，“那么，让我们睡觉。”
克莱里像通常一样为他脱去衣服。
“啊！”他喃喃地说，“我没有预计到他们向我提出那些问题。”
确实，差不多所有向国王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铁柜的，而国王对加曼的背叛还一无所知，也没有怀疑到铁柜早已被发现了。尽管如此，他躺上床，而且一睡下就带着他久经考验的平静心情入睡了，在某种情况下，别人可把他当作嗜睡症患者。对于其他的犯人，情况并非如此：这项绝对的机密对他们具有可怕的意义，这是囚犯们的秘密。
由于王储的床铺以及日常用品都留在国王的房间里，王后就将王储放在她自己床上睡觉，整个晚上，她自己则站在床头，看着他睡。
她的悲痛是如此深沉，她的姿势好像一座伫立在儿子坟墓前的母亲雕像，以致伊丽莎白夫人以及长公主都决意在站立着的王后身边的扶手椅上过夜，但是保安警察进行了干预，迫使两个女人不得不回房休息。
翌日，王后破天荒第一次向她的看守们提出请求。她要求两件事：一件是见国王，另一件是索取报纸，以便了解审判的情况。
别人把这两项请求提到委员会上。
其中一项，阅读报纸的要求完全遭到拒绝，另一项同意了一半。
王后不能再见他的丈夫。妹妹也不能见到她的哥哥。然而孩子们可以见到他们的父亲，条件是他们以后既不能再见到他们的母亲，也不能再见到他们的姑姑。
有人对国王申明了这项最后通牒。
他思索了一会儿；随即，用他习惯的逆来顺受的神情说：“好吧，不管我瞧见自己的儿女会有多么高兴，我还是可以放弃……再说，使我操心劳神的大事不允许我把他们需要的时间给予他们……孩子们还是留在他们母亲的身边吧。”
根据这个答复，王储的床被搬到他的母亲房里。后者一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像国王被国民公会判决时那样，被革命法庭判决时才离开．
虽然存在这项秘密，仍然必须考虑一下传递消息的方法。还是由克莱里负责筹划传递消息，由公主们的一个名叫蒂尔吉的仆人相助。
蒂尔吉和克莱里为了服侍他们各自的主人在来往时相遇。不过在保安警察的监视下，他们之间的一切谈话十分困难。他们彼此能够交换的唯一的一些话仅限于：“国王很好—王后，公主们和孩子们都好。”
不过，有一天，蒂尔吉交给克莱里一张小纸条。
“伊丽莎白夫人在交还餐巾时把它悄悄地塞在我手心里。”他对他的同事说。
克莱里马上跑去把纸条交给国王。
上面的字是用发针刺出来的，长时间以来，公主们就不再用墨水、笔和纸张了，上面写了这样一行宇：
我们身体很好，我的哥哥，请您写信给我们。
国王写了回信，因为，从审判开始以来，墨水、笔和纸张都还给他了。
然后，他把不加封的信交给了克莱里。
“念一下，我亲爱的克莱里，”他说，“您会看到这张纸条一点儿没有牵累您的内容。”
克莱里尊敬地加以拒绝，并且羞红着脸把国王的手推开。
十分钟后，蒂尔吉拿到了回信。
同一天，后者在经过克莱里房间的当口，从房间半开的门里抛进一个一直滚到床下的线团，从这个线团里又发现了伊丽莎白夫人的第二张纸条。
这是一种巧妙的办法。
克莱里在国王的回条外面重新用线绕成一个线团，把线团藏在放盆子的柜子里面；蒂尔吉找到了它，并将回信放在同一地方。
同样的妙计重复进行了好几天，每当他的随身男仆又一次向他表明忠诚和机智后，国王总摇着头说：
“小心呀，我的朋友，别把您给暴露了！”
这种办法的确是太不可靠了，克莱里想出了另一个办法。特派员们发给国王的大包蜡烛是用绳子捆扎的，克莱里仔细地保存下这些绳子，当他有了足够的数量后，就对国王说他想出了使得彼此通信更为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绳子传递给伊丽莎白夫人，伊丽莎白夫人正好睡在他的楼下，有一个窗户垂直靠近克莱里房间的小走廊上的窗户。在夜晚，就能把信件用绳子悬挂下去，而用同样办法也可以收到国王的信件。一只倒挂的灯草瞒过每扇窗，使得信件不掉到花园里。
再说，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根绳子，吊下笔、墨水和纸，这就省掉了公主们用发针来写信了。
这样一来，犯人们就可以每天得到消息，公主得到国王的消息，国王得到儿子和公主的消息。
尽管如此，国王路易十六自从出庭受审以来，精神状态每况愈下。
人们普遍相信两件事：或者按照查理一世的榜样，他非常热悉这段历史，国王在国民公会中拒绝回答一切问题，或者假如他回答的话，他可以高傲、勇敢地以君主制的名义回答问题，不是作为一个受审的被告，而是以接受挑战书并答应皮决斗的骑士的身分出现。
遗憾的是，路易十六并不具有足够的王家气质来采纳这两个主意中的一个主意。
他回答得糟糕透顶，吞吞吐吐而且笨嘴拙舌，正如我们所讲过的，在那些不知不觉落入他敌人手中的全部文件面前，感到不能周旋，可怜的路易终于要求有一位顾问。
在国王离开后，紧随着七嘴八舌的审议，最后大家同意国王要求顾问的请求。
翌日，为这件事被任命为特派员的四名国民公会议员来向被告了解由谁来担任他的顾问。
“塔尔热先生，”他回答。
特派员们离去，并且告知塔尔热先生国王给他这样的荣誉。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怪事！这个人—大有才华的人，前制宪议会的成员，积极参预修订宪法者之一—这个人害怕了！他怯懦地拒绝了，面对他的那个时代吓得脸色发白，在子孙后代面前惭愧得满脸通红！
然后，到国王出庭后的第二天，国民公会主席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主席公民
我不知道国民公会是否同意让路易十六有一位为他辩护的律师，并让他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路易十六知道，如果他挑选我担任这项任务，我准备全力以赴。我不要求把我的建议转告国民公会；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值得国民公会来留意我。然而，我曾经两度应召参加我主人的内阁，当时这个职务是人人渴望得到的，目前，这是一项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十分危险的职务，我也义不容辞。
假如我有可能让国王知道我的想法，我也就不致冒昧向您请求。
我认为根据您所担当的职位，您比任何人更有办法告诉他这个想法。
最后，请接受我的敬意，等等、等等。
马尔泽尔布
另外，有两份申请同时到达：一封来自特鲁瓦的律师苏尔达先生。“我愿意，”他大胆地说，“承担为路易十六辩护之责，是出于对他清白的看法！”另一封信来自奇特的南方即兴作家奥林匹·德·古热，她的一些喜剧全出自口授，有人说，她不会写字。奥林匹·德·古热自命为妇女的律师，她要求别人让妇女享有和男子同样的权利，她们可以当选议会议员，讨论法律，宣布和平与战争，而且她把自己的抱负建立在一句崇高的话上，她说：“妇女为什么不配上讲坛？既然她们配上断头台！”
她果然登上断头台，可怜的女人，但是在宣判之时，她又变成了女人，也就是说软弱了，她想利用法律赋予的特权，自称已经怀孕。
法院把女犯人送去找医生和助产士会诊。检查的结果表明，她就是怀孕，那也怀孕期太短，不能证实。
面对断头台，她又显示出男子气概，而且死得完全符合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至于马尔泽尔布，他就是那个与蒂尔戈一起担任过大臣，而且与他一起下台的拉穆瓦尼翁·德·马尔泽尔布。此外我们也说过，他是一个年约七十一二岁的矮个子，生性笨拙，漫不经心，长得很丰满，显得极为平庸。“真正的药剂师面孔，”米什莱说。在他身上，根本料不到具有古时的那种英雄主义。
在国民公会里，他始终称国王为陛下。
“谁让你在我们面前如此大胆的说话。”一个国民公会的议员问他。
“对死亡的蔑视。”马尔泽尔布简单地回答。
他简直视死如归；他一边走向死亡一边与大车里的一些同伴谈话，按照吉约坦先生的话，他接受死亡，就是只是在脖子上感到一阵轻轻的凉意而已．蒙索的看门人—被处决犯人的尸体是送往蒙索的—看到这种不怕死的奇怪证明：在这个被斩首的尸体的裤子表兜中，他发现了马尔泽尔布的挂表，时针指在两点上。按照犯人的习惯，他在中午上过发条，也就是说正是他走上断头台的时刻。
由于塔尔热不肯接受，国王选定了马尔泽尔布和特隆歇，这些人因时间紧迫增添了德塞兹律师。
十二月十四日，路易十六得到通知，准许他和他的辩护人会晤。当天，他接受了马尔泽尔布的拜访。
这个人的忠诚使他百感交集，尽管他的气质使他不易表达这类激情。
一瞧见这个高尚的不拘礼节的七十岁老人迎着他走来，国王的内心非常激动，他伸出双臂—国王的双臂是难得松开来的—并且满脸泪水。
“我亲爱的马尔泽尔布先生，”国王说，“来拥抱我一下！”然后，他亲热地把他抱在怀中。
“我明白我是和谁在打交道，”国王继续说，“我预计会被处死，我已准备好接受它。就像此时此刻您看到我那样，我很平静，对吗？好吧，我就这样走上断头台！”
十六日，有一个代表团来到丹普尔堡，它包括四名国民公会的议员：就是瓦拉柴、贡松、格朗普雷和迪普拉。
有二十一位代表接受任命去审查国王的诉讼案，这四个人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他们给国王带来起诉书以及有关审判的一些材料。整整一天都用于核实这些材料。
每一份材料由书记官选念一遍，宣读以后，瓦拉柴说：“您是否知道……？”国王回答是或者不是，然后一切就定下了。从那以后又过了几天，同样这几个特派员又来了，并向国王宣读了五十一份新材料，他像对先前的材料一样签字草签。一共留下一百五十八份材料的副本给国王。
就在这时候，国王得了炎症。
他回想起在他走进国民公会时吉尔贝的敬礼。他要求公社准许他过去的医生吉尔贝来看病，公社拒绝了。
“希望加佩不要再喝冰水，”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成员说，“炎症就会消失的。”
二十六日，国王必须第二次去国民公会受审。
他的胡子已经很长……我们已经讲过他的胡子是难看的、淡黄色的、长得乱糟糟的—路易要求给他剃刀。他们把它还给他，但条件是他只能当着四名保安警察的面使用！
二十五日晚上十一点，他开始写下遗嘱—这份东西那样赫赫有名，本书就不予记载了，尽管它令人感动、富有基督精神．有两份遗嘱经常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路易十六的遗嘱，它处于共和国而只看到君主制，典尔良公爵的遗嘱，它处于君主制而只看到共和国。
我们只想引述路易十六遗嘱中的一句话，因为它有利于帮助我们澄清一个观点问题。俗话说，每个人不仅看到事情的真相，而且按照各自所持的观点。
“我最后，”路易十六在遗嘱中说，“在上帝面前，并准备站在上帝面前，我不认为自己应对任何提出来的罪行负责。”
路易十六多亏了这句句子，才使子孙后代给他以正直人的美誉，路易十六违背誓言，留下了攻击誓言的抗议而逃往国外。路易十六讨论、解释并赞赏拉法埃特和米拉波把敌人召到法国国内的计划，路易十六最后准备，正如他自己所说，站在天主面前由天主来审判他，相信这位天主，相信他的公正，相信他报应好的行为，也报应坏的行为；路易十六怎么能说：“我不认为自己应对任何提出来的罪行负责”呢？
好吧，句子本身的结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路易十六并没有说：别人提出来攻击我的那些罪行是假的，不，他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应对任何提出来的那些罪行负责，这不完全是一回事。
路易十六准备走上断头台，他始终是德·拉沃吉荣的学生！说“别人提出来攻击我的那些罪行是假的”这就是否认这些罪行，而路易十六却不能否定它们，说“我并不认为自己应对任何提出来的那些罪行负责”，这是万不得已，意思是：“这些罪行是存在的，可是我不认为自己应对它们负责。”
为什么路易十六不应对它们负责呢？
因为，正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他是从君主制的观点出发的。因为，由于他成长所处的社会环境，由于这项合法的加冕礼，由于这种不犯错误的神圣权利，国王们不能从其他人的那种角度看到罪行，尤其是政治罪行。
所以，对路易十一来讲，他背叛自己父亲不算是罪行，这是公共利益的战争。
所以，对查理九世来讲，圣巴特罗缪屠杀不算是一桩罪行，这是救济大众所要求的一项措施。
所以，在路易十四的眼里，南特赦令的撤销不算是罪行，这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
就是这个马尔泽尔布，今天为国王辩护，过去作为大臣，也要求为新教徒平反昭雪。他遭到了路易十六顽强的驳回。
“不，”国王回答他说，“不，新教徒的流放是国家的一项法律，路易十四的一项法律；我们不要越出上代的界限。”
“陛下，”马尔泽尔布回答，“政治从不反对正义！”
“可是，”路易十六像个不懂事的人，叫道，“撤销南特赦令哪点损害正义了？撤销南特赦令不是为了拯救国家吗？”所以，对路易十六来讲，这种被一个老信徒和一个充满仇恨的耶稣教士所惹起对新教徒的迫害，这种在塞文山谷造成血流成河，随即点燃了尼姆、阿尔比、贝齐埃等处火刑架的残酷措施，都不属于罪行，相反，却是为了国家利益！
接着还有另一件事应当从王家的观点去考虑：那就是一个国王差不多总由一位外国公主生出来，他吸吮着她血液中的精华，对他的人民差不多是个外国人，他统治他们，就是这样—还有，通过谁来统治他们呢？通过他的一些大臣。
这样，非但百姓不配成为他的亲属，不配成为他的姻亲，而且他们不配直接受到他的统治。同时，与此相反，外国君主们乃是国王的亲属和姻亲，国王在他的王国中，既没有亲属，更没有姻亲，他不需要通过大巨就可以和这些君主直接通信。西班牙的波旁家族，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意大利的波旁家族，追根溯源都属于同一祖先：亨利四世。他们是姑表兄弟。奥地利皇帝是舅兄，萨瓦的亲王们是路易十六的姻亲，按他母亲方面来讲，他属于撒克逊血统。
此刻，人民终于要把某些条件强加在他们的国王身上，国王并不认为遵循它们是为了他的利益，那时路易十六召唤谁来攻击他的反叛的臣民呢？呼唤他的姑表兄弟，他的舅兄们，他的姻亲们，对他来讲，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都不是法国的敌人，因为他们属于他的亲戚，属于他这个国王的朋友，再说，从君主制的观点来看，国王即是法国。
这些君主们，他们要捍卫什么呢？就是君主制的神圣的、无可非议的、差不多是神授的事业。
这就是路易十六为什么并不认为自己应对别人提出的他的那些罪行负责。
此外，王室的自私自利孕育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人民把他们对王权的恨扩大到否定上帝的地步，因为有人对他们讲过君权是出于神授，他们毫无疑问也根据某种从他们的观点赞赏的国家利益，发动了七月十四日、十月五日与六日、六月二十日以及八月十日的革命。
我们没有提到九月二日：我们再重申一遍，并不是人民制造了九月二日事件，这是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