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介绍安德烈被当作嫌疑分子关进监狱的情况之前，先讲一下王后是如何被当成罪魁祸首送进监狱的。
我们曾经提到议会和公社之间的对立。
议会，就像所有根据宪法建立的社团一样，并没有与某些个人采取同样的步伐；它把民众在八月十日推出来，随后自己却缩在后面。
巴黎各区临时建立了著名的公社委员会，实际上，正是这个公社委员会完成了受到议会鼓吹的八月十日事件。
证据是，国王反对公社，到议会去寻找庇护。
公社对能在杜伊勒里宫把国王和人们称之为母狼和狼崽子的王后、王太子一起抓住，或用两个床垫把他们闷死或在两道门之间把他们扼死，是决不会感到半点遗憾的，议会却给国王安排了栖身之处。
议会使这项计划遭到破产，可是这项计划的实现或许倒是一件很大的好事—尽管计划是卑鄙无耻的。
议会保护了国王，王后，王太子，甚至保护了大臣们，因此，议会是保王的；议会颁布法令，规定国王居住在卢森堡，也就是在一座王宫里，议会当然是保王的。
确实，如同一切事物，保王也分等级，在公社，甚至在议会的眼里所谓的保王，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却是革命的。
拉法埃特在法国是作为保王党人逃亡在外的，他不是很快就被奥地利皇帝当成革命党人关进监狱了吗？
因此，公社开始指控议会保王；随后，罗伯斯庇尔不时地从他藏身的洞穴中露出他那颗卑躬屈节、吹毛求疵、刻薄狠毒的小脑袋，大肆诽谤。
在那个时候，罗伯斯庇尔恰好正在讲，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吉隆特派，将要把王位拱手送给不伦瑞克公爵。吉隆特派，你们懂吗？换句话说，就是第一个喊出“拿起武器！”这个声音的，并第一个振臂高呼要捍卫法国的。
然而，为了实现独裁，革命的公社理当抵制保王党议会所作的一切。
议会已经批准以卢森堡作为王宫。
公社宣称倘若国王住在卢森堡，它不为国王担保，因为公社肯定卢森堡的酒窖和地下墓穴是相通的。
议会可不情愿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导致与公社的关系破裂：它任凭公社去选定国王的住处。
公社选中了丹普尔堡。
看看这个地方挑选得是否很妙呀！
丹普尔堡不像卢森堡那样是一所宫殿，后者的地窖与地下墓地相通，在平原上高筑围墙，与杜伊勒里宫和市政厅形成三足鼎力，不，不，丹普尔堡是安设在公社眼皮底下，触手可及的监牢；公社只要伸出手来：它可以打开或关闭丹普尔堡的大门，这是一座偏僻的、古老的城堡主塔，壕沟是重新挖掘过的；这是一座古老、低矮坚固、阴暗、凄凉的塔楼，美男子菲利浦（即菲利浦四世，法国国王（1288－1314年）），即是君主政体代表曾在那儿摧毁了反抗他的中世纪体制；君主政体也将回到那儿被新的体制所消灭。
这庄古老的塔楼怎么会留在那儿，犹如大太阳下的一只猫头鹰留在这个人口拥挤、阴暗龌龊、凄凉萧条的地区？就是在这儿，公社作出决定让国王和他的全家居住下来。当公社指定国王以这个僻静之处作为住所时，是否有过盘算？按中世纪法律规定，在那儿古代的破产者头戴绿色贝雷帽，并且用石块敲打屁股，在这之后，他们就一点也不欠什么了吗？不，有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命运的安排，我们说的是天意，如果用这个字眼不是太残酷无情的话。
十三日晚上，国王，王后，伊丽莎白夫人，德·朗巴尔夫人，德·图尔泽尔夫人，国王随身男仆谢米利先生，以及王太子随身男仆于先生都被转移到丹普尔堡。
公社迫不及待地把国王送到他的新居所，塔楼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国王全家被带到建筑物中从前阿尔图瓦伯爵大人刚到巴黎时逗留过的、被称为宫殿的这一部分。
整个巴黎似乎处于一片欢乐之中：老实说死去了三千五百名公民，可是国王，这个外国人的支持者、革命的大敌、贵族老爷和教士们的同盟者，国王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丹普尔堡周围的房屋都没有灯火。
一直到塔楼的雉堞上都有小油灯点燃着。
路易十六从马车下来时，他发现桑泰尔骑着马呆在车门十步远的地方。
两名保安警察在等待着国王，头上的帽子照样戴着。
“进去吧，先生。”他们对他说道。
国王进门后，很自然地对他未来的住处产生了一种错觉，他要求参观一下宫殿里的一套套房间。
保安警察们相视一笑，并不戳穿他要随意走走是多此一举，因为城堡主塔才是他应该居住之处。他们领着他一处一处地参观了丹普尔堡。
国王对他的一间间房间进行了安排，而保安警察对于这种转眼成为泡影的谬误却感到是一种乐趣。
在十点钟，晚餐已经摆上了。在用餐的时间里，马尼埃尔站在国王旁边：他不再是一位俯首帖耳的仆人了，而是一位监狱看守，是一位监视人，是一位主人！
假如有两条针锋相对的命令：一条来自国王，一条出自马尼埃尔，大家执行的总是马尼埃尔的命令。
在这儿才真正开始了囚禁生活。
从八月十三日夜里起，国王，从王朝的最高层被打倒，离开了最高的顶峰，飞快地坠落到山对面的山坡上，而在它的下面恭候着他的是一座断头台。
他花了十八年攀登高峰，并且雄踞在那儿，他将要以五个月零八天的时间从上面被猛然推下来啦！
你们可以看到他被人推下来的速度是多么快！
十点钟，他在王宫的餐厅，十一点，在王宫的客厅里。国王还是国王，或者至少相信他还是国王—他对于所发生的一切竟然一无所知。
到了十一点，来了一位特派员，下令两名随身男仆于和谢米利带上他们一点少得可怜的零星用品，随他前去。
“跟你去哪儿？”随身男仆问道。
“到你们主子夜间的住处去，”特派员回答，“王宫只是白天的住所。”
国王，王后，王太子已经只是他们随身男仆的主人了。
在王宫门口，他们发现有一个保安警察手上拎着一盏提灯走在前头，于是他们就跟着那个保安警察。
在这盏提灯的微光下，而且多亏了这道正在熄灭的灯光，于先生竭力去辨认国王未来的住处；在他面前只见到阴森森的城堡主塔，耸立在高空，活像一个花岗石的巨人，在它的额头上闪烁着火焰的冠冕。
“天呀！”随身男仆停顿下来，说道，“您带我们去的是不是这个城堡主塔？”
“对，正是这样，”保安警察回答，“嗳，住宫殿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你会看到人家怎样安顿杀害人民的凶手。”讲完这一番话，这个拎着提灯的人，走上一座螺旋形梯子的头几级踏步。
随身男仆们在二楼打算停下来，但是拎提灯的人继续往前去。
最后到了三楼，他不再上楼了，而走到楼梯右边的走廊上，并打开了走廊右手的一扇房门。
一个独一无二的小窗照亮着这个房间：三四张木椅子、一只桌子，加上一张破床构成了室内全部家具。
“你们两人中哪一个是国王的仆人？”保安警察问道。
“我是他的随身男仆，”谢米利说。
“随身男仆或者仆人，反正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指给他看那张床。
“喂，”他添上一句话说，“这儿才是让你主子睡的地方。”于是拎提灯的人将一条被子、二条被单掷在一张椅子上，用他的灯点着了壁炉上的两支蜡烛，然后，让两个随身男仆单独留了下来。
别人去准备王后在二楼的房间了。
于先生和谢米利先生目瞪口呆地四目对视着，在他们满是泪水的眼睛中还留着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宫闱：人家把国王扔进去的甚至不是禁闭国王的监牢，人家把他安置在又脏又乱的陋室里。
在台上的国王陛下是不会碰到厄运的。
他们仔细观看这个房间。
床被放在一个没挂帘子的凹室里，靠墙摆着一个旧的柳条筐，说明这是提防臭虫的一种措施—不起作用的措施，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可并没有灰心气馁，而立刻尽他们所能打扫房间，擦洗床铺。
正当一人在扫地，另一人在掸灰尘，国王走了进来。
“哎呀！陛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多么卑鄙无耻呀！”
国王依然毫无表情—这是不是内心的力量？是不是无忧无虑？他环顾一下四周，一言不发。
墙壁上有画，而这些画中有些是猥亵的，他就把它们撕了下来。
“我可不要，”他说，“让这种样子的东西留在我女儿的眼皮底下！”
跟着，床已铺好，国王就寝并睡得如同还睡在杜伊勒里官一样安稳，也许更安心一点呢！
当然罗，假若在这个时刻，有人给国王三万利弗尔年金，一所乡间别墅带有马蹄铁匠作坊，一个旅行书库，一座小教堂常常能听到做弥撒的声音，一位能对他讲道的小教堂神甫，一千五百亩的花园，在那儿他能生活得不受一切阴谋诡计的侵袭，在他的周围环绕着王后、王太子以及公主，换句话说，用更愉快一些的字眼—他的老婆和他的孩子们，那么，国王就算是他王国中最幸福的人了。
在王后这方面，事情就一点儿也不是这样了。
万一这头高傲的母狮子，瞧见关她的铁笼子而不咆哮、吼叫，那是由于她的胸中煎熬着一种如此残酷的痛苦，使她对周围一切的事物变得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了。
她的一套房间有四个小间：一间候见厅供德·朗巴尔亲王夫人，一间安顿王后，一间小间让给德·图尔泽尔夫人，而另一间备房作为伊丽莎白夫人和她两个孩子的房间。
这一切比国王房间里要清洁一些。
另外，马尼埃尔好像对人们在国王身上所使用的某种欺骗而感到内疚，他宣称公社建筑师，帕卢瓦公民—就是负责拆除巴士底的同一人，将前来与国王商议使王室未来的住处尽可能舒适些。
眼下，趁安德烈正把她最亲爱的丈夫遗体安葬在坟墓的时候，趁马尼埃尔安顿国王和他的全家在丹普尔堡，趁木匠在卡鲁塞尔广场竖起断头台，而且，胜利的战场将改建成沙滩广场的时候，让我们对我们曾经进去过两三次的市政厅内部看上一眼，并让我们欣赏一下刚刚接替巴伊和拉法埃特而且倾向于取代议会、攫取专制的这个政权。
让我们看看这些人，他们将对我们说明行动的理由。十日晚上，当然罗，当一切都结束了，炮声轰鸣暂时停息下来，枪击声已经消失，人们专心一致残杀的时候，一群衣衫褴褛，醉醺醺的人用力将这个魔鬼、眨眼皮的猫头鹰、下等人的先知、神圣的马拉带到公社委员会中间。
他任人摆布：什么也不用惧怕，胜利已成定局，而战场正向狼、秃鹫和乌鸦敞开着。
他们称他为八月十日的胜利者，他们是在他把头从他洞里的气窗中伸出来的时刻抓住他的。
他们给他戴上桂冠，而他呢，恰似恺撒，天真地将王冠留在额头上。
他们来了，无套裤汉公民们，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将马拉上帝掷到公社中间。
这就像人们将残废的伏耳甘掷到众神的委员会中间。众神一见到伏耳甘就乐了—一眼瞅见马拉，许多人也笑逐颜开，但另一些人则感到恶心，还有一些人感到胆战心惊。后一些人才是正确的。
然而，马拉并不是公社的一分子；他也未被任命为公社的委员，他是被人带到那儿的。
他就此在那儿留了下来。
别人为他—为了他，特意为了他—搞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棚，这些新闻记者非但不受公社的支配，不像代写演说稿和辩词的人那样归议会所控制，公社反而落入了魔掌，处于马拉的魔爪之下。
在我们敬爱和伟大的朋友维克多·雨果的非常成功的剧本中，安日洛虽位居帕拉之上，可是感到威尼斯在它之上；与此相似，公社虽在议会之上，但总感到有马拉凌驾其上。
请注意它是何等地听从马拉的话，这个议会所服从的、高傲的公社呀，这儿是它所作出第一批决定中的一个：
从此以后，讨厌的保王党人的印刷机将予以没收，并判给爱国的印刷厂。
在法令应该公布的当天早上，马拉已经付诸行动：他去了王家印刷厂，拖了一台印刷机去他家里，并将他中意的一切铅字装袋带走。难道他不是爱国印刷厂中的第一家吗？
议会对于十日的大规模屠杀感到震惊，但它无力阻止他们：人们在它的大院，在它的走廊上，在它的门口大肆残杀。丹东说过：
“审判在哪儿开始，人民就应在哪儿停止复仇。我在议会前许下诺言，保护在它圈子里的人，我将走在他们前头，我对他们负责。”
这是丹东在马拉还没有来到公社之前说的话。自从马拉来到公社后，他就什么也负责不了了。
面对着毒蛇，狮子改变了战术：它尽力变成狐狸了。拉克鲁瓦，这位旧军官，这位强健的议员，丹东一百名手下人中的一位，登上讲坛，要求由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桑泰尔任命—保王党人自己也说在桑泰尔粗犷的外形下有一顺同情怜悯的心—拉克普瓦要求任命一个军事法庭不间断地对瑞士兵，对军官和士兵们进行审判。
这就是拉克鲁瓦或者不如说是丹东的主张。
这个军事法庭是人们从参加过战斗的人中间选出来的。参加过战斗的人们，乃是勇敢的人们，而勇敢的人才会赏识并尊敬勇气。
不过，甚至正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才对惩罚战败者感到反感。
人们难道不曾看见他们，这些因血腥而发狂、因杀戮而七窍生烟的胜利者照顾妇女，保护她们，护送她们到家门口吗？一个从布列塔尼革命党人或从马赛革命党人中间选出的军事法庭，终于在胜利者中间产生了，这是囚犯们的拯救者，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宽大的措施，但公社拒绝了它。
马拉宁愿进行大屠杀：这将会结束得更快一些。
他需要的除了人头还是人头！
他要的数字，非但不减少，而且不断增加，开始是五万颗脑袋，接下来十万，再接着二十万；末了，他要求二十七万三千颗头颅。
为什么会有这个希奇古怪的数字，这个带零头的数字？他本人要把它说清楚也是非常为难的。
他要求大屠杀，就这么回事—屠杀走上了正规化。因而，丹东再也不涉足公社了，照他所说，部长的工作使他心无二用。
公社做了些什么呢？
它急忙派一些代表团去议会。
十六日，三个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到庭。
十七日，一个新的代表团出现了。
“人民，”它说，“对于一点不进行报复等得不耐烦了。你们得担心人民进行审判！今天晚上，在半夜，警钟将敲响，在杜伊勒里宫应当设立一个刑事法庭，每个区有一名法官。路易十六和安托瓦内特喜欢鲜血，让他们看一下他们的喽罗们在流血！”
这样大胆放肆，这样施加压力，竟使两个人跳了起来：雅各宾人舒迪厄，丹东的人蒂里奥。
“来此地要求进行大屠杀的这些家伙，”舒迪厄说，“根本不是人民的朋友；这些是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人要建立一个宗教式裁判所，我誓死反对！”
“你们对革命抹黑！”蒂里奥叫嚷道，“革命不只是在法国；革命是属于全人类的！”
随着请愿之后，威胁接踵而来。
这次轮到区国民自卫军士兵们加入，并说道：
“如果，在两点或三点前，陪审团团长还未任命出来，如果陪审团成员还没有什么行动的话，全巴黎将遭受巨大的灾祸。”在这个最后的恐吓下，议会被迫服从了：它投票产生了一个非常法庭。
要求是在十七日提出来的。
十九日，法院已经诞生了。
二十日，法院一切就绪，并判处一名保王党人死刑。二十一日晚上，前一天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火把照耀下，在卡鲁塞尔广场被执行了。
尽管如此，这种第一次执行死刑的印象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吓人的程度连刽子手本身也经受不住。
在他将这第一个判刑犯人的头颅示众，并在人群中打开一条让柩车通过的道路时，他突如其来一声长嚎，手中的人头滚到石板路面上，他仰天倒下了。
他的助手们把他扶起：他已毙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