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某伸意义上任凭我们摆布的优秀读者，那些到处跟着我们转的读者，还有那些，说来奇怪，就是在像我们这样从事着一项有趣工作，把君主政体的历史篇章一页一页展现出来的人偏离主题时也从不弃之不顾的读者，他们在报上刊登的《昂热·皮都》最后一节的末尾，以及在“阅览室版”的同一作品的第八卷的最后一页上看到“完”字时，一定会深有体会地发现，这里存在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对这个错误，将来有一天我会作出解释的。
一个作者，尽管他的宏图大略也许有过头之处，可是首先总该知道写一本书，得有符合这本书的一切条件，正如建筑师该懂得造房子的一切条件，造船者该懂得建造一条大船的一切条件那样。的确，大家怎么能料到一个创造者竟会让他的高层建筑只盖到第四层，让他的大船上刚造到一半、只竖起一很桅杆，就戛然而止、撒手不管！
然而，这却是可怜的《昂热·皮都》的遭遇，如果读者认真对待这个“完”字的话。这个字恰好放在全书最饶有趣味的段落，我们正写到紧要关头：国王和王后准备离开凡尔赛前往巴黎；夏尔尼开始感觉到那个五年来他一直没有留意过的女人竟是个可爱的女人，在他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时，在他的手触到她的手时，一抹红云飞上她的脸颊，吉尔贝和比约以阴沉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革命的深渊，这个深渊是由代表民心的拉法埃特（拉法埃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一七八九年以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象征时代天才的米拉波（米拉波（1749－l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斐扬派领袖之一。）两个人为埋葬君主政体挖掘出来的，可怜的皮都，这个微不足道的故事里的微不足道的英雄，在维莱一科特雷到皮瑟勒的路上，把向心上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昏过去的卡特琳横抱在双膝上，她的情人正跟仆人一起飞马越过田野，沿着大路赶回巴黎。
此外，在这部小说中也还有其他更为次要的人物，不错，读者对这些次要人物，肯定也乐意要知道他们的下落，关心他们的种种活动，而我们，大家也都清楚，我们的习惯是，一旦一出悲剧上演，就要跟踪追击，一直追到遥远的最最烟蒙蒙的地方。我们不仅关心主要英雄人物的命运，也注意次要人物，甚至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踪迹。
我们看到福蒂埃，这个死心塌地拥护君主政体的修道院院长，毫无疑问，他不想成为一个拥护宪法的修士，他宁可饱受皮肉之苦也不宣誓效忠宪法。
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小吉尔贝，身上具有两种当时相互对立的本性，十年来这两重性格一直揉合在一起，小吉尔贝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民主思想，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贵族气派。
还有比约太太，这个可怜的女人，首先，她是一个母亲，就像母亲那样盲目，让女儿待在她走过的那条路上，自己独自返回农庄。自从比约离家之后，比约太太就已经够孤单寂寞的了。还有住在树林深处的茅屋里的克鲁伊老爹，他还不知道刚刚拿到手的那支皮都换给他的枪，是否也像他自己的那支打掉了他左手的两三个手指的枪一样好使，在普通年份用那支枪就能打到一百八十三只野兔和一百八十二只家兔，要是在闰年，那就是一百八十三只野兔和一百八十三只家兔。
最后，还有克洛德·泰利埃和德西雷·马尼凯这些村里的革命者，他们别无他求，只求能沿着巴黎革命者的足迹前进，但是还得盼望他们的头领，忠诚老实的皮都率领他们，他们的上校，他们的高级长官指引并约束他们。
我们提到这一切，无非是想让读者看到这个“完”字时再次感到惊讶，这个字十分奇怪地蹲在小说最后一章的末尾，我们可以说，就像古时候的斯芬克司蹲在泰伯路口，它的洞穴前面，向过往彼俄提亚的旅客提出难以解答的哑谜那样。现在，让我们来作一些解释。
有一个时期，报章同时刊登：
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费德里克·苏利埃的《总忏海》，乔治·桑的《莫普拉》，还有我的《基度山伯爵》、《红屋骑士》和《女人之战》。那年代是连载小说的全盛时期，然而却是政治上的暗淡岁月。
在那年代，有谁关心阿尔芒·贝尔丁、韦隆博士，还有尚博勒议员在巴黎报刊上撰写的社论？
一个也没有。
人们不关心也完全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报刊上那几篇可怜的社论都空洞无物，也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
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浮现出来的，而且肯定会漂到某个地方。
只有一个海洋会永远吞噬人们扔进去的东西：那就是死海。看来，人们就是要把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一八四七和一八四八年（指一八四八年前后一段时期，法国政局动荡不安，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二日，由于粮价激涨，工人、农民生活受威胁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统治的七月王朝。）巴黎报纸的社论扔进这片茫茫无际的大海中去。还有，人们除了把阿尔芒·贝尔丁、韦隆博士、尚博勒议员这几位先生的社论扔掉之外，还把梯也尔先生、基佐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贝里耶，先生、莫莱先生，以及迪夏特尔先生等人的演说词也不屑一顾地扔掉，这无论如何也会使迪夏特尔、莫莱、贝里耶、巴罗、基佐和梯也尔等先生怒火中烧，如同会使尚博勒、韦隆博士和阿尔芒·贝尔丁三位先生大为不悦一样。
不错，代替它们的是，人们早上把在报纸上看过的《巴黎的秘密》、《总忏悔》、《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红屋骑士》、《女人之战》等长篇连载小说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放在一边，晚上再装订成册，不错，正因为这样报纸的订户成倍增加，文艺阅览室的读者拥挤不堪；不错，这同样也使史学家和平民百姓学到历史，不错，正因为这样，在法国国内拥有四百万名，国外拥有五千万名读者；不错，从十七世纪起，法文就己经成为外交语言，到了十九世纪，更成了文艺语言，不错，诗人挣到足够的钱，使自己不受约束，能摆脱迄今为止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对他施加的压力，不错，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一个新的帝国，那就是才气横溢的贵族阶层，天资卓著的帝国；不错，总而言之，这一切给个人带来无数令人肃然起敬的成果，也给法国带来无限的光荣，所以，人们能认真对待，不让这种会引起混乱的状态再继续下去，但愿王国里的重要人物，能真正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愿名望、声誉乃至国家的财富能实实在在、真正地落入创造这些财富的人手中。
一八四七年的政治家们，正如我说过的那祥，是想终止这类丑闻；奥迪隆·巴罗先生希望人们也提到他，但是不打算借助讲坛作精采动人的演说，而是在他的姓名还受到尊敬的某些地方大摆廉价的筵席，宴饮宾客。
应该给这种筵席起个名字。
在法国，某件东西的名字是否起得恰当，这无关紧要，只要它有个名字就行。
因而，人们管这类筵席叫做“改革主义者的筵席”。
在巴黎，有这么一个人，他先是亲王，后来成为将军，又被流放过，由于流放而成为地理学教授，后来，又因为是地理学教授而去过美洲，在美洲旅行之后，就在西西里岛定居，娶了西西里国王的女儿，然后重返法国，回到法国之后，又被查理第十封为亲王，当了亲王殿下之后，终于喧宾夺主，自立为王。
是呀，这位亲王，这位将军，这位教授，这位旅行者，这位国王，总之，不幸和幸运本来可以教会他无数事情，而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学到，这个人一心想阻止奥迪隆·巴罗先生举行改革者的筵席，并且醉心于这种想法，他完全不懂得自己要对之宣战的乃是一种原则。何况，所有的原则都是由上而下的，因而，比由下而上的东西更为强大，何况，天使总要击败他与之斗争的人，哪怕这个人是雅各，也要被打败，原则总要压垮人，所以，路易·菲利浦也只好连同他的两代王孙，他的儿孙一起被推翻。《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
“上代作的孽，会报应到第三代第四代的儿辈们身上吗？”这种论调一时间在法国惹起轩然大波，使一个时期中谁也不关心什么《巴黎的秘密》、《总忏悔》、《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红屋骑士》和《女人之战》，我们甚至还得承认，这些作品的作者就更少有人关心了。
不，人们关心的只有拉马丁，只有勒德律·罗兰，只有卡韦尼亚克，以及路易·拿破仑君王。
可是临了，等到心神稍为平静下来，人们才体会到这些先生们远不及欧仁·苏先生，不及费德里克·苏利埃，不及乔治·桑，甚至也不及我那么有味道，我谦逊地把自己摆在所有的人后面，正因为人们察觉到他们的散文，除了拉马丁—什么样的地位，就受到什么样的尊敬—比不上《巴黎的秘密》，比不上《总忏悔》，也比不上《莫普拉》、《基度山伯爵》、《红屋骑士》和《女人之战》，人们邀请德·拉马丁先生，这位集中了民众的智慧的人，写些散文，只要这些散文不涉及政治，还请其他几位先生们，包括我也在内，写些带文学味的散文。
这一点，我们随时可以遵命，请相信，我可不用别人费神邀请。
于是连载小说又重新在报纸上出现，巴黎报刊上的社论又销声匿迹；于是，同样的能说会道，然而又引不起共鸣的人又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起来；这些演说家在革命前就口若悬河，革命后还是口若悬河，他们永远口若悬河。
在所有这些演说家中间，有一位不轻易开口，至少在习惯上是如此。
为此人们感谢他，当他身佩代表绶带，在人们面前经过时，大家都向他行礼致敬。
一天，他登上讲坛……我的天！我真想把他的大名告诉您，可是我一时记不起来了。
一天，他登上讲坛……啊！我应该让您知道，那天，议会的气氛异常恶劣。
巴黎刚推选出它的代表，这个代表偏偏又是写连载小说的人中的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我想起来了。
他叫做欧仁·苏。
议会的气氛坏透了，因为欧仁·苏被选为代表，而议会席上本来就已经有了四五个叫人难以容忍的文学斑点：
拉马丁、雨果、费利克斯·皮阿、基内、埃斯基罗斯等人。
这位代表，我刚才说我忘了他的姓名，这时候登上讲坛，机智地利用了议会气氛恶劣的大好时机。出席者都异口同声地发出“嘘”声，于是全场又鸦雀无声，人人都洗耳恭听。
他说因为报上刊登的连载小说，拉韦阿克谋杀了亨利第四，路易十三杀害了昂克勒元帅，路易十四杀死了富凯，达米安谋杀了路易十五，卢韦尔谋害了贝里公爵，菲埃希谋害了路易·菲利浦，普拉斯兰谋害了他的妻子。
他还补充说：
“所有的作奸犯科，所有的贪赃枉法，所有的偷窃抢劫，无不起因于连载小说。
“对连载小说只要查禁或课以重税，间题就迎刃而解。人们应该悬崖勒马，不要继续奔向深渊，而是退回到黄金时代，这样总有一天能够达到目的，只要过去跨出多少步现在后退多少步就行。”
一天，富瓦将军嚷道：
“在法国，当有人提出荣誉和祖国等字样时就会引起回声。”
是的，在富瓦将军的时代的确有过这种回声，我们听见过，谈论过，我们也乐于听到这种声音。
“这种回声到哪儿去了？”人们这样问我们。
“什么回声？”
“富瓦将军的回声。”
“在诗人维庸的旧时岁月里；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但愿如此！”
在这年月—并非富瓦将军的年月—一讲坛上只有另一种回声。
这个奇异的回声是这样说的：
“终于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败坏的东西，欧洲却在赞美，我们尽可能高价出售的东西，别国政府，如果他们也有幸拥有这种东西的话，却在免费供应，这种东西就是：‘才华。’”
应该说，这回声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而讲的，只不过重复了演讲者的话而已。
议会，除个别情况外，只不过起到重复传播的作用。唉！这就是三十五或四十年来多数派的作用。议会也像剧院一样，存在着致命的传统！
是呀，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作奸犯科，所有的贪赃枉法，所有的偷窃抢劫，无不出自连载小说这个罪魁祸首。
如果认为普拉斯兰先生谋杀他的妻子，如果认为菲埃希谋杀路易·菲利浦，如果认为卢韦尔谋杀贝里公爵，如果认为达米安谋杀路易十五，如果认为路易十四杀死富凯，如果认为路易十三杀死昂克勒元帅，最后，如果认为拉韦阿克谋杀亨利第四，所有这些谋杀事件显然都是由于连载小说的害处，甚至有的还在连载小说问世之前。
大多数人要采用印花税来解决。
也许读者没有很好地研究过什么叫印花税，他们会感到纳闷，想要知道印花税，也就是说一个连载小说的片段只课一个生丁的税，怎么会扼杀连载小说？
亲爱的读者，按照一个片段一生丁的印花税计算，如果您这份报的发行量是四万份，那么，您知道要纳多少税吗？一个片段就是四百法郎！
如果说，作者的名字叫欧仁·苏、拉马丁、梅里、乔治·桑或大仲马的话，人们就要为它出双倍的价钱。
碰到作者的名字虽然极受人崇敬，却又不及上面提及的那几位受人欢迎，那就往往要付出三倍乃至四倍的代价。这样的话，请您告诉我，一个政府对某种商品征税，其税率比商品本身的内在价值高出四倍，这个政府能称得上是道德高尚的吗？
特别在商品的属性还存在争议的时候。
这种商品叫做精神产品。
结果，再也找不到哪份报纸出得起如此高价来购买长篇连载小说了。
结果，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登载历史长篇连载小说。亲爱的读者，对涉及立宪的历史长篇小说，您的看法如何？
“呸！……”
我说，这正是我想提到的！
政治家们的目的就是要人们不再提起文学家。
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做是想把长篇连载小说推上更为合乎道德的道路。
因而，比如说，有人向我建议，向我这个写过《基度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和《玛戈皇后》等书的人建议，要我写王宫的历史。这可以说是一种类似饶有趣味的复式记帐。
一方面是“赌场的故事”！
另一方面是“妓院的故事”！
人们还向我，向我这个虔诚地笃信宗教的人建议，叫我写：“教皇们的罪行！”
人们还向我建议……我不敢把人们建议叫我做的全部事情公开。
上面提到的还算不了什么，要是人们只是叫我这样做的话。可是，人们刚才又叫我别这样做了。
因而，一天早上，我收到埃弥尔·吉拉尔丹给我的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昂热·皮都》一书的篇幅能压缩成半卷而不是六卷，压缩成十章而不是一百章。
请按照尊意删节，如果您不愿意由我动手的话。
当然罗，他的用意我一清二楚！
在埃弥尔·吉拉尔丹的旧文件夹里还藏有我的《回忆录》，他宁愿出版我的《回忆录》，也不愿出版我的《昂热·皮都》，因为《论文集》不用缴印花税，而出版《昂热·皮都》却非得照章纳税不可。
因此，他取消了我的六卷集的小说，以二十集的《回忆录》来取而代之。
唉，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在故事结束之前就写上“完”字的道理。
因而，昂热·皮都就被人用绞死保罗一世的方式绞死了，不过他不是被扼住了喉咙，而是被腰斩了。
可是，从《三个火枪手》中您也知道，您以为火枪手们已死过两次，可他们又两次复活，我的英雄们，他们可不像帝王们那么容易断气。
而对火枪手们来说是这样，对昂热·皮都也同样如此。皮都根本没有死，他只不过是暂时失踪，又要复出了；而我，在这兵荒马乱、风云变幻的时代，这个既点亮了多少火炬，又吹灭了无数烛光的时代，我请求您，只有当您接到我亲笔签署的通知书时才能确信我的英雄们真的离开人世了。
恐怕还不至如此！……
夏尔尼伯爵夫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