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梅特涅（1773—1859），十九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首相。
②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其沙龙是当时浪漫派文学青年聚会的场所。
戈德隆神甫，有如德·格朗维尔先生说的，不象一个圣保罗而象一个圣彼得，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预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法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淫妇极其手软，简直是无能。
民法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象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德·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您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噢！”德·格朗维尔伯爵说，“您真是不了解法国。出头起诉的权在丈夫；但丈夫告发妻子犯奸的案子，一年不到十件。”
奥克塔夫伯爵接着说：“这是神甫替教会说话，因为奸淫的罪名是耶稣基督定出来的。在人类发源的东方，女人只是供男人娱乐的一件东西，大家除了要她服从、长得俊俏以外，没要求她具备其他的德性。现代的欧洲家庭是继承耶稣精神的产物，把灵魂放在肉体之上，所以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当作一件神圣的行为。”
“噢！”德·格朗维尔嚷道：“婚姻中一切无法解决的困难，教会也的确感觉到的。”
奥克塔夫微笑着说：“教会造成了一个新社会；但我们这个社会的风俗，和因气候关系女人七岁就成熟，二十五岁就衰老的那种风俗，永远不会相同。天主教教会把半个地球的人的需要都给忘了。所以我们只能讨论欧洲社会。女人究竟比我们高，还是低？这是男女关系的真正的问题。倘若女人比我们低，那么教会把她抬得那么高以后，她犯奸淫应当受惩罚。过去便是这么办的。不是处死，就是送修道院，古时的立法就是这么回事。但以后，风俗照例把法律改变了。国王的宝座做了奸淫的床席；而风流案子的增加也表示天主教教条的衰落。现在教会只要求不贞的妇女能真正忏悔，社会也只给她一个黥印而不再教她受毒刑。固然，法律照旧把犯人判罪，但是这再也吓唬不住他们了。并且道德也有两种：社会的道德与法典的道德。凡是法典处罚不严的，社会就越大胆越不在乎：这一点我同意洛罗神甫的意见。在判决书的主文前面写着义正辞严的理由而心里不羡慕风流罪犯的法官，恐怕很少吧。社会在节会、习惯、娱乐方面表示根本否定法律，但对付事情的态度比法典和教会更严：它先鼓励人作假，然后再责罚人家手段笨拙。我觉得有关婚姻的法律应当彻底改革。或许把女子的继承权撤销以后，法国的法律可以变得完满了。”
德·格朗维尔伯爵笑着说：“这个问题，我们三个人了解最透彻。我不愿意跟我那位太太一起生活。赛里齐的太太不愿意跟赛里齐一起生活。至于你，奥克塔夫，太太又把你丢下了。我们三人合起来可以包括夫妇之间所有的难题；将来要研究离婚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个现成的委员会。”
奥克塔夫的叉子掉在玻璃杯上，把玻璃杯打破了，盘子也打破了。他脸白得象死人一样，向格朗维尔狠狠瞪了一眼，又从眼梢对我瞟了一眼，被我发觉了。
德·格朗维尔接着说：“对不起，朋友，我没注意到莫里斯。我跟赛里齐两个先做了你的证人，后来又做了你的同党。我以为让两位年高德劭的教士听到是没关系的。”
德·奏里齐先生把谈话转了方向，讲他怎样想讨太太喜欢而终于没成功。根据这位老人的结论，人的好感恶感是不可能定出规律来的；社会的法律只有和自然界的规律接近的时候才能说最完满。但自然界从来不管心灵的结合，人类能够传种，自然界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法典把极大的伸缩性付诸偶然是很聪明的办法。只要有男性的继承人，取消女儿的继承权的确是很好的修正：一则免得种族退化，二则减少不合理的婚姻，使男人找伴侣的时候只着眼于德性与容貌，而夫妇生活可以幸福一点。
然后他做了一个表示厌恶的手势，说道：“可是一个国家把七八百名议员集在一起，还有什么办法改善法律！……至于我，虽然我自己牺牲了，至少还有个儿子将来能继承我……”
我舅舅接着说：“一切宗教问题丢开不谈，我要向阁下提出一点，就是自然界只管叫我们活着，社会却应当给我们幸福。伯爵，您有没有孩子呢？”
“我，我有孩子吗？”奥克塔夫伯爵的声音口吻变得那样厉害，使大家不敢再谈女人与婚姻问题了。
喝过咖啡，两位伯爵和两位神甫看到可怜的奥克塔夫郁闷之极，便悄悄地溜走了；他连客人陆续走掉都没发觉，坐在壁炉旁边一张靠椅里，怅然若失。
等到他发现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说：“现在你知道我生活中的秘密了。我结婚以后三年，一天晚上回到家里，从仆人手中拿到太太一封信，声明离开我了。信写得相当有骨气，因为女人的天性使她一方面犯这种可怕的过失，一方面还能保持某些品德……现在大家只知道伯爵夫人在船上遇险，以为她死了。我只身独处，已经过了七年！……好了，莫里斯，今晚上不谈了。等我不怕和你谈这问题的时候再谈吧。一个人害了多年的病，一朝有了转机反倒受不了。好转的现象往往象害了另外一种病。”
我心里乱糟糟地去睡觉，因为疑团非但没廓清，倒反越来越重了。一个象伯爵那样性格的人和一个由伯爵挑选的女人之间，决不会闹些琐碎无谓的纠纷，所以我预感到必有些古怪的内幕。伯爵既是一个如此高尚，如此可爱，如此完满，如此多情，如此值得人家爱的男人，那么促成伯爵夫人离开的事故至少也是很特殊的。我在隧道上面走了多年，德·格朗维尔先生的一句话仿佛在隧道中丢进了一个火把，虽然没照清楚，但已经足够使我注意到隧道的深广。尽管不知道伯爵痛苦的深度与惨烈的程度，我可明白了他痛苦的性质。细细推敲之下，我不禁堕入一切有情人都可能有的蒙眬半睡的境界：伯爵的发黄的脸，干瘪的太阳穴，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常有的出神状态，结了婚的单身汉一切生活上的细节，登时变得通明雪亮，突出来了。噢！可怜的主人，我多么喜欢他啊！他在我心目中显得崇高伟大。我仿佛读到一首伤心的诗，看出我一向认为麻痹的心其实永远在那里活动。极度的痛苦不是常常会变成静止吗？这位大权在握的法官有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呢？是不是在那里咀嚼他长期的苦难呢？沸腾不已，达十年之久的怒潮，在巴黎不是一件大事吗？从那次惨变以后，奥克塔夫一向是怎么应付的？我们这时代和过去大不相同，私生活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夫妇的仳离更其不幸。我们两人考虑了几天，因为深刻的痛苦也有它的羞恶之心；可是有天晚上，伯爵终于音调很严肃地和我说道：“你别走！”
以下大致都是他口述的话：
“我离开中学，回到这所老屋子的时候，有个受我父亲监护的、漂亮而有钱的十六岁的姑娘。由我母亲一手教养起来的奥诺丽纳，那时刚好童年梦醒，看到人生。她妩媚可爱，稚气十足，想着将来的幸福象想着什么首饰一样，而幸福对她也许就是灵魂的首饰。奉教的虔诚使她体味到一些幼稚的乐趣，因为这颗纯朴的心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诗歌，连宗教在内。她远远地把自己的前途看作永远不散的筵席。无邪，纯洁，从来不曾因为精神骚动而有睡眠不安的现象，从来不曾因为有什么羞耻与悲伤而脸上变色或者掉过眼泪。她甚至也不追究为什么春光明媚的日子心头有些不由自主的冲动。她只觉得自己软弱，天生是听命于人的，她等着出嫁而并没有急于出嫁的欲望。凡是文学作品用描写情欲的方式灌输给人的、也许是必不可少的毒素，与她轻松快乐的幻想是完全无缘的；她对于人生毫无认识，对社会上的危险茫无所知。亲爱的孩子受的痛苦太少了，从来没机会试验她的勇气。总之，她的天真可以使她毫不畏惧地踏到毒蛇堆里去，象某些画家为无邪这个题目所拟想的画面一样。世界上再没一张脸比她的更开朗更快乐的了。明明是意义很清楚的不大得体的问句，她会莫名其妙地脱口而出。我和她在一起跟兄妹一样。一年终了，就在这所屋子的花园里，站在池子前面扔着面包屑喂鱼，我和她说：‘你可愿意咱们俩结婚吗？嫁了我，你可以爱怎么就怎么；换了别个男人，你可能受罪的。’我母亲正好走来，奥诺丽纳便说：‘妈妈，我跟奥克塔夫说定了，将来我和他结婚……’我母亲回答：‘十七岁就结婚吗？……不，再等一年半；倘若这期间你们俩情投意合，那么你们的出身、财产都相当，这门亲事可以说把门第与感情兼顾到了。’等到我二十六岁，奥诺丽纳十九岁的时候，我们结婚了。我的父母都是前朝的老人；为了尊重他们，我们保存这所屋子的本来面目，连家具都没更新，而我们住在这儿也和过去一样象两个孩子。可是我出去应酬，带太太去见世面，认为教导她是我的责任之一。到后来我才发觉，在我们那种情形之下结合的婚姻原来藏着一个暗礁，多少的感情、谨慎、生活，都是被这暗礁砸得粉碎的。丈夫变了教育家，成了老师；而老师的戒尺迟早总会伤人，把爱情给摧残了；因为一个年轻、美貌、安分、快乐的妻子，对于超过她天赋的优势的东西，是受不了的。也许我有许多地方做错了。也许在夫妇生活最难处理的初期，我说话盛气凌人。也许是相反，我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太信任那个纯朴的天性，没监督伯爵夫人，以为她决不会反抗的。唉，不论在政治方面，在夫妇生活方面，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那些帝国的崩溃与个人的苦难，到底是由于太信任呢还是由于太严厉。说不定在奥诺丽纳心中，她的丈夫还没有符合她少女的梦想。一个人幸福的时候，怎么能知道自己违反了人生哪几条规律呢？……”“)